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加爾文攫取權力
一五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比星期日，日內瓦的自由市民們被一陣號角聲正式召集到主要廣場上，舉起他們的右手，一致同意從此之後將全部“按照上帝的福音和格言”生活。
那是通過公民投票後（一種至今仍在瑞士流行的極端民主化的製度）在前主教府裡宣布的：改革後的宗教從此是日內瓦唯一合法批准的信仰——自治城的信仰。要把老的天主教信仰從羅納河濱的本城逐出，並將其徹底摧毀，全部消滅，用幾年時間就夠了。在暴徒們的威脅下，最後一批教士、牧師、修士和修女們都已被從修道院趕出來。所有的教堂無一例外，都被清除了偶像和其它“迷信”信物。於是最後迎來了這五月的節日以確定這一勝利。從這一天起，在日內瓦，新教教會不僅佔了優勢，而且掌握了全部統治權。
在日內瓦，這一激進而不受約束的宗教改革主要是由一個名叫法里爾的恐怖主義分子推進的。他是一名傳教士，一個喜怒無常之徒，外表吝嗇，盛氣凌人而又冷酷無情。連好心腸的伊拉茲馬斯都說：“在我一生中從來沒有見過那樣放肆、那樣無恥的東西。”這一“法國的路德”對群眾施加了壓倒之勢的影響，他個子不大，面目醜陋，紅鬍子，頭髮邋裡邋遢，當他從佈道台上向群氓們大聲吼叫時，他狂暴的天性激起了他們感情的風暴。正像丹東是政治上的革命家一樣，法里爾是宗教圈子裡的革命家。他能把群眾分散而隱藏的天性串連起來，燃起猛烈的攻擊之火。在勝利之前，法里爾曾經冒過生命危險。在農村，他上百次地被人投擲石塊、被監禁，並被各地當局取締，但其人精力過人，毫無理性，井被一個信念所支配。他用暴力來壓倒對手的對抗。他帶了一小隊沖鋒隊作保鏢，無法無天地進入一所天主教堂，當時教士們正在祭壇上作彌撒。他擠上佈道台，在支持者的歡呼聲中，大聲譴責反基督教分子。他組織了一批街頭流浪漢作為第二武裝供其使用，煽動一幫孩子在禮拜時間襲擊教堂，用怪叫、發出象鴨子一樣嘎嘎的聲音和放聲大笑擾亂天主教徒的祈禱。最後，因追隨的人數增加更加膽壯，他動員保鏢發動最後攻擊，指示他們侵入修道院，從牆上撕下聖像，將這些“偶像”付之一炬。這一野蠻的武力行徑取得了成功。假定多數人是一盤散沙，少數人的積極行動，在顯示其罕見的勇氣，隨時準備使用恐怖手段的情況下，就能嚇倒多數人。天主教徒抗議那些鬧事活動，試圖使市行政會行使職權，但是大部分時間他們卻靜靜地待在教堂裡。最後，主教將他的教區拱手讓給了勝利了的改革派，沒有還一下手就逃跑了。
然而，現在，在勝利的日子裡，法里爾卻明顯地暴露了他是一個很典型的沒有創造性的革命家，他憑衝動和狂熱能夠推翻舊秩序，但卻沒有能力帶來一個有生命的新秩序。他是一個辱罵的好手，但缺乏組織才幹。他是一個破壞者，不是一個建設者。他能夠痛罵羅馬教會，能夠煽動愚蠢的群眾去仇視修士和修女們，能夠用讀聖的雙手破壞法律條文。而一旦幹完這些事情之後，他只是帶著絕望的困惑凝視著他自己造成的廢墟，因為他沒有期待的目標。現在，當新的原則在日內瓦要取代被逐出的天主教信仰而確立時，法里爾就是一個失敗者了。他那純屬破壞的精神只能造成一個真空，因為一個街頭革命家永遠不屬於那有理性的、建設性的典型，一旦破壞結束，他的工作也隨之結束，必須由另一個人接過他的工作開始重建工作。
