第12章 誰能叫世界停止三秒？

如果鏡子是無心的相機，所以健忘，那麼相機就是多情的鏡子，所以留影。這世界，對鏡子只是過眼雲煙，但是對相機卻是過目不忘。如果當初有幸映照海倫的鏡子是一架相機，我們就有福像希臘的英雄，得以饜足傳說的絕色了。可憐古人，只能對著鏡子顧影自憐，即使那喀索斯（Narcissus），也不過臨流自戀，哪像現代人這樣，自憐起來，總有千百張照片，不，千百面鏡子，可供顧影。 在忙碌的現代社會，誰能叫世界停止三秒鐘呢？誰也不能，除了攝影師。一張團體照，先是為讓座擾攘了半天，好不容易都各就神位，後排的立者不是高矮懸殊，就是左右失稱，不然就是誰的眼鏡反光，或是帽穗不整，總之是教攝影師看不順眼，要叫陣一般呼喝糾正。大太陽下，或是寒風之中，一連十幾分鐘，管你是君王還是總統，誰能夠違背掌控相機的人呢？

“不要動！” 最後的一道命令有絕對的權威。誰敢動一根睫毛，做害群之馬呢？這一聲呼喝的威懾，簡直像美國的警察喝止逃犯：Freeze！真嚇得眾人決眥裂眶，笑容僵硬，再三吩咐Say cheese也沒用。相片衝出來了，一看，美中不足，總有人反應遲緩，還是眨了眼睛。人類正如希臘神話的百眼怪物阿格斯（Argus），總有幾隻眼睛是閉目養神的。 排排坐，不為吃果果，卻為照群相。其結果照例是單調而乏味。近年去各地演講，常受鎂光閃閃的電擊，聽眾輪番來合影，更成了“換湯不換藥”的場面，久之深嘗為藥之苦。笑容本應風行水上，自然成紋，一旦努力維持，就變成了假面，淪為偽善。久之我竟發明了一個應戰的新招。 攝影師在要按快門之前，照例要喊“一——二——三！”這老招其實並不管用，甚至會幫倒忙，因為喊“一——二——”的時候，“攝眾”已經全神戒備，等到喊“三——”表情早已呆滯，而笑容，如果真有的話，也早因勉強延長而開始僵化。所以群照千篇一律，總不免刻板乏味。倒是行動中的人像，例如騰跳的選手、引吭的歌手、旋身的舞者、舉杖的指揮，表情與姿勢就都自然而生動。

因此近年我接受攝影，常要對方省掉這記舊招，而改為任我望向別處，只等他一聲叫“好！”我就驀然回首，注視鏡頭。這樣，我的表情也好，姿勢也好，都是新的，即使笑容也是初綻。在一切都還來不及發呆之前，快門一閃，剎那早已成擒。 攝影，是一門藝術嗎？當然是的。不過這門藝術，是神做一半，人做一半。對莫奈來說，光，就是神。濛鴻之初，神曰，天應有光，光乃生。斷霞橫空，月影在水，哲人冥思，佳人回眸，都是已有之景，已然之情，也就是說神已做了一半。但是要捕永恆於剎那，擒光影於恰好，還有待把握相機的高手。當奇蹟發生，你得在場，你的追光寶盒得在手邊，一掏便出，像西部神槍手那樣。 阿富汗少女眼瞳奮睜的神色，既驚且怒，在《國家地理雜誌》的封面上，瞪得全世界背脊發毛，良心不安。僅此一瞥，比起阿富汗派遣能言善辯的外交官去聯合國控訴，更為有力，更加深刻，更像一場眼睜睜的夢魘。但是那奇蹟千載難逢，一瞥便逝，不容你喊什麼“一——二——三”！

其實攝影要成為藝術，至少成為終身難忘的紀念，鏡頭前面的受攝人，有時，也可以反客為主，有所貢獻的。不論端坐或肅立，正面而又正色的人像，實在太常見了，為什麼不照側面或背影呢？今日媒體這麼發達，記者拍照，電視攝影，久矣我已習於鏡頭的瞪視。記者成了業餘導演，一會兒要我坐在桌前作寫詩狀，一會兒又要我倚架翻書；到了戶外，不是要我獨步長廊，便是要我憩歇在菩提樹下，甚至佇立在堤上，看整座海峽在悲愴的暮色裡把落日接走。我成了一個半調子的臨時演員，在自己的詩境裡進進出出。久之我也會選擇背景，安排姿勢，或出其不意地回頭揮手。 有一年帶中山大學的學生去南非交流，到了祖魯族的村落，大家都爭與土著並立攝影，我認為那樣太可惜了，便請一位祖魯戰士朝我揮戈，矛尖直指我咽喉，我則舉手護頭，作危急狀。

一九八一年大陸開放不久，辛笛與柯靈隨團去香港，參加中文大學主辦的“四十年代文學研討會”。辛笛當年出過詩集《手掌集》，我就此書提出一篇論文，因題生題，就叫《試為辛笛看手相》，大家覺得有趣。會後晚宴，攝影師特別為我與辛笛先生合照留念。突然我把他的右手握起，請他攤開掌心，任我指指點點，像是在看手相。辛笛大悅，眾人大笑。 有一次在西子灣，鍾玲為獲得“國家文藝獎”宴請系上的研究生，餐後師生輪流照相。何瑞蓮與鄭淑錦，一左一右，正要和我合影，忽然我的兩肩同受壓力，原來是瑞蓮的右肘和淑錦的左臂一齊擱了上來。她們是見機即興，還是早有陰謀，我不知道。總之這一招奇襲，令平日保守的師生一驚，一笑，並且為我家滿坑滿谷的照片添了有趣的一張。那天陽光頗艷，我戴了一副墨鏡，有人看到照片，說我像個黑道大哥。

