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的誕生卷
第七部分
三四三、喜悅的含意
最近發生的幾件大事，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上帝已死"；對於基督教上帝——已不值得信仰——的信念已開始拋棄其初次覆蓋在歐洲的陰影。就少數人來說，他對這戲所抱持的懷疑的眼光是十分強烈與敏感的；似乎從雲端射出了幾許陽光，一些古老而深沉的信心也開始轉變為懷疑——對他們來說，我們的舊世界似乎顯得日漸黯淡、可疑、陌生與"老朽"。大體上，我們也可以這麼說，這件事的本身太過偉大、太過遙遠、太過超出人們的理解範圍；且不必提許多已經知道什麼東西被取代，以及什知東西此刻已經整個崩潰的人，在那些人的心中，對過去的信念早就一直在不知不覺地腐蝕著——只是因為礙於許多的東西（譬如整個歐洲道德）都根深蒂固地建基在那上面。
這個崩潰、毀滅和推翻的深廣而無間斷的進行過程，現在更加急迫了，此刻有誰了解到必須有如能疏導巨變的導師與先驅，或者黑暗與衰敗時期的預言者之類的人挺身而起（而這在以前也許是不可能的）？還有我們，天生是猜謎語的人，均在期待著，彷彿今天或者明天，答案就會在山上公佈似的——並且被答案的矛盾所因惑。在我們這些未來世紀的初生嬰兒與早熟孩童的眼中看來，那個一定會很快遮蔽整個歐洲的陰影想必已經來臨。
我們是否依然（也許）受這件事的影響——並未完全悲傷或消沉，而是更有著無法描述之嶄新的喜悅、歡樂、慰藉、活潑、勇氣與黎明？事實上，我們這些哲學家與"自由人"深深感覺到自己像是被一個新生的旭日（"舊日上帝已死"的佳音）所照耀著，心中交雜著感激、驚喜、預感和期待之情。最後，我們的視線似乎更加開闊了，縱然還不夠明亮，但我們的船畢竟終於能置諸大海去面對各種危險了；那屬於我們的海——也許是前所未有的"開放之海"——乃再度展現在我們的眼前。
三四四、我們可以虔誠到什麼程度
據說，由於某些理由的緣故，罪犯在科學的領域中並沒有公民權；只有當他們自願屈就一種假設的謙遜，一種為了體驗而預備的立場、或是一種有限制的虛構，其通向知識領域的途徑和其中特定的價值才能得到認可——不過，依然要加上一項限制，即這一切都必須接受警察的監督，由於我們的不信任，所以必須讓警察來監督。
更確切地說，這豈不是暗示只有當罪犯不再是一個罪犯的時候，才能獲准進入科學的領域嗎？難道只有在一個人不再負有任何罪名時，才能接受科學精神的訓練嗎？大概是這樣罷。我們看得出來，科學也必須以一種信仰為基礎——"沒有前提"就根本沒有科學。我們無法預先斷言"真理是否必要"這個問題，而必須在原則、信仰或確信可找到解釋的諸般情況之下才可論定，"沒有比真正更為必要的，與其相形之下，任何其他的事物皆只有次等價值而已。"這種追求真理的絕對意志究竟是什麼呢？是不讓我們自欺的意志嗎？還是不欺人的意志呢？
假如我們被概括在一般的法則之下，那麼追求真理的意志也可以解釋為這種形態："我不欺騙——"，尤其是"我不欺騙自己。"可是，為何不欺騙呢？為何我們不能被欺騙呢？我們必須注意到前後二個問題的原因是歸屬於十分不同的範疇：一個人不願自己被騙，在這項前提下，被騙是有害的、危險或致命的，由此看來，科學是一種謹慎、預知與實用的延伸過程，大概有人反對這種看法罷。什麼，不願被欺騙真的會較少受到傷害嗎？你如何認清生存的每一層面之特徵，而能決定信與不信孰佔優勢呢？假若兩者都是必需的，那麼科學應該由何處引出絕對的信仰？它所依據的堅信（真理）比其他的一切（包括各種堅信）都來得重要嗎？要是真與不真二者均能不斷證明自身的有用性，那麼這種堅信就不會存在了。