在關鍵時刻法里爾表現出猶豫不決。這並不是個別的現象。同樣，在德國和日內瓦外的瑞士其它部分，改革派的領袖們對歷史賦予他們的使命，同樣表現出不團結、舉棋不定和困惑不安。路德和茲溫格里最初所計劃的，不過是淨化現存的教會，把對教皇和市行政會權威的信仰導向已被遺忘的福音派教條的信仰。對他們來說，宗教改革意味著教會重新改革的開端，就是說，使教會改善、純化，並恢復其早期的正直。由於天主教會固執己見，不願讓步，他們需要從天主教會外面進行工作來代替從內部工作——而且要立即進行。因為，當有必要從破壞過渡到生產時，這兩者將分道揚鑣了。當然，對路德、茲溫格里和其他宗教改革的神學家來說，沒有再比這樣的情況更合乎邏輯的了：宗教革命家們，在共同事業和共同實踐的基礎上，為新教教會而兄弟般地團結起來。但在歷史進程中，幾時有過合乎邏輯和受自然支配的教會呢？一個世界範圍的、統一的新教已不復存在，而一大群分支的教派在各地脫穎而出。德國的維滕貝格聽不進瑞士蘇黎世神學家的一句話，而日內瓦則拋棄了伯爾尼的實踐。每一個城市都希望有它本身的、按照蘇黎世人、伯爾尼人或者日內瓦人方式的宗教改革。在每一歷史轉折點，歐洲各國的國家主義者的驕傲自大，預示了各行政區具體而微的驕傲自大精神。路德、茲溫格里、梅蘭克森、布塞、卡爾斯塔迪和其餘一些人，現在開始在神學的繁瑣證明和線索上，進行唇槍舌劍的爭論而浪費他們的精力。只要他們團結一致，這一精力是可用於推翻世界性教會的巨大組織的。在日內瓦，當法里爾凝視著舊秩序的廢墟時，他束手無策。這真是典型的悲劇，一個人接受了歷史賦予他的使命，卻承擔不了那強加於他的職責應接受的後果。
勝利對於法里爾是如此的不幸。當他偶然聽到加爾文，就是那個著名的約翰·加爾文，從薩沃依動身回家，而要在日內瓦逗留一天時，他非常高興，急忙跑到加爾文住的旅館去拜訪，請求那領導人對重建教會的工作給予忠告和幫助。雖然加爾文還沒有滿二十六歲，要比法里爾年輕二十歲，但是他已經有了無與抗衡的權威。加爾文是主教稅吏和公證人的兒子，生於皮卡地的諾錫，在蒙田學院受過嚴格的教規教育（象伊拉茲馬斯和洛約拉一樣）。他早年打算當傳教士，後來又想當律師。約翰·加爾文（或叫沙文）在二十四歲時，因提倡路德教義而從法國亡命到巴塞爾。
大多數亡命者一離開祖國就喪失了固有的活力，但對加爾文，亡命對他反而有利。在巴塞爾，歐洲的兩條主要道路彼此相交，各種形式的新教教義彼此相遇又相爭。加爾文具有巨大的洞察力。作為一個淵博的邏輯學者，他認識到這一時刻的重要意義。越來越多的激進的理論從福音教義的核心中分離出來。泛神論者和無神論者，盲信者和狂熱者，開始將新教非基督教化和超基督教化。明斯特城再洗禮的那場可怕的悲喜劇已在血腥和恐怖中結束。宗教改革和它的對手羅馬天主教會一樣，已陷入分裂為不同的宗派和以國家主義取代世界性權力的危機。自信受到先知的感召，這個二十五歲的人立即認准應採取什麼步驟去阻止改革後信仰的分裂。新的教義一定要神聖地具體化在一本書、一個圖式、一個大綱上；需要有系統地闡述福音教條創造性的原則。加爾文年輕有勇，風華正茂。這一不出名的法學家和神學家從一開始就了解了這件事的必要性。當那些公認的領導人繼續就細節問題爭論不休時，他堅定地著眼全面，在一年之內寫出了《基督教原理》（一五三五年）。這是第一部包含了福音教義原理的書，因此成為新教的主要指導書和經典著作。
我們可以毫不誇張他說，《原理》可列為世界上決定歷史進程、改變歐洲面貌十到二十部書中間的一部。它是自路德翻譯《聖經》後最重要的宗教改革實績。此書不可曲解的邏輯性和堅定的建設性立即影響了加爾文的當代人。此書的質量使得它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宗教運動需要有一個天才去發動，需要有另一個天才去結束。路德，這個煽動家，推動了宗教改革的滾石；加爾文，這個組織家，則在滾石粉碎之前使它停止。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可以這樣說：如同《拿破崙法典》完成了法國革命一樣，《原理》完成了宗教革命。兩者都總結了過去，決定性地為革命劃定了最後界線；兩者都為一場暴風驟雨般的運動，蓋上法律形式和穩定的印記，使其開始時如火如荼的動力失去勢頭。這樣，專橫武斷就成為教條。自主導致專政的誕生。與此同時，宗教熱情也受到嚴重的束縛。自然，當革命一旦受到控制，它就失去了它大部分的原動力。這一切，就是宗教改革經加爾文之手所發生的。從那以後，天主教教會，作為宗教上統一的和世界範圍的實休，必須同佔據相同地位的新教教會相對峙。
