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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十三、伊拉斯謨

寬容 亨得里克·威廉·房龙 7671 2018-03-20
撰寫每本書都會出現危機,有時出現在前五十頁,有時卻直到稿子快要結束時才冒出來。的確,一本書如果沒有危機,就像一個孩子沒有出過天花一樣,也許這正是問題的所在。 這本書的危機在幾分鐘前出現了,因為想在一九二五年撰寫論述寬容思想的著作似乎相當荒謬,也因為我迄今為這部基礎研究而花費的那麼多寶貴時光和艱辛勞苦可能徒勞無益了。我很想用伯里、萊基、伏爾泰、蒙田和懷特的書點燃篝火,也想把我自己的著作丟進火爐付之一炬。 這該怎麼解釋呢? 有很多原因。首先,作者與自己定下的命題形影不離,一起生活了這麼久,難免也會感到枯燥無味。第二是懷疑這類書完全沒有實用價值。第三是擔心這本書只會為不那麼寬容的同胞們提供把柄,他們利用書中一些次要的史料為他們自己的可惡行徑進行辯解。

可是除去上述問題(在大多數嚴肅圖書中這些問題也的確存在),這本書還有一個無法克服的困難,即它的“結構”。 一本書要獲得成功,必須要有開頭和結尾。這本書倒是有個開頭,但是能有結尾嗎? 這就是問題之所在。 我可以舉出許多駭人聽聞的罪行,它們表面上打著公正和正直的旗號的,實際上卻是不寬容的結果。 我可以描述那些痛苦的日子不寬容被抬舉到了至高無上美德的地位。 我可以痛斥和嘲弄不寬容,直到讀者異口同聲地大聲疾呼:“打倒這個可惡的東西,讓我們全都寬容吧!” 但是有一件事我做不到。我說不清怎樣才能達到我奮力追求的目標。現在有各種各樣的手冊向我們講述世界上的許多事情,從飯後的閒談到如何表演口技。上星期日我看到一張函授課程廣告,不少於二百四十九個題目,學院保證學生的水平能登峰造極,而且費用很少。但是至今沒有人提出如何有四十(或四千)個課時中講明白“怎麼做到寬容”。

歷史據說是能解開許多秘密的鑰匙,但卻無法幫助我擺脫這種危急情況。 的確,人們可以寫出大部頭的專業著作,談談奴隸制、自由貿易、死刑和哥特式建築,因為這些問題是非常明確具體的。即使任何資料都沒有,我們至少還可以研究在自由貿易、奴隸制和哥特式建築中大顯身手或大力反對的男男女女的生平。從這些優秀人物講述他們的命題的方法,從他們的個人習慣、社會聯繫,從他們對食品、飲料和菸葉的嗜好,甚至從他們穿什麼樣的馬褲,我們都可以對他們熱情贊助或惡毒詆毀的理想得出某些結論。 可是從沒有人把寬容作為自己的職業。熱烈從事這項偉大事業的人只是出於很大的偶然性。他們的寬容只是一個副產品。他們所追求的是別的東西。他們是政客、作者、國王、物理學家或謙虛的美術家。在國王的事務中,在行醫和刻鋼板中,他們有時間為寬容美言幾句,但是為寬容而奮鬥卻不是他們的畢生事業,他們對寬容的興趣就像對下象棋和拉小提琴一樣。這夥人非常怪異混雜(想一想斯賓諾沙、弗雷德里克大帝、托馬斯、杰弗遜和蒙田竟會是好朋友!),要發現彼此性格中有共同之處幾乎不可能,儘管一般來說,從事共同工作的人都有共同的性格,不論這個工作是從戎、探測還是使世界免於罪孽。