上個月回中文大學，許雲嫻帶我去新亞書院的新景點“天人合一”。她告訴我，金耀基校長誇稱此乃香港第二景，人問第一景何在，金耀基笑曰：“尚未發現。”我們走近“天人合一”，只覺水光瀲灩，一片空明，怎麼吐露港波滿欲溢，竟然侵到校園的崖邊來了？正感目迷神蕩，驚疑未定，雲嫻笑說：“且隨我來。”便領我向空明走去。這才發現，原來崖邊是一汪小池，泓澄清澈，滿而未溢，遠遠看過來，竟有與海相接的幻覺。人工巧接天然，故云“天人合一”。一條小徑沿著懸崖繞到池後，狹險至極。大家輪流危立在徑道上，背海面池照起相來。輪到我時，我便跪了下來，把下巴擱在池邊。照片衝出來後，只見我的頭顱浮在浩渺之上，朋友乍見，一時都愕然不解。

人生一世，貪嗔兼痴，自有千般因緣，種種難捨。雪泥鴻爪，誰能留得住，記得清呢？記日記嗎，太耗時了。攝影，不但快速，而且鉅細不遺，倒是方便得多。黃金分割的一小塊長方形，是一整個迷幻世界，容得下你的親人、情人、友人；而更重要的，是你，這世界的主角，也在其中。王爾德說他一生最長的羅曼史，便是自戀。所以每個人都有無數的照片，尤其是自己的倩影。孫悟空可以吹毛分身，七十二變。現代人攝影分身，何止七十二變呢？家家戶戶，照片氾濫成災，是必然的。 這種自戀的羅曼史，不像日記那樣只堪私藏，反而公開炫示才能滿足。主人要享炫耀之樂，客人就得盡觀賞之責。幾張零照倒不足畏，最可畏的，是主人隆而重之，抱出好幾本相簿來饗客。眼看這展示會，餐罷最後的一道甜點，一時是收不了的了，客人只好深呼吸以迎戰，不僅凝眸細賞，更要嘖嘖讚歎。如果運氣好，主人起身去添茶或聽電話，客人便可趁機一下子多翻幾頁。

一人之自戀，他人之疲倦。話雖如此，敝帚仍然值得自珍。我家照片氾濫，相簿枕藉，上萬張是一定的，好幾萬也可能。年輕時照的太少，後來照的太多，近年照的有不少實在多餘。其中值得珍藏並對之懷舊甚至懷古的，也該有好幾百張。身為人子、人夫、人父、人祖、人友、人師，那些親友與寶貝學生的照片當然最為可貴。但身為詩人，有兩張照片，特別值得一提。 第一張是群照，攝於一九六一年初。當時我英譯的《中國新詩選》在香港出版，“台北美國大使館”辦了一個茶會慶祝，邀請入選的詩人參加，胡適與羅家倫更以新文學前輩的身份光臨。胡適是新詩的開山祖，會上免不了應邀致詞，用流利的英語，從追述新詩的發軔到鼓勵後輩的詩人，說了十分鐘話。有些入選的詩人，如瘂弦、阮囊、向明，那天未能出席，十分可惜。但上照的仍為多數，計有紀弦、鐘鼎文、覃子豪、周夢蝶、夏菁、羅門、蓉子、洛夫、鄭愁予、葉珊和我，共為十一人。就當年而言，大半個詩壇都在其中了。

另一張是我和弗羅斯特的合照，攝於一九五九年。當時我三十一歲，老詩人已經八十五了。他正面坐著，我則站在椅後，斜侍於側。老詩人鬚髮皆白，似在冥想，卻不很顯得龍鍾。他手握老派的派克鋼筆，正應我之請準備在我新買的《弗羅斯特詩集》上題字。我心裡想的，是眼前這一頭銀絲，若能偷剪數縷，回去分贈給台灣的詩友，這大禮可是既輕又重啊。 這張合照經過放大裝框，高踞我書房的架頂，久已成了我的“長老繆斯”，也是我家四個女兒“眼熟能詳”的藝術圖騰，跟凡·高、王爾德、披頭士一樣。只有教美國詩到弗羅斯特時，才把他請下架來，拿去班上給小他一百一十歲的學生傳觀，使他們驚覺，書上的大詩人跟他們並非毫無關係。 胡適逝於一九六二年，弗羅斯特逝於翌年。留下了照片，雖然不像留下著作那麼重要，卻也是另一方式的傳後，令隔代的讀者更感親切。從照片上看，翩翩才子的王爾德實在嫌胖了，不像他的警句那麼鋒芒逼人，不免掃興。我常想，如果孔子真留下一張照片，我們就可以仔細端詳，聖人究竟是什麼模樣，難道真如鄭人所說，“累累若喪家之狗”？中國的歷史太長，古代的聖賢豪傑不要說照片了，連畫像也非當代的寫真。後世畫家所作的畫像，該是依據古人的人品或風格揣摩而來，像梁楷的《太白行吟圖》與蘇六朋的《太白醉酒圖》，雖為逸品，卻是寫意。楊蔭深編著的《中國文學家列傳》，五百二十人中附畫像的約有五分之一，可是面貌往往相似，不出麻衣相法的典型臉譜，望之令人發笑。

英國工黨的要角班東尼（Tony Benn）有一句名言：“人生的遭遇，大半是片刻的歡樂換來終身的不安；攝影，卻是片刻的不安換來終身的歡樂。”難怪有那麼多發燒的攝影迷不斷地換相機，裝膠卷，睜一眼，閉一眼，鎂光閃閃，快門刷刷，明知這世界不斷在逃走，卻千方百計，要將它留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