加爾文非凡的力量表現在他從來不削減或修改他第一次所嚴密闡述的內容。他的書幾次再版，但內容只有增添，他第一次決定性的認識從未作過任何修改。如同馬克思或叔本華，年方二十五歲的他，在獲得任何經驗前，就對他的哲學思想進行了合乎邏輯的、細心的考慮並得出了結論。他有生之年，就命定要為他的哲學從理想世界移植到現實世界作說明。他從來不在他著作中改動一個重要的詞；從來不步人後塵；從來不與敵手作任何妥協。與他打交道的人，不是打倒他，就是被他打倒；折中妥協，對他或他的敵人都是徒勞的。你要么拒絕接受他，要么無保留地向他屈服。
法里爾（在這一點上顯示出法里爾的偉大）在第一次會見中就意識到這一點。雖然他比加爾文大得多，但是，從那天起，他就毫無保留地將他自己附屬於加爾文。他把加爾文當作他的領袖和主子，他自己則是那主子的一個僕人和奴隸。在以後的三十年裡，法里爾從來不敢違背他上司所說的話。在每一戰鬥中，在每一事件中，他都站在加爾文一邊，迅速地聽從加爾文的召喚，為他戰鬥並幫助他。法里爾是從不對加爾文提出疑問和批評、並向他提供自我犧牲服從的第一個信徒。他是一個盲信的下屬，堅決主張這樣做是每一個信徒至高無上的責任。只有一次，法里爾向加爾文提了要求。那是在他們剛認識時。他要求加爾文作為唯一有資格的候選人，接受日內瓦宗教領袖的位置。而那主子，將以其卓越的能力將宗教改革建立起來，那是法里爾自己無能為力的。
加爾文後來透露，他長時間地、固執地拒絕答應這令人驚奇的邀請。對於那些寧願作精神上的追隨者而不願作肉體上追隨者的人們，當他們被邀請離開純思想的圈子（只為了進入黑暗和混亂的政治現實主義的領域）時，那將總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決定。一種神秘的畏懼，片刻之間，控制了加爾文。他躊躇、動搖，說自己太年輕太沒經驗，他請求法里爾讓他平靜地留在書籍和問題的世界裡。最後法里爾被這一固執地拒絕邀請的行動激怒了，他帶著一種舊約先知者崇高的力量咆哮說：“你為你所研究問題的重要性辯護。我以全能的上帝名義宣告，如果你拒絕幫助上帝工作，追求塵世事務而不追隨基督的話，上帝將詛咒你。”
這激動人心的呼籲，感動了加爾文並決定了他的事業。他宣稱他自己準備建立日內瓦的新秩序。從前，他起草了文字和計劃，現在他要將其付諸實現了。這以後，他不再將自己的意志印在一本書上，他要將它強加於一城一邦了。
人民對於他們生息於此的整個歷史時代，知之甚少。那些極端重要的喧嚷並不引起他們的注意。而一個時代的關鍵性時刻，又很少得到年代史編錄者的充分注意。在一五三六年九月五日日內瓦市行政會的會議記錄中，我們讀到法里爾建議任命加爾文為“聖經宣講員”，但那記錄員並不費心將那個會使日內瓦名揚世界的人的名字寫下來。記錄秘書枯燥無味地記錄了法里爾如何建議讓“那高盧人”——那法國人——以傳教士身份繼續工作。那就夠了。為什麼要費腦筋，去問清楚那個人名字的正確拼寫並加以記錄呢？看來我們讀到的是一個不重要的決議——給那外國傳教士一筆菲薄的薪水。因為日內瓦市行政會不相信這件事的重要性會超過任命一個下級官員，他將和其它任何一個小職員一樣，恭順地履行他的職責，就像一個招待員、一個樂隊伴奏或一個劊子手一樣。