因此,作家很想求助於警句。世界的某一處有一句警句,能應付各種進退維谷的困境。但是在這個特殊問題上,《聖經》、莎士比亞、艾薩克·沃爾頓和老貝哈姆都沒有給我們留下什麼東西。也許喬納森·斯威夫特(按我的記憶)接近了這個問題,他說,大多數人都有足夠的宗教信仰做依據憎恨旁人,卻不能愛別人。遺憾的是,這條真知灼見還不能完全解決我們目前的困難。有些人對宗教的熟悉不遜於任何人,也最從心底里仇恨別人。有些人全無信仰宗教的天性,卻對野貓、野狗和基督世界的人類傾注了真摯感情。 不行,我必須得出自己的答案。經過必要的思考(但是沒有多少把握),我要講述一下我自己所認為的真理。 大凡為寬容而戰的人,不論彼此有什麼不同,都有一點是一致的:他們的信仰總是伴隨著懷疑;他們可以誠實地相信自己正確,卻又從不能使自己的懷疑轉化為堅固絕對的信念。

在如今超愛國主義的時代,我們總是熱情地叫嚷要百分之百地相信這個,百分之百地相信那個,但是我們不妨看一看大自然給我們的啟示,它似乎一直對標準化的理想很反感。 純粹依靠人餵大的貓和狗是人所共知的傻瓜,因為如果沒人把它們從雨裡抱走,他們就會死亡。百分之百的純鐵早已被拋棄了,取而代之的是混合金屬:鋼。沒有一個珠寶商會費盡心思地去搞百分之百的純金、純銀手飾。小提琴無論多好,也必然是由六七種不同木材組成的。至於一頓飯,如果是百分之百全是蘑菇,非常感謝,鄙人實難領教。 一句話,世間絕大多數有用的東西都含有不同成份,我不明白為什麼信仰要例外。我們“肯定”的基礎裡要是沒有點“懷疑”的合金,那我們的信仰就會像純銀的鐘一樣總是叮噹作響,或像銅製的長號一樣刺耳。

寬容的英雄們正是由於深深讚賞這些,才與其它人分道揚鑣了。 在人品的正直上,諸如對信仰的真誠,對職責的無私忠實,以及其它人們所共知的美德,他們中大多數人本來可以被清教徒法庭視為十全十美的完人。我想講得更深一些,他們中至少有一半人活著和死了以後本可以進入聖人行列,可是他們的特殊意識逼迫他們成為某一個機構的公開可怕的敵人,而這個機構自稱只有自己才有權力把普通百姓加封為聖人。 這些英雄懷疑天國的神靈。 他們知道(一如前輩古羅馬人和古希臘人),自己所面臨的問題浩瀚無際,頭腦正常的人絕不期望能夠解決。他們一方面希望並祈禱自己所走的路能最終把他們引向安全的目的地,另一方面又不相信這條路是唯一正確的,其餘的全是歧途,他們認為這些歧途儘管迷迷動人,足以陶醉頭腦簡單的人,卻不一定是通往毀滅的罪惡之路。

聽來這與《宗教問答手冊》和倫理學教科書上的觀點截然相反。這些書宣傳由絕對信念的純潔火焰照耀的世界具有絕對的美德。也許是這樣。但是整整幾個世紀裡,儘管那團火焰一直以最強的亮度熊熊燃燒,但普通大眾卻不能說是幸福美滿的。我並不想搞激烈的變革,但是為了變換一下,不妨試一試別的光亮,寬容行會的兄弟們靠著它一直在審度著世界的事情。如果這試驗不成功,我們還可以回到父輩的傳統裡。似是如果新的光亮能把一縷宜人的光芒照射在社會上,多帶來一點仁慈和克制,使社會少受醜惡、貪婪和仇恨的騷擾,那麼收穫一定會很大,我肯定,所花的代價也會小得多。 一點衷言,待價而沽。下面我必須接著講歷史。

那些可怕的小書
最後一個羅馬人被掩埋後,世界的最後一個公民(取其最佳最廣泛的意義)也泯死消亡了。古代世界充滿了人道的古老精神,這是當時先進思想的特點,只是過了很長時間,它才平安地重返大地,社會才又一次有了安全的保障。