無疑的，目前存在於科學中的信仰，在這種功利的計算中是不可能找出其根源的，縱然我們有"追求真理的意志"，但事實證明，那些作為最後都歸於無效。在科學的祭壇上屠殺一了一個接一個的信仰之後，我們已對那種追求的執著十分了解，"追求真理的意志"並不意味著"我絕不允許多自己被欺騙"，然而我們別無選擇——"我絕不欺騙，即使對自己也不欺騙！"——如是，我們乃達到了道德的領域。
因此，"為何要有科學"的問題便又導回道德的問題，如果生命、自然和歷史是"非道德"的，那麼道德的要旨究竟是什麼呢？毫無疑問的，一個有深度意識的人會因其對科學的信仰，而斷定一個和生命、自然、歷史等迥然不同的世界；同時在他們確定這另一個世界之際，是否也要否認相對的眼前我們的世界呢？
我的看法是，我們對科學的信仰一直是基於一種形而上的信念，雖然在今日有些人不信神且反形而上，但是我們依然以一種古老的信仰（即基督教徒的信仰或柏拉圖的信仰）而高舉著劫餘後的火炬，並堅信上帝即是真理，而真理是神聖的。問題是，如果它自身變得總是更加靠不住，如果再也沒有什麼東西能夠證明它自身是神聖而非錯誤、盲目與虛偽的——如果上帝自身成為我們最執拗的謊言呢？ ……
三四五、道德問題
人格的缺點所帶給我們的後遺症隨處皆是：衰弱、怯懦、不值一顧、自我貶抑以及自我否定的人格，已不再適用於任何良好的事物——尤其不適用於哲學。
"無私"不管在那裡都沒有價值可言，而非常的問題便需要非常的關愛，唯有堅強、成熟、心靈穩固而基礎深厚的人才足堪解決非常之問題的大任。就此看來，有兩種不同的詮釋，即一個思想家是站在關係到他的問題、他的命運、他的需求，甚至是他至高無上的樂趣等個人的觀點上呢？或者，只是立於非個人性的，亦即他可以以一種漠然、探索的思想觸手來感覺或攫取它們。就後者而言，我敢說必定不會有任何結果可言，因為非常的問題必然無法為怯懦之人或癩蛤蟆之輩所能解決，這與他們的胃口不合。為什麼我從未見過任何人（即使在書籍中亦然）會在這種情形——亦即視道德為其個人之需求、感情、喜悅及情緒等諸問題——之下遵守道德？很顯然的，到目前為止，道德根本就不會被視為一種問題，它一直被視為人類在猜疑、不和以及沖突之後所達到的基點，是思想家甚而可以自本身獲得歇息，可以恢復其呼吸而甦醒的安寧且神聖之地。
我未曾見過任何人敢非難這種道德價值的評估。在這種關節上，我甚至不曾見過科學之好奇的嘗試，以及心理學家和歷史學之吹毛求疵、暗中摸索的想像力。這二者均可輕易地觸及一個問題，並抓住問題的側面；然而卻陷於弄不清楚自己所掌握住的究竟是什麼。
在極困難的情況下，我發現到一些為了完成價值之評估與這些情愫之來龍去脈之整個歷史的目的而所僅存的資料（這和對它們的批評及倫理體系的歷史大相徑庭）。在一個個案中，我竭力用各種方法來鼓舞這種歷史的傾向和才能，但是到目前為止，卻感到似乎一切均徒勞無功。從這些道德的歷史學者（尤其是英國人）處根本就學不到什麼東西，幾乎可以毋庸置疑的，他們本身經常會被一種界定的道德所影響，並且其行動有如穿戴甲胄者和為人隨從一般地毫無意識——也許是仍舊真心誠意地重複著歐洲基督教普遍的迷信，即道德行為的特徵乃是包括了自製、自貶、自我犧牲，或相互了解與同患共難。