那些尊貴的市行政委員們不學無術。在業餘時間他們不讀神學書，我們不能設想他們中間有任何人翻過加爾文的《基督教原理》。如果他們是學者，肯定會警覺到他們已把教會內部的全部權力讓給“那高盧人”，即那個法國傳教士了。加爾文在這次會上說：“這裡詳細說明教會授予傳教士們的權力。由於他們被任命為神之旨意的管理人和公佈人，他們必須冒各種危險；必須隨時迫使塵世的權貴屈膝於上帝並為上帝服務。他們毫無疑問要統治最高貴者和最低賤者；他們毫無疑問要在此塵世實施上帝的意願並摧毀撒旦的王國，保衛羊群，消滅惡狼；他們毫無疑問要告誡和指示馴服者，詛咒和消滅桀驁者。他們能張能弛；他們能揮動閃電擊潰雷鳴。所有這一切均照《聖經》辦事。”加爾文所說“傳教士們毫無疑問要統治最高貴者和最卑賤者”這句話，無疑地被日內瓦市行政會成員忽略了，因為，如果他們注意到這句話，他們將不會把無限的權力託付給這個作出如此目空一切要求的人。從來沒有人懷疑那法國的流亡者，那個他們任命為教會的傳教士的人，從一開始就已經下定決心成為自治城的主子了。他們給予他公職、薪水和尊嚴。但從此以後他們的權力就完給了。加爾文具有不可抵抗的能量，他將抓緊權力的韁繩，無情地實行他極權主義的野心。就這樣，他將一個民主的共和國轉變成為神權的專政。
加爾文采取的第一個步驟顯示了他高瞻遠矚的邏輯性，也暴露了他深思熟慮的目標。 “當我第一次來到這教堂”，他後來寫道，“日內瓦的宗教活動已停頓了。人們在那兒講道，那就是一切了。他們收繳並焚燒聖像，但與宗教改革名不副實。所有的事都亂了套。”加爾文是一個天生的組織者，厭惡混亂。他的天性像數學那樣精確，他憎惡任何不規則和無系統。任何人如希望教育人民去接受一個新的信仰，必須使人民了解他們已經聲明信仰的。他們一定要能夠清楚地辨明什麼是允許的，什麼是禁止的。精神的王國同塵世的王國一樣，需要有明確的界限和法律。不出三個月，加爾文提交給日內瓦市行政會一整套教義問答手冊。它包括新教規的原則共二十一款，闡述得十分精確、通俗、樸實。這本教義問答手冊和懺悔書，可以說是新教的十誡，被市行政會原則上接受了。
但加爾文並不滿足於半心半意地接受教義，他堅持要人民無保留地服從，哪怕是一個標點符號也罷。他認為，光是系統地闡述一下教規仍是不夠的，因為那可能讓個人留下一定程度的自由，決定他是否和在什麼範圍內照辦。加爾文從來不是一個在原則問題或者日常生活方面能容忍自由的人。在宗教和精神事務方面，他絲毫不能容忍別人與他平等地交換意見；在個人信仰方面決不同人休戰。他認為教會不僅有權利而且有責任要求所有的人服從，必要時可使用武力，並象懲罰公開的反抗一樣野蠻地懲罰那些持冷漠態度的人。 “別人可能有其它的想法，但我自己不相信我們的職責僅局限於如此狹仄的範圍之內，以至於認為，當我們宣講了訓誡，我們就已盡了我們的全部責任，便可以袖手旁觀讓事物自行發展了。”加爾文的教義問答手冊不僅為真正的信徒奠定了指導的路線，而且有系統地闡明了自治城的法律。他要求市行政會強迫日內瓦城的自由市民逐個宣誓，公開接受這一懺悔書。他們被幾十個人一組帶到長老之前，就好像將小學生帶到老師之前一樣。他們來到大教堂，由城秘書向他們大聲宣讀教義問答手冊，接著，他們舉手宣誓，要無保留地接受手冊。任何人，如果拒絕宣誓，將被立即驅逐出城。這清楚地、永遠地表明：從即日起，要在日內瓦城牆裡生活的自由市民，在宗教事務上沒有人敢冒風險，同加爾文的要求和觀點有絲毫的分歧。在這個行政區域裡，要求“基督教徒的自由”，要求把宗教當作按個人的良心辦事的時期已結束了。理性觀念戰勝了宗教改革的精神氣質、法律戰勝了精神。現在，加爾文已進了城，在日內瓦將不復有自由。個人的意志統治了一切。