正如所見,這發生在文藝復興時期。 國際商業的複蘇為西方貧窮的國家帶來了新的資本。 新的城市平地而起,出現了新的階層。他們資助藝術、解囊購書,還投資給隨著繁榮而興起的大學。一些“人道思想” 的支持者大膽地以整個人類作為對象進行試驗,高舉叛旗,打破舊式經院哲學的狹小局限,與舊的虔誠之徒分手了,因為後者把他們對古人智慧和原理的興趣看做是邪惡骯髒的好奇心的體現。 一些人站在了這一小隊先驅的前列,這本書以後的部分全是他們的故事,其中最可稱讚的要算那個溫順的靈魂:伊拉斯謨。 他固然很溫順,卻也參加了當時所有的文字大論戰,並且精確地操縱了各類武器中最厲害的一種——幽默遠程大砲,從而使自己成為敵人的眼中釘肉中刺。

砲彈裡裝著由他的智慧製成的芥子氣,徑直射往敵人的國土。伊拉斯謨式砲彈的種類繁多,很危險。一眼看去似乎毫無害處。它沒有劈啪作響的明顯導火索,倒像是絢麗多采的花炮,可是,上帝保佑那些把這些玩藝拿回家讓孩子玩的人們吧。毒氣肯定會進入幼小的心靈,而且根深蒂固,整整四個世紀都不足以使人類免除後遺症。 這樣一個人,竟出生在北海淤泥沉積的東海岸的一個索然無味的小鎮子,也頗為奇怪。十五世紀時,這些被水浸透的土地還沒有達到獨立富足的全盛時期,只是一群無足輕重的小公國,處於文明社會的邊緣。他們長年累月聞著鯡魚味,因為鯡魚是他們的主要出口品。即使招徠一個客人,也只能是個走投無路的水手,他的船在陰沉的岸邊觸礁沉沒了。

這樣討厭的環境會形成童年的恐懼,但也會刺激好奇的孩子奮力掙扎,最後擺脫出來,成為那個時代最知名的人物。 他一生下來就事事不順當。他是個私生子。中世紀的人們與上帝和大自然親密無間,誠摯友好,對這種事情比我們現在要計較得多。他們為之甚感遺憾。這種事既然不應該發生,他們當然也就很不贊同。不過除此之外,他們的頭腦過於簡單,沒有想到要去懲罰搖籃裡的小生命,因為這不是孩子的過錯。伊拉斯謨的不正規的出生情況並未對他造成很大不便,它只是表明他的父母太糊塗,根本沒有能力應付局勢,只好把孩子和他的哥哥留給了不是笨蛋就是流氓的親戚照看。 這些叔叔和監護人不知道怎樣打發他們的兩個小監護對象,母親一死,兩個小傢伙就無家可歸了,首先他們被送到德漢特的一所負有盛名的學校,那兒的幾個教師加入了“共同生活兄弟會”,不過我們如果讀一讀伊拉斯謨後來的信件,便可以判斷出,這些年輕人只是在共同生活這個詞的完全不同的意義上“共同”。繼而,兩個孩子分手了,弟弟被帶到豪達,置於拉丁文學校校長的直接監督之下。校長是三個被指定管理孩子繼承的微薄產業的監護人之一。如果伊拉斯謨時代的學校象四個世紀以後我參觀過的學校那樣糟,我只能為這可憐的孩子感到難受。更糟糕的是,三個監護人這時已經揮霍了孩子的每一分錢,為了逃避起訴(那時荷蘭法庭對這類事情毫不通融),他們急忙把他送進修道院,讓他出家修行,還祝他幸福,因為“現在前途有保障了。”


