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士思想，歷來佔據傳統文化精神最崇高、最重要的地位，只是它如隱士的形態一樣，一向採取"遁世不見知而無悶"的隱逸方式，所以被大家輕易忽略，而容易忘記。如果強調一點來說，隱士思想，與歷史上的隱士們，實際上，便是操持中國文化的幕後主要角色。至於講到道家的學術思想，更與隱士思想，不可分離。與其說道家淵源於黃、老，或老、莊，毋寧說道家淵源於隱士思想，演變為老、莊，或黃、老，更為恰當。為什麼我們提出隱士思想的重要至於如此呢？簡單地舉出三個理由，加以說明，便可易於明了其中的道理了。
（一）上古歷史傳說上的反證
我們的歷史，自上古以至秦、漢。可稱為正史的，除了孔子著的《春秋》，以及春秋的三傳（《左傳》、《公羊》、《穀梁》）與《國語》以外，便是孔子和孔門弟子參加修整過的五經（《易》、《禮》、《詩》、、《春秋》）。後人有所謂"六經皆史"的說法，那便是說，我們所保留的五經資料，都是具有充分價值的史料，但是，這些都是屬於正史的題材；此外，如自古流傳，散見於民間及諸子百家的傳說當中，所記述有關的史料，是屬於歷史背景上反證的部分，也不能說毫無採信的價值。相傳歷史上的隱士，在三代之際，便有許由、巢父、卞隨、務光等人，這些人物，大多都是"視富貴如浮雲"，所謂敝展功名，薄視帝王而不為的角色；同時，又說他們的學問、道德、人品，都是有超人的成就。正因為他們浮雲富貴，敝屣功名，所謂"天子不能臣，諸侯不能友"，因此使我們歷史上所推崇的聖帝明王，如堯、舜、禹、湯等人，都為之禮敬景仰有加；換言之，凡是上古的聖君名王，無論為政為人，最顧忌的，便是隱士們的清議與輕視。尤其在野的知識分子，和民間的心理，對於隱士們態度的向背，非常重視，到了秦、漢以後，司馬遷作《史記》，特別點出隱士一環的重要，把他和謙讓的高風合在一起，指出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化人高尚其志的另一面目。因此他寫世家，便以《吳太伯世家》做點題；他寫列傳，便以《伯夷列傳》做點題，尤其他在《伯夷列傳》中，借題發揮，大發其歷史哲學與人生、世事哲學的議論，比他的自序，還要進一層，深刻透露出文化哲學的觀點，強調隱士思想的背景，與其崇高的價值。
（二）孔子與隱士的思想
其次，如眾所公認我們大成至聖先師的孔子，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心存君國的救世主義者，他要面對現實，反對逃避責任，但在他的一生里，卻極力讚歎伯夷、叔齊和吳太伯等人的讓位逃、隱，推崇他們的人格。他也講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的處世方法，同時提出"寧武於，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的觀感等等。這是說明孔子儘管自己具有人世救世的願望，但對於隱士思想"賢者避世，其次避地"的作法，仍然非常贊同，甚至他有的處世方法，也不得不取與隱士思想雷同的態度。所以在他周遊列國的時期，遭到晨門者、荷贅者的譏刺；碰到長沮、桀溺的批評；領會楚狂接輿的諷勸，他只有會心的嘆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只有在桀溺對他批評說："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闢人之士也，豈若從闢世之士哉！"他曾莫可如何地加以按語，才有"鳥獸不可與同群，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的感嘆。後來大家便引用他說"鳥獸不可與同群"的一句話，認為是孔子罵隱士們逃世消極的醜陋判語，其實，他說這句話，並非如後世人所想像的那樣醜陋與惡毒，他只是說出入各有志，彼此各行其是的感慨而已。因為鳥是飛的，獸是走的，所謂遠走高飛的消極者，與積極人世者，彼此都可各行其是；表明他自己，決心走的是人世救世的路線。