沒有武力，獨裁就不能想像，也站不住腳。無論誰要保持權力，一定要把權力的工具掌握在手中：想要統治，一定要有用刑的權力。任命加爾文的決議，並未授權他可以將觸犯教規的自由市民逐出日內瓦。市行政會議員只任命他為“聖經宣講員”，他可以向信徒闡述聖經；他們只任命他為傳教士，他可以講道，可以引導全體教徒走向真正的信仰。他們認為自己手中還保留著用刑之權。是他們，而不是加爾文或者任何一個傳教士，要對自由市民的行為負責。路德、茲溫格里，或任何其他改革者，在這以前都未曾試圖奪取過那保留在市行政當局手中的權力。加爾文生來是一個獨裁主義者，他立即著手使市行政會成為只執行他的命令和法令的機構。由於他沒有合法的權力去干那樣的事，他用開除教籍的方法為自己建立權力。他靈機一動，把“聖餐”的宗教神秘，變成推進他個人權力，並對他的放手施加壓力的一種方法。在一段時間內，加爾文主義的傳教士決定只讓道德行為令人滿意的人參加上帝的聖餐。如果傳教士拒絕讓一個人參加上帝的聖餐，此人從此就被黜出教門，也將被開除市籍。這一新武器威力無比。誰也不准再同那犯錯誤的人說話，按小學生的說法，沒人再同他來往了。誰也不能賣東西給他或向他買東西。這樣，這一開始看來是純宗教的手段，應由教會當局處理的，就變為社會的和商業的抵制了。如果宣布對一個人實行抵制後，此人還不投降，還拒絕公開檢討罪行，加爾文就對他毫不客氣，下令將他流放。雖然是最受尊敬的公民，一旦為加爾文所厭惡而成了加爾文的敵人，就不能再在日內瓦容身。無論是誰，如果公開同加爾文持有不同意見，他雖生之日，猶死之年。
這些可怕的權力使加爾文得以消滅任何敢冒險對抗他的人。他放膽的一擊，猶如雷電閃光在手，就獲得了日內瓦大主教從來沒有控製過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而不受到挑戰。天主教會內有一個自較低到較高直至最高地位沒完沒了的各級僧侶統治當局，在教會直接決定開除它的信徒之前，可以向他們提出上訴。開除教籍是一個超個人的行動，完全不屬於個人的專斷權力。但是加爾文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目的，在實行他的權力意誌時更為冷酷殘忍，他輕易地強迫傳教士們和宗教法庭就除名一事表態。他把這可怕的開除教籍的威脅作為經常性的懲罰，這樣就無限制地增強了他個人的權力。作為一個心理學家，他預測到恐怖的效果，也猜揣到那些怕遭到同樣命運的人的焦慮。加爾文要求每月安排一次聖餐，市行政會好不容易才改為每季度安排一次。但加爾文決不允許從他手里奪走那最強有力的武器——開除教籍並隨後驅逐出境。只有動用了這武器，他才能夠開始他一直渴望著的戰鬥——為極權的戰鬥。
獨裁、刻板的教規和好鬥勁頭的必然增長，這些暫時性好處，是以必須付出許多人的權利作為代價的；新的法律不可避免地衝擊了古老的自由；當一個民族覺察到這些之前，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已消逝了。在日內瓦，當幾年過去後，公眾才逐漸明確了。公民們贊同宗教改革，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人，他們自願地集結在市場，舉起自己的手錶示承認這一新的信仰，但他們對於共和精神的驕做，使得他們對監督他們的巡捕產生反感。他們強烈反對把他們象犯人一樣地在城裡趕來趕去；強烈反對強迫他們到教堂向加爾文老爺頒發的每條法令宣誓效忠。他們不贊成嚴格的道德改革，因為他們發現自己有可能被剝奪公民權、被流放，而這些僅僅只是因為喝了一杯酒後情緒高漲唱歌取樂；或者只是因為穿的衣服看上去色彩太鮮豔而被加爾文老爺或法里爾老爺認為太奢侈了。人民開始詢問：這些僭取如此高位的究竟是些什麼人？他們是日內瓦人嗎？他們是曾經幫助創造這城市的偉大和財富的那些古老移民的後裔嗎？他們是幾世紀來和顯赫的家族聯姻或者血緣相連的久經考驗的可信賴的愛國志土嗎？不，他們是新來者，從法國亡命而來，人民殷勤地接待他們，向他們提供生活必需品、棲身之所，以及高官。這來自鄰國的稅吏的兒子為他自己築了一個溫暖的窠，請來了他的兄弟和他的妻舅；而現在他竟然膽敢責罵和欺侮有名望的自由市民了。他，這個法國流亡者，是他們任命了其人以新職，而他竟擅自製訂了關於誰可以和誰不可以在日內瓦居住的法律！