鹿特丹
歷史的神秘磨盤終於從這些可怕的經歷中磨出了具有偉大文學價值的東西。中世紀末期,所有修道院中半數以上的人都是隻字不識的鄉巴佬和滿手老繭的種田人,這個過於靈敏的年輕人形孤影單,多年被迫與這些人住在一起,一想起來真覺得不是滋味。 幸運的是,施泰恩修道院的紀律鬆弛,使伊拉斯謨能把大部分時光用在前任修道院長收藏的拉丁文手稿上,這些手稿擱置在圖書館裡早已被忘記了。他吸吮著卷帙浩繁的著作,最後成為古代學問的活的百科全書。這對他以後有很大的幫助。他總是在活動,很少去參考圖書館的書。不過這倒沒關係,因為他可以憑藉自己的記憶加以引用。大凡讀過收有他著作的十大本卷宗或是只通讀了其中一部分的人(因為現在人的命太短促了),一定會對十五世紀所說的“古典知識”大加讚歎。

施泰恩修道院
當然,伊拉斯謨最後還是離開了那個古老的修道院。像他這樣的人是不會被環境所左右的,這樣的人造出自己的環境,而且是用根本不成器的材料創造的。 伊拉斯謨的餘生完全自由了,他沒完沒了地要找一個清靜的地方,以便使工作不受慕名來訪的客人們的干擾。 可是直到他行將辭世,對童年時代“活生生的上帝”的緬懷使他的靈魂陷入死亡的沉睡中的時候,他才飽嚐了一會兒“真正的清閒”。這對於緊步蘇格拉底和塞諾後塵的人來說,一直是極少有人得到過的最美好的佳境。 這些過程經常被描寫,我就不詳細贅述了。每當兩個或更多的人以真正智慧的名義湊在一起時,伊拉斯謨或早或晚一定會出現。 他在巴黎學習過,是個窮學者,差一點在飢寒交迫中死去。他在劍橋教過課,在巴塞爾印過書,還想(幾乎是徒勞無功)把啟蒙之光帶進遠近聞名的盧萬大學,衝破壁壘森嚴的正統偏執。他在倫敦度過很長時間,獲得都靈大學神學博士學位。他熟知威尼斯大運河,咒罵起新蘭島的糟糕道路來就像咒罵倫巴第一樣熟悉。羅馬的天國、公園、人行道和圖書館在他的頭腦中留有深刻的印象,甚至萊瑟河水也不能把這座聖城從他記憶中洗掉。他只要還在威尼斯,便可得到一筆慷慨的年金,每當威尼斯興辦一所新大學,他肯定會被請去,擔任他選中的任何課程的教授,即使他不願任教,只要偶爾光臨一下校園也會被視作莫大恩惠。 但他堅定地回絕了諸如此類的邀請,因為這裡面含有一種威脅:束縛和依賴。萬事之中他首先要自由。他喜歡一間舒適的屋子,討厭破舊的,喜歡有趣的同伴,討厭呆笨的,他知道布爾根迪的美味佳釀和亞平寧的淡色紅墨水之間的區別,但是他要自己安排生活,如果他不得不稱別人為“大師”,那這些就都成泡影了。 他為自己選定的角色是地地道道的知識探照燈。在時事的地平線上,無論出現什麼情況,伊拉斯謨立即讓自己的智慧明光照在上面,盡力讓旁人看清那東西的真面目,剝光它的裝飾,戳穿它的愚蠢和他所痛恨的無知。 伊拉斯謨在歷史的最動亂時期能這樣做,既避開了新教狂熱者的憤怒,又不惹惱宗教法庭的那幫朋友,這是他的一生中最常為人們指責的一點。 後代子孫似乎一提起古人,便對殉道犧牲者有真摯情感。 “這個荷蘭人為什麼不挺身支持路德、不拼出性命與其他改革者站在一起呢?”這個問題好像已經困惑了至少十二代有學之士。 回答是:“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訴諸暴力並不是伊拉斯謨的本性,他也從來沒有把自己看成是什麼運動領袖。他毫無自詡正確的把握感,儘管他要告訴全世界下一千年應該如何實現,這確是一大特色。