這種前提一般的錯誤在於他們堅持人類，至少是文明人之間，對道德的某些主張要有相當的一致性，因此，他們歸結這些主張即使是對你我而言，也是有所束縛的。或者反過來說，當他們明了道德的評價在不同的民族之間必須是有別的事實之後，他們便又歸結到任何道德都沒有束縛力，而這兩種結論都是同等幼稚的愚見。另外，他們所犯的更難解的錯誤是，他們發現並批評一個民族關於自身的道德可能會有的愚蠢見解，或者是人類關於一般道德的見解（他們於是論述其來源、宗教的約束力、自由意志的迷信以及種種類似的事項）；而他們認為僅僅憑著這些行為就已經批評了道德本身。
然而"你應該……"的這種法則之價值，以及關於這種法則的種種見解是絕然不同並且各別獨立的；同時還必須由錯誤的雜草之中將其辨別出來，而它或許早已在錯誤裡面根深蒂固了。就好像一種藥方對一個病人的價值完全係於他對藥物是否有科學上的認知，或者只是認為藥物正如同老妻所能給予他的幫助而已。即使是在錯誤中亦可能產生道德；但是就此而言，其價值問題卻根本就不曾被提起。故而，迄今還沒有人查驗過最著名的藥方（稱之為道德）之價值究竟如何，為了達成這個目的，最重要的便是要先對其存疑才行，而這正是我們的工作。
三四六、疑問的註解
難道你不明白嗎？說真的，想要了解我們，一番努力是不可缺少的。我們尋求適當的字彙，或者，也尋求他人的注意與聽聞。我們究竟是怎樣的人呢？根據比較老式的措辭來看，我們或可自稱為無神論者、不言神者，甚而非道德者，然而我們卻不認為這些名詞就可以將我們界定清楚，這三個名詞合成的層面或可適用於我們，但一般人卻無從想像。對於你們這些心存懷疑的朋友，你們根本想不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心靈狀態究竟如何。
不！我們對於那擺脫束縛而為自己尋求一種信仰和目標的人，或者由於其疑惑而殉難者，已不再有任何激情與痛苦的感受！我們早已完全堅信（且因為這種信念而變得冷酷無情）在這世界上沒有一件是操之在神明的手中；同時也並非要依照人類的標準，一切才合理、慈悲、公正地進行，我們知道，我們所置身其中的世界乃是個邪惡、不道德而且沒有人道的世界——許久以來，我們根據自己的崇高希望和意志，換句話說，即根據我們自己的需求而故意歪曲且虛偽地來解釋這個事實。
人類是一種崇拜的動物，然而卻也是一種懷疑的動物——因此對於這個世界並不如我們所相信的那麼有價值這件事也就必然存疑了。如此地多疑！如此地哲學！我們小心翼翼地避免說破這個世界並沒有什麼價值的事實；對我們來說，現在的人堅信虛構的價值甚於真實世界的價值，這是十分可笑的——正由於這個緣故，我們乃又收回邁出的腳步，就如同從人類空想及無理性的錯誤中折回來一樣，這是長久以來都不曾被認清的。
這種錯誤在現代的悲觀主義中仍有最後的表現：在佛陀的教誨中，有一種較為古老而強烈的表白；基督教也包含在內，但是正確地說來，它比較不明顯而曖昧些，不過卻依舊引人注目。就"人對世界"的整個態度而言，人是否定世界的法則，同時也是評定一切事物價值的標準，是這個世界的法官。最後，他將生存本身放在天秤上衡量而發現它太輕了，因此我們逐漸領悟到這種態度的荒謬不當，並且感到惡厭。而當我們發現"人與世界"乃是平等並存，只不過由一個了不起的小字"興"（and）將其分隔時，不禁要莞爾一笑了！