在獨裁統治的初期，在自由精神被撲滅，具有獨立思想的人們被放逐以前，對抗的力量堅持了相當一段時間，顯示了高漲的激情。日內瓦帶有共和傾向的一些人宣稱：他們不允許自己受到“象扒手”那樣的待遇。全城居民，而其中最主要的是阿萊芒大街的居民拒絕宣誓效忠。他們抱怨，桀驁不馴地宣稱，他們永遠不會服從一個法國的窮鬼，永遠不對他唯命是聽，決不離開自己的家。加爾文在籠絡小市行政會方面確實取得了成功，他們忠於他的事業，支持他對拒絕宣誓者開除教籍的法令。但加爾文還不敢冒險實施那樣不得人心的法令，因為新的選舉結果清楚地表明：日內瓦的大多數自由市民已開始轉而反對他的專橫的法令。一五三八年二月，他最直接的追隨者們已不復在市行政會中佔多數。這樣，日內瓦的民主派再一次能夠維護自己的意願反對加爾文的權力主義要求。
加爾文在冒險的路上走得太遠太快了。理論家們在政治上容易低估精神的慣性力量，他們相信在現實世界裡，能夠像他們所預想的那樣，迅速地建立起決定性的改革程序。加爾文發現有必要走得慢些，直到他能贏得世俗的權力作他的支持。他採取了溫和的方式，因為他的地位還不牢靠。新選的市行政會仍密切地註視著他，但並不十分仇視他。在這一短暫的觀望階段，甚至他最狂熱的敵手也不得不承認，加爾文狂熱主義的基礎是對道德的絕對熱忱，推進這個急躁的人的事業的，不是他個人的野心，而是由於對一個偉大理想的愛。他的戰友法里爾是青年人和暴民的偶像，因此只要加爾文同意顯示一些外交式的機敏，讓他的革命要求大體上適應自由市民不那麼極端的觀點，那緊張氣氛就能很容易地鬆弛下來。
但是加爾文堅韌不拔的天性和鋼鐵般的僵硬對他本人是一個障礙。終他一生，這個徹底的狂熱分子，至多只是表示一下和解的願望而不想再越雷池半步了。他永遠不懂得中庸之道的意義。對於他，只存在著一個方針——他自己的。要么全有要么沒有：他一定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否則就放棄他的全部主張。他從不妥協。他是那樣絕對自信約翰·加爾文立場的正確，以致他簡直不能設想，一個對手居然會相信另外的方針是正確的；不能設想，對手雖跟加爾文老爺的觀點不同，但卻一樣的正確。後來，下面這句話就成了格言：加爾文的職責是教育而其它人的職責是學習。他真誠、沉著，信念堅定，宣稱：“上帝命我教育，良心使我堅定。”他具有可怖的和不祥的自我狂妄，把自己的觀點同絕對真理進行類比，說：“上帝何其仁慈，啟示我輩善惡。”但此人一再被他自己的一種瘋狂的著魔所苦，痛苦日重。當其他人有同樣的信心，但與他意見相左時，他就會怒不可遏。不同的見解使加爾文的神經突然發病。他精神上的敏感影響了身體的機能。當他受挫折時，就倒胃口，還嘔吐膽汁。他的敵手所提出的反對意見可能是最有見地的。但加爾文的著眼點並不於此，他只關心有人敢於持不同的意見，因而必然要把他們當作敵人對待。他們並不只是約翰.加爾文的敵人，而是整個世界和上帝自己的敵人。 “嘶嘶作響的毒蛇”、“狂吠的狗”、“野獸”、“流氓”、“撒旦的爪子”——這些是這個神經質的狂人向他同時代最重要的人道主義者和神學家傾注的惡名。誰同加爾文意見不同，誰就貶低了代表“上帝的光榮”的上帝的僕人。即使那不同意見純屬學術問題，只要一發現有人敢於宣稱那聖皮埃爾的傳教士有獨裁思想，“基督教”就立即“受到了威脅”。就加爾文而論，他所爭論的焦點是其它宗派必須認錯並轉到加爾文一邊來。加爾文在各個方面都表現出敏銳的見解，但終這個人的一生，在下面這個問題上卻一直深信不疑：只有他一個人有資格解釋上帝的語言，只有他一個人掌握了真理。正是由於這過分自負的自我信心，由於這預言家的自我吹捧，由於這超等的偏執狂，使得加爾文能夠在實際生活中頂得住。那是一種僵化的沉著，一種冷冰冰的和非人的堅強，他在政治舞台上之所以能取勝，應歸於那些品質。不是別的，只不過是那樣的一種自我陶醉；不是別的，只不過是那樣的一種對自我滿足的異常限制，使得一個人在世界歷史的領域裡成了領袖。人民是易於接受建議的。這並不是由於容忍和正義，而只是由於偏執狂們自稱他們的真理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真理，而他們自己的意志是世俗法律的基本模式。