他還認為,我們每次覺得有必要重新佈置住所時,不一定非得把舊房子拆掉。的確,地基亟待整修,下水道也過時了,花園裡雜亂不堪,很久以前搬走的人家扔下了許多破爛。可是,如果房主兌現了諾言,花些錢做些立竿見影的改進,容貌便會煥然一新。伊拉斯謨所要做到的也僅限於此。儘管他像敵人譏諷的那樣“中庸”,但成功卻不亞於(也許高於)那些“激進派”,世界上原來只有一個暴君,激進派卻帶來了兩個。 伊拉斯謨象所有真正的偉人一樣,對製度毫無好感。他相信世界的拯救在於每個人的努力,改造好每一個人,便是改造了世界。 於是,他向現存的讕言發起攻擊,向廣大平民呼籲。他採用了很高明的手段。 首先,他寫了很多信,寄給國王、皇帝、教皇、修道院長、騎士和惡棍。他寫信給每一個想接近他的人(那時信封上尚無需蓋郵戳和寫上發信人的地址),一拿起筆就洋洋至少八頁。 第二,他編輯了大量古文,這些古文常常被傳抄得十分糟糕,已經文不達意。為了搞好編輯,他不得不學習希臘文,他煞費苦心要掌握這門被教會禁用的語言文法,致使許多虔誠的大主教徒指責他內心裡與真正的異教徒一樣壞。這聽來未免荒誕無稽,但卻是事實。在十五世紀,體面的基督徒絕不會夢想學會這門禁用的語言。會一點希臘文會使人陷入無數困境。它會誘惑人拿福音書的原文與譯文做比較,而這些譯文早已得到保證,說它是原文的忠實再現。這才是個開頭。不久他便會到猶太區去,學會希伯萊文法,差一點就要公開反叛教會的權威了。在很長時間裡,一本畫得希奇古怪歪歪扭扭的文字書,便可以成為秘密革命傾向的物證。 長老會的首領時常闖入屋子搜查違禁品。一些拜占庭難民為了謀生私下教一點本國語言,便常常被趕出藉以避難的城市。 伊拉斯謨克服了這些障礙,學會了希臘文。他在編輯塞浦路斯和其它教會神父的書時加入了一些註釋,裡面巧妙地藏匿了許多對時事的評論,這些話如果做為一本小冊子的主題,是斷不會給印出來的。 但是,註釋的頑皮精靈在伊拉斯謨創造的另一種全然不同的文學形式中出現了,我是指大家都知道的他的希臘和拉丁文成語收藏。他把成語歸到一起,以便使當時的孩童都能學會古文,變得高雅。這些所謂的“矛板”中充滿了聰智的評論,在保守派看來這肯定不是出於教皇之友的手筆。 最後,他寫了一本書,可以算是時代精靈所孕育的最怪異小書中的一本。這種書其實是為了幾個朋友一笑而作的,卻在古典文學史中佔據了一席,連作者本人也沒有想到。這本書叫《對傻瓜的獎勵》,我們正好知道了它是怎樣寫成的。 一五一五年,一本小冊子轟動了世界。這本書寫得非常巧妙,簡直弄不清它是在攻擊僧侶,還是在保衛修道生活。封面上沒有姓名,但對作者有些了解的人認了出來,它出自一個有些古怪的人之手:烏爾里克·馮·赫頓。他們猜得對,因為這個有才幹的年輕人、桂冠詩人、奇怪的城市遊民在這本大作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寫了有用的滑稽部分,他自己也頗為之自豪。他聽說連英國新學領袖托馬斯·莫爾都稱讚了他的書,便寫信給伊拉斯謨,請教他一些細節。 伊拉斯謨對馮·赫頓沒什麼好感。他的頭腦有條有理(表現在他生活的有條理),厭惡邋裡邋遢的條頓人,這些人在上午和下午都為啟蒙事業瘋狂地揮舞筆和劍,然後便逛到附近的小酒館裡,忘卻時間的流逝,無休止大杯大杯地灌酸啤酒。 