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們在嘲笑的同時是否已進一步鄙視了人類？因此，在悲觀主義中也鄙視了我們所認知的生存？我們難道不曾因而懷疑到迄今憑著我們的崇敬而存在的世界——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或能忍受生命——以及我們自身這個世界之間是對立的？一種關心自身的冷酷、徹底而根本的懷疑，經常使我們歐洲人對其力量更感困擾，並且藉著這種只能作二擇一的選擇更使我們可以輕易地面對下一代，不是祛除你的崇敬，便是祛除你自己！後者將會成為虛無主義——但前者難道就是非虛無主義了嗎？這就是我們對疑問的詮釋。
三四七、信仰者與其對信仰的需要
為了要誇示，一個人得要有多大的信心，他必須具有很強的"定見"，這種見解是他不希望有所動搖的，因為這樣他才能掌握自己——亦是對他權力的一種測度（或者說得更明白一點，是其弱點的測度）。
在我看來，歐洲舊大陸的大多數人，目前似乎仍然需要基督教，因為信仰仍然存在。人就是這樣，他可能反駁神學的教義千百次；而一旦他需要時，卻又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接受它為"真實的"，這是根據聖經上有名的"權力的證據"所說的。
有些人仍然需要形而上學，但亦急切"渴望確實性"，而這種確實性目前已在多數人當中註入了科學和實證主義的形式，因而也渴望著務必要得到某種穩定的東西（然而由於這種渴望的過於迫切，而使得確實性的建立反而更緩慢、也更疏略）——即使連這點也渴望能獲得一種掌握和支持；簡而言之，雖不能說是弱點的本能創造了宗教、形而上學，以及各式各樣的信仰，但是至少維持了它們。事實上，在這些實證哲學系統的四周，縈繞著一種悲觀主義的陰鬱氣氛，亦即某種厭倦、宿命論、幻滅、以及對新幻滅的恐懼——或者是明示的憎恨、憤怒和無政府主義的激盪，以及任何脆弱之感情的症狀或口實等。
即使是擁有我們當代最聰明之士的敏捷周全，也會在可咒的角落和巷弄中迷失，舉例來說，如Vaterlanderei（這是我對主戰論者的命名，法國人稱之為"盲目的愛國心"，德國人則稱之為（deutsch），或者如巴黎自然主義者小小的美學信條（僅僅使得自然的層面被揭發或更形顯著，同時使人感到厭惡和驚愕——現在他們喜歡稱這種層面為La verite vraie），或者如聖彼德堡形式的虛無主義（也就是說，在不信仰中有信仰，即使為此而殉難者亦然）；凡此皆顯示了對信仰、擁護、志氣及支持物之類的需要。
對於缺乏意志的人而言，最渴望、最需求的莫過於信仰了。因為作為命令的情緒意志，乃是主權和權力之間一種有差別的特徵。也就是說，一個人愈是不知道應當如何下命令，便愈迫切渴望著接受命令，而且是堅決的命令——來自神祇、王公、特權階級、醫師、告白者、教義、政黨意識等。由此，或許我們可以推論世界的二大宗教，佛教和基督教之所以能興起並且迅速擴張，實在是其來有自的；即由於特異的"意志弊病"。事實上也確實如此，這兩種宗教均因意志弊病所過分誇大的渴望而發揚光大——由於一種不可避免的、一句"你應該……"、一種含有失望的希望。這兩種宗教在狂熱分子意志薄弱的時候便成為他們的導師，因而也提供給無數人一種支持和運用意誌之新的可能性，以及一種欣然的喜悅。