就這樣，當加爾文發現新選出的市行政會的多數派在反對他，同時卻很有禮貌地懇求他，為了社會治安不要採用野蠻的威脅和開除教籍的方法，而要採納伯爾尼宗教會議較為溫和的意見時，他一點也不感震動。象加爾文那樣頑固不化的人，只要涉及到要他稍作一點讓步，是不會輕易罷休的。對這樣的人妥協是不可能的。就在市行政會反對他的時候，他仍然要求其他人絕對服從他的權力，對反對他代表合法權力的造反掉以輕心。他從佈道台上大喊大叫，抨擊“小市行政會”，宣布：“我寧願死去也不能把上帝的聖體扔給惡狗們吞噬”。另一個傳教士在公開禮拜時宣布說，市行政會是“一群醉鬼的雜燴”，就這樣，加爾文的信徒們設置了堅固的障礙向當局進行挑釁。
市行政會不能容忍如此挑釁性的對抗。但在一開始，他們僅滿足於發出一個不容曲解的暗示，大意是佈道台不能用於政治目的，因為那些在佈道台上演講的人們，所該做的只不過是說明上帝的旨意。但加爾文和他的追隨者們對這官方指示置若罔聞。作為最後一著，行政會禁止傳教士上佈道台，把他們中最不服從的考陶爾德其人，以煽動叛亂的罪名加以逮捕。這暗示教會的勢力和自治城的勢力之間已發生了衝突。加爾文立即應戰。由他的支持者們簇擁著，他強行進入聖皮埃爾大教堂，矯健地登上被禁止的佈道台的台階。之後，各派代表們開始進入教堂，劍拔弩張。一方決心支持被禁止的傳教士，另一方則阻止他發言。一場暴亂隨之發生。復活節的宗教儀式幾乎以屠殺而告結束。
現在市行政會已忍無可忍了。最高權力機關——兩百人的大行政會召開了。他們要求開除加爾文和其他反抗行政當局的傳教士。公民大會在一五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召開。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免去那些造反的傳教士們的職務，並限令他們在三天之內離開本城，在過去的十八個月中，加爾文曾咒罵過如此之多的日內瓦自由市民，驅逐他們，判決他們流放，而現在卻輪到他自己了。
加爾文企圖通過風潮來攫取日內瓦權力的第一次嘗試失敗了。但在獨裁者的一生中，挫折不過是暫時的。事實上，那樣一種失敗，對爬到某一授予全權高位的人，幾乎是必要的。在一開始就戲劇性的失敗了，那才引人注目。對主要的革命家來說，放逐、監禁、取締，從來不會有礙他們的聲望，反而對他們有所禆益。一個被群眾偶像化了的人，首先得是一個受難者。受到可惡制度的迫害，就能為人民的領袖造成心理上的先決條件，隨之而來的是群眾全心全意的支持。想要成為領袖者所受到的考驗越多，大眾就越有可能把他當作具有像徵意義的領袖。對於要擔任領導角色的政治家來說，沒有比諸如轉入地下更必要了，因為短暫的不露面，會使他的形像傳奇化。名聲將把他的個性藏在燦爛的雲彩和壯觀的光環裡。當他從光環中浮現時，他能夠滿足大眾百倍的期望。不勞他採取行動，一種氣氛就能夠形成。正是在流亡中，許多傑出之士才贏得了權威。那是只有那些有影響的、鼓舞了信心的人們才能行使的。凱撤在高盧，拿破崙在埃及，加里波的在南美，列寧在烏拉爾，都由於本人不在，變得比他們留著更強有力。加爾文也是這樣。