不過,馮·赫頓有自己的路子,的確是個才子,伊拉斯謨的回信也彬彬有禮。在寫信的過程中,馮·赫頓逐漸稱讚起倫敦朋友的美德,還描繪了一幅美滿家庭的迷人圖景,覺得托馬斯爵士的家庭永遠是別的家庭的出色楷模。在這封信裡,他提到莫爾這個作用非凡的幽默家怎樣賦與了他寫《對傻瓜的獎勵》的最初靈感,很可能正是莫爾創立的善意的鬧劇(一個真正的挪亞方舟,有兒子、兒媳、女兒、女婿、鳥、狗、私人動物園、私人業餘演出和業餘小提琴樂隊),啟發他寫出了使人興奮的並使他一舉成名的作品。 這使我隱約想起了英國木偶劇《龐奇和朱迪》,在好幾個世紀裡,它是荷蘭兒童唯一的開心娛樂。 《龐奇和朱迪》木偶劇中有大量粗俗的對話,卻又保持了一種格調嚴肅高雅的氣息。用空洞嗓音說話的“死神”出現在舞台上。演員們一個挨一個來到這位衣著襤褸的主角面前,自我介紹一番。小觀眾們總覺得開心的是,他們又一個接一個被人用大棒敲了腦袋,再被扔進假想的垃圾堆裡。 在《對傻瓜的獎勵》中,整個時代的社會面紗被仔細地剝去,《傻瓜》如同受到啟迪的驗屍官,用它的評論和廣大公眾站在一邊,讚揚他們。各種人物盡匯文中,整個“中世紀主要街道”裡的合適形像被蒐集一空。當然,當時的野心家,絮絮叨叨大談拯救世界的僧侶,連同他們偽裝虔誠的遊說和閉塞無知譁眾取寵的詞句,全被寫入書中遭到鞭笞,這是不會被忘記的,也不會被饒恕。 教皇、紅衣主教和主教這些與加里利的貧苦漁民和木匠南轅北轍的後裔,也出現在人物表裡,佔據了好幾章的篇幅。 不過,伊拉斯謨撰寫的《傻爪》比玩具畫式的幽默文學更有堅實的人性。在整本小書中(其實在他所寫的一應文字中),他都在宣揚自己的一套哲理,人們不妨稱它為“寬容的哲學”。 待人寬則人亦待己寬的道理,對神聖教規的實質而不是對神聖教規文本中逗號和分號的重視、只把宗教作為倫理學而不是作為某種統治形式來接受,正是這些才使頭腦固執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痛斥伊拉斯謨是“不信上帝的騙子”,是所有真正宗教的敵人,“污衊了基督”。但他們隻字不提這本小冊子中有趣的詞句後面的本意。 攻擊(一直持續到伊拉斯謨去世)沒有起任何作用。這個尖鼻子的矮個子一直活到七十歲,而那時有誰想從官方既定的文字裡增加或減少一個字都會導致絞刑。他對風靡一時的英雄毫無興趣,也公開這樣講。他從不希望從劍和火繩槍裡得到任何東西,因為他清楚地知道,如果神學上的一點爭執便導致世界範圍的宗教戰爭,那麼世界將要冒多麼大的危險。 於是,他像個巨大的海狸,日夜不停地築造理智和常識的堤壩,慘淡地希望能擋住不斷上漲的無知和偏執的洪水。 他當然是失敗了。要擋住從日耳曼山峰和阿爾卑斯山上沖來的邪惡意圖和仇恨的洪水根本不可能。他死後沒幾年,他的書也全部被沖走了。 不過,由於他的傑出努力,許許多多沉船的骸骨又衝到了後代人的岸邊,成為永遠無法制服的樂觀主義者們的好材料,他們相信,總有一天,我們會建起長堤,切實擋住洪水。 伊拉斯謨於一五三六年六月與世長辭了。 他的幽默感一直陪伴著他。他死在他的出版商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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