事實上，狂熱是唯一可以激發弱者和優柔寡斷者的"意志力"，以及整個知性體系的一種催眠劑；它先大量培養一種特殊的觀點和特別的情感，而後才支配——基督教稱此為信仰。當一個人達到他需要被命令的基本信念時，就自然成了"信仰者"。反之，一個人也可以想像得到自我決定的喜悅和力量，以及意志的自由，因此，這個精神便不需任何信仰，或任何對確實性的渴望，而習慣於藉著微薄的羈絆與可能性支撐自己，即使是在深淵的邊緣也同樣能振衣長嘯，這種精神便是優越的自由精神。
三四八、學者的源起
歐洲的學者都來自不同的階層與社會環境，就像一棵植物並不需要特定的土壤，故而在本質上他自然是屬於民主思想的同類。然而這個起源卻背叛了他本身。如果一個人將自己的目力訓練到可以在知識性的書籍或科學的論述上認出學者知性的特質——他們皆有這種特質——則我們會驚異地發現幾乎多半能瞥見這些學者及其家庭歷史的背面，特別是其名稱和職業的本質。
對於感受的表達，"終於證明了我已將它完成"，一般而言，祖先的血液與學者的本能在其可以目睹一切的隱蔽處證實了"所完成的工作"——證實的信念只不過是曾被勞工家庭景仰多年而稱之為"好工作"的指標罷了。譬如：戶籍員和各種辦公室職員之子的主要工作便是整理各種資料，並將之放在抽屜中排列整齊。而一旦成為學者，他們便會有一種傾向，即將問題系統化之後，便認為這個問題已經幾乎可以算是解決了。有些哲學家則除了擁有一個能將事物系統化的頭腦之外，便一無所有，而那種頭腦還是其世襲職業所造成的一種本質。分類或歸納範疇圖表的才能往往會背叛了某些事物，一個人之所以會成為其父母的子女，無非是毫無來由的。
一個倡導者的兒子，身為研究員也必然是一個倡導者，他一開始就會設法將這個觀點帶進他的案例中，然後再尋求站在正確的一方。人們可以由他們無邪的保證，認出新教牧師及教師的兒子——他們身為學者，當其案例被那份執著的熱誠提出來的時候，他們便已認定這些案例將可獲得證實與認可——他們完全慣於人們的對其信任——這要拜其父祖的"行業"之所賜！反之，一個與其商業環境及其種族歷史一致的猶太人，對於人們對他的信任便絕無法習慣。就這件事情來觀察猶太學者——他們全都十分強調邏輯，也就是說，藉著各種理由強使他人同意——他們知道即使種族和各階層的偏見反對他們，即使人們不情願相信他們，他們更須去加以征服。
事實上，沒有比邏輯更為民主的了，因為邏輯絲毫不尊重個人，並且甚至能把鷹鉤鼻說成直鼻。 （在此順便對邏輯思想加以說明一下，關於"清潔劑"的知性習慣，歐洲受猶太人的幫助頗大，尤其是德國人——他們很可嘆地一直是一個不講理的民族，即使在今天也是要常常"洗頭"。無論猶太人的思想影響到哪裡，哪裡的人便會被教以更精密的分析、更敏銳的辯論，書寫更清晰更精簡——亦即，使一個民族能"講理"一直是他們的習題。）
三四九、再談學者的源起
僅僅尋求自衛的本能是一種苦惱的表徵，或者也是對真實的一種限制。生命的基本天性，旨在權力的延展，每當我們考慮到這一點，便常常會懷疑自己的自衛本能且加以犧牲。當一些較為獨特的哲學家，如期賓諾莎①在見過所謂自衛本能的生命特質之後，便一直處於苦惱的狀態。我們的現代自然科學和期賓諾莎的理論大有關聯（尤其是進化論當中，令人難以相信的"為生存而掙扎"的片面之見的教條），可能由於多數探究者的出身有很深的關係，就這一層面而言，他們和一般人無二，他們的祖先也是貧窮卑微，由直接的經驗而深切了解到生活的艱難。
①斯賓諾沙（spinozal1632－1677），為猶太商之荷蘭人，理性主義哲學家，由於他的生活背景與宗教背景而使他建立一套"保全自己"的哲學。