當驅逐批准時，加爾文的一切好像都已經完結了。他的組織被破壞，他的成果被粉碎。除了一個對強加於秩序的狂熱意志的回憶和寥寥可數可以相信的朋友之外，什麼都沒有留下。然而，正像那些在危險的時刻，具有能避免妥協，躲入暗處的人一樣，他的繼任者們和他的放手們，由於犯了和他過去所犯同樣的錯誤而幫助了加爾文。當加爾文和法里爾這樣個性有特殊魅力的人被撤職以後，市行政當局發現，很難騙到一、二個有奴性的傳教士，因為他們擔心果斷行動可能使他們自己失去人心。他們準備放鬆而不是收緊韁繩。由那樣的人佔領佈道台，那曾經由加爾文有力推動過的日內瓦的宗教改革立即陷於停滯，自由市民們在信仰方面混亂不堪，不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這樣，被禁止的天主教會的成員重新慢慢地恢復勇氣，而且努力通過精明的中間人，重新為羅馬天主教征服日內瓦。情況十分緊急，而且越來越緊急。漸漸地，那些改革者們，因曾把加爾文想得太苛刻和太嚴格，而感到不安。他們自問：無論如何，鐵的教規畢竟比迫在眉睫的混亂更為需要。越來越多的自由市民，他們中間有些人過去曾經積極反對過加爾文，現在力主把他召回。市行政當局最後認為，除按公眾的意見辦理外，別無他法。加爾文所收到的第一批信息和函件，不外乎是謹慎地提一些問題，但他們立即清楚地急切地要那位傳教士回來，這一請求由於熱切的呼籲而得到了加強。市行政當局不再在信中稱他為“先生”，而稱他為加爾文大師，懇求他回來拯救他們擺脫困境。最後，困惑的委員們諂媚地寫信懇求“他們的好兄弟和過去的朋友”恢復傳教士的公職，寫這公文的那些人宣稱他們“決心不遺餘力地支持他，直到他滿意為止”。
假如加爾文是一個不足道的、滿足於廉價勝利的人，他當然會對兩年以前把他放逐出來，而現在懇求他回去的城市感到滿意，但渴求攫取全部權力的他，是永遠不會容忍折中辦法的。在這神聖的事業裡，加爾文不被個人虛榮所動。他要的是權力，他個人權力的勝利。他不願浪費片刻，讓他的工作被任何世俗的權力所干擾。如果他回日內瓦，那麼，那裡只有一個法令有效，那就是約翰·加爾文的法令。
一直到日內瓦縛住雙手，向加爾文卑躬屈膝，自願臣服，他才答應在一個滿意的地位上進行談判。由於戰術上的原因，他故作輕蔑之態，拒絕了這些急切的開價。 “我願死一百次，也不願重蹈早期痛苦的鬥爭，”他寫信給法里爾說。他不願向他的敵手跨出一步。最後，市行政當局跪在加爾文面前，用隱喻懇求他回來，以致連他最接近的朋友法里爾也不耐煩了，他寫道：“難道你還要等石子也哭喊著要你回來？”但加爾文堅持自己的立場直到日內瓦無條件投降為止。最後，市行政委員們宣誓接受“懺悔”，並按照他的意志建立必要的“教規”；他們寫信到斯特拉斯堡城當局，要求城裡的教徒兄弟們把這一責無旁貸的人讓給他們；日內瓦在整個世界並在他面前丟盡了面子，加爾文終算讓了步，他宣稱，假定給予他絕對權力的話，他準備接受他原來的職務。
就這樣，像一個被征服的城市迎接征服者入城一樣，日內瓦迎接了加爾文，並儘一切可能緩解他的不高興，為使加爾文的要求可能在事先得到承認，過去嚴格的法令又迅速地重新強制執行了。小市行政會弄到一處合適的、帶有花園的、裝修得非常漂亮的房子給加爾文。現在他的來到已是眾望所歸了。聖皮埃爾大教堂的佈道台重新進行了翻造，以便加爾文可以更有效地傳道，可以讓每一參加儀式的人都看得到他本人。榮譽接踵而來，在加爾文離開斯特拉斯堡前，一名使者從日內瓦啟程，在半路上歡迎他並帶去城市的祝福。自由市民出錢，將他的家屬隆重地接來。最後，在九月十三日，一輛旅行四輪馬車開到科納文門。群眾聚集起來以盛會迎接這歸來的流亡者，在歡迎聲中，加爾文進了城。現在日內瓦已在他的手中了，他要像一個陶工塑造粘土那樣不停地工作，直到他按自己的思維模式改變這個城市為止。從這一刻起，加爾文同日內瓦就成為兩個不可分離的概念：加爾文和日內瓦，精神和形式，造物主和芸芸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