我們只要一讀司馬遷寫《老莊申韓列傳》中，由孔子對於老子的按語："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遊者可以為給，飛者可以為繒。至於龍，吾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一段話，便可了解孔子所說"鳥獸不可與同群"的語意何在了。並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他對於隱士思想的估價，和推崇老子為高隱代表者的表示。因此司馬遷寫在捉摸不定的老子傳裡，也就有了"老子，隱君子也"的結論。總之，孔子的思想，與秦、漢前後所號稱的儒、道兩家思想，他們在原始的本質上，對於"君子乘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囗以行"的立身處世的態度，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對於"蓬囗以行"的隱士們，和隱士思想，是具有"心嚮往之"的潛在情感的。
（三）隱土與歷史政治的關係
講到歷史政治與隱士的關係，這在我們整個的歷史系統裡，是一個非常有趣味的問題，只是大家都相沿因襲慣了，談到歷史，不是用一本正經的嚴肅面孔來讀，便抱著疑信參半的態度來研究；可是無論屬於哪種方式，對於歷史政治上幕後隱士們的價值，都被忽略過去了。我在前面曾經強調說，隱士思想與隱士們，是操持中國文化的幕後主角，但是自古以來，真正徹底的隱士，已經無法確實得知他們的事蹟，只有被道家的人們，搜羅一部分，假託一部分，歸入若隱若現的神仙傳記裡去了。我們現在提出與歷史政治有關的人物，也只能算是"半隱士"的一樣。所謂"半隱士"，就是說他們的生平，或者在前，或者在後，過的是隱士的生活，其餘半截的生活，就出山人世，參與現實社會，和實際的政治有了牽連。關於"半隱士"與"隱士"，我們引用宋代詩人陸放翁的一首詩；做為恰當的說明、放翁的詩說："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負初心，不須更說嚴光輩，直自巢由錯到今。"他認為真正的隱士，入山唯恐不深，避世唯恐不遠；而被人知道出了名的隱士，已經辜負了自己當初逃隱的動機了，姑且不說別有用意的嚴子陵們，就是許由、巢父他們，被人發現了踪跡，有了"高尚其志"的"隱士"聲名，也早就錯到底了。這雖是陸放翁有所感而發的話，然而也足以代表"半隱士"們的一般感嘆！至於歷史政治有關的"半隱士"，例如伊尹、傅說、姜尚，以及間接有關的，鬼穀子、黃石公，與秦、漢以後的"半隱土"如張良、司馬德操與諸葛亮。南北朝以後，列入道家人物的，如王猛、陶弘景，唐代的魏徵，宋代的陳摶，元代的劉秉忠，明代的劉基、周顛，清代的範文程等等，都是其中的犖犖大者，為一般比較容易熟悉的人物。這便形成中國歷史政治上特有的情形：凡在撥亂反正的階段，或建國創業的時期，身為中國文化幕後的"隱士"們道家的人物，就見危受命，挺身而出，代表一般山林在野的志士們的精神，輔翼命世之主而創造新的時代和歷史。到了治平的時期，便又默默無聞，把成果與責任，付之自命為儒生們的手裡了。因此，我們要了解，中國歷史的演變，及其興衰成敗，成學術思想的關鍵，幾乎有一共通不易的定例：那便是凡當撥亂反正的時期，大多是道家人物與道家學術思想的功勞；到了天下太平，坐而論道，講究修齊治平之學的時期，就成了儒家的天下了。 "隱士"的道家人物們，對於過去中國歷史政治具有這樣舉足輕重之勢，除了"通古今之變"，如司馬遷等少數人以外，一般人幾乎不明實況，所以把真正道家的人物，與真正道家的學術思想，就一直蒙在冤枉的檔卷中了。我們姑且舉出正反面一、二種歷史資料，以便有一新的認識，恕限於時間與篇幅，不能具體地詳細講明。
1．歷史上畏懼"隱士"思想的反面
周代："太公望（姜尚，字子牙，因功被周室尊稱為太公），封於齊。齊有華士者，義不臣天子，不友諸侯，人稱其賢。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誅之。周公曰：此人齊之高士，奈何誅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望猶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棄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族之以為教首，使一國效之，望誰與為君乎？"
這一歷史故事，便是說明姜太公得封為齊君以後，要殺齊國的"半隱士"華士。他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請他三次又不出山，這便使"半隱士"出身的薑太公動了殺心了。因為姜太公是行家，他懂得"半隱士"的利害，又加上他初到齊國，舊有的地方勢力，還沒有投誠，他決不容許這種不合作的作風養成。所以周公吃驚地問他，你何以隨便就要處決一個"高士"呢？他就說出他的意見，認為假使像華土這種人，還要褒揚他，那麼，我還要做齊國什麼人的君王呢？這真是痛痛快快地說明統治者的苦經，同時，也由此可以了解上古對"隱士"思想的重要性。
其次：在戰國末期，齊國派使臣到趙國去，趙國的女主趙威後，在接見齊國大使的時候，還沒有談到正題，趙威後便問了幾個有關齊國政治的問題，最後，便說："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這個外交史上的故事，正和姜太公要殺華士的說法，是同樣的觀念，可見在春秋、戰國時期，當權者對於"半隱士"的畏懼，和懼怕俠義道的情形，是同樣的心理。其實，齊國的"半隱士"於陵子仲，已經大非姜太公時代的華士可比，趙威後挑撥齊國大使，也許正是懼怕這個"半隱士"於陵子仲的才能，對於齊國與趙國之間的外交政治上，是一個有暗中左右力量的可怕人物，所以他在急於去掉故國賢人的心理意識上，便衝口說出這種政治心理作戰的話來了。
2．歷史上尊重"隱士"思想的正面
帝堯想要讓位於許由，周初用薑太公的建議，尊重伯夷、叔齊的志節，這些都是大家所熟悉知道的事件。秦始皇一怒而坑不聽命、不合作的儒生，因此又大失人心，漢高祖要想換立太子，結果日後用了張良的建議，把那高隱在商山的四皓，素來不理漢高祖的四個"半隱士"，死拉活扯地拖下山來，做了太子的老師。這樣，便使漢高祖不能不屈服，只好變更計劃，也就不敢再談換立太子的事了。此外，如歷代帝王向山中的"隱士"，動問國家大計的，也例不勝舉，有名的如陶弘景，稱為山中宰相。因此，在歷史文化的著作上，便有上古的"隱士"，秦、漢以後的"神仙"，唐、宋時代的"高士"與"處士"等無位而得高名的稱號產生。尤其在宋代，有一類的"處士"，以"半隱士"的姿態而得到一舉成名的光榮，致使後人笑他們有"功名捷徑在煙霞"的譏刺。以及後來兩宋理學家們，講學不仕的作風，都是由這種傳統文化幕後主角的"隱士"流風所造成的。清兵入關以後，英明的康熙，屢開博學鴻辭科來網羅不稱臣、不投降的漢族知識分子，也便是對付"隱士"的一個政策。
我們為了說明道家學術思想的淵源，稍微多加牽扯了有關於隱士的問題，暫且到此為止。至於"隱士"思想，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價值與利弊，一時很難詳細來說明，總之，姑且拿老、莊做代表的道家"隱士"思想，與孔、孟做代表的儒家思想來說，他們最高的目的，和最基本的動機，所謂救世治平的宗旨，其實並無兩樣。所不同的，就是採用的方法與態度，各自別有主張。儒家的孔、孟，他們的作法是積極的強行人世，冀圖挽救世道人心；道家"隱士"們的主張，是因勢利導，處之於無形。所以道家的方法是用"弱"、用"柔"，結果往往被用錯，而致於柔弱不堪，這是它有害的一面。但在好的，有利的一面來講，它正是乾卦上。用九"的精神，所謂"見群龍無首，吉"。"龍德而隱者也"。因為它不在任何的那一個交位上，所以它能夠絕對的冷靜，絕對的客觀，在幕後領導九五的變化。倘使它也人了交位，當然便被變道所構，自身難免不受其變，而無補於時艱了。我們研究道家的應用，必須先要了解這個精神，才能談道家對於中國文化的利弊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