在整個英國的進化論當中，一種窒息的氣氛時刻籠罩著過度擁擠的英國，貧賤之人因窮困而散發出來的氣味處處可聞，但身為一個自然的研究者，他應當從那可卑的人性角落裡掙脫出來：然而，即使看遍各種愚行，我們會發現，在自然中困擾苦惱的狀態也並不普及，只是多餘之物罷了。為生存而掙扎僅僅是一種例外，一種為了生活而暫時抑制著意志；這種掙扎無論大小，在各處都會造成優勢，會增加擴張，會形成一種與權力意志一致的力量，而這正是生存的意志。
三五○、對人類之篤信致敬
與教會相抗比之於反對雕刻師的普通而膚淺的規則更具深奧而冥想的性質；也就是說，愈是多疑的壞人，由於一直不相信生命的價值，並且也懷疑自身的價值——人類的一般本能，故而使得其官能的快感和"惻隱之心"也均與他們形成對立。
整個羅馬教會乃是奠基於潛存人類天性中的南歐屬性的懷疑態度（在北歐常被誤解），而這種懷疑的態度則又是南歐人從東方傳承過來的，同時還從那種神秘而古老的亞洲學習到沉思的精神。另一方面，新教則為一主張簡單、文雅、注重表面（這方面北歐人的表現就顯得比南歐人膚淺）之一般略含叛逆性的宗教（指宗教改革運動後，新教之所以興起所含的本質——譯註），僅管如此，然而卻是法國大革命的緣故，才首度將王權完整而莊嚴地交到"好人"（綿羊、騾子、鵝、以及各種膚淺的一切）的手中。
三五一、對僧侶的天性致敬
我想哲學家覺得自己與一般人（在今日社會的各階層）對智慧的看法相差極遠：慎重明辨、樸素寧靜、虔誠恭敬以及鄉下牧師的平易近人，凡此皆嚴肅而深思地疑視著生命——這也許是因為哲學家並沒有嘗試作和一般人或鄉下牧師一樣的智慧追求。哲學家大概也是最後才明白到人們應該了解與他們相距頗遠且為思想家所熱衷的某些事物，而這些思想家必須經常生活在最大困難與最大責任的烏雲中（因此他們無法看到事物的整個底細，更不必說有什麼公正無私或客觀的作為了）。
一般人崇敬完全不同類型的人，而就其不同的形象去塑造一種"聖者"的理想，他們每每對這類型的人予以最高的崇拜和讚頌——這些人擁有溫柔、嚴肅、單純、謙虛等僧侶似的性格——一般智慧所能給與的崇拜和讚頌其他的人，還有誰能像這些人一樣地普受大眾的崇敬？這些人與其階級相配，地位崇高；由於他們善良而被挑選出來，奉獻並犧牲——他們自身也相信自己為上帝而犧牲——在這些人面前，人們可以不覺有罪地傾吐他的心事，可以消除他的秘密、顧慮及一些更糟的事情（"和自己溝通的人"能祛除自己的心事，作"告白"的人則可以忘掉心事）。在此有一不可缺少的，即是，對於污水和淨水均需要有精神上的污垢，並且需要迅速的愛的交感，以及一顆強烈、謙遜和純潔的心；他們乃犧牲了自己而使自己能適合這種非公共健康部門的服務，因為身為神職人員便是一種犧牲，並且永遠是一種人類的犧牲。
一般人將這些因信仰而犧牲、沉默、莊嚴的人視為"智者"，亦就是成為聖賢之人，對其原來之"不信任"者亦改變成為"可信的"，誰會想要去剝奪人們那種表現與崇敬？不過為了對另一面亦公平起見，在哲學家眼中，神職人員依舊是被視為"人"而非"聖人"，因為最重要的，他們本身並不信仰"聖人"，而他們也已在這種信仰與迷信中找到了"人"。希臘人在創造"哲學家"這個字眼時是十分謙遜的，而讓那些最為傲慢的演員套上"智者"的名詞——這種極端傲慢且又自我誇耀的謙遜可說和畢達格拉斯與柏拉圖如出一轍。
三五二、為何難以擺脫道德
一個赤身露骨的人通常難以入目——我說的是我們歐洲的男人（當然絕不是指歐洲女性）。如果一桌原來高高興興共餐的人，突然發現到他們被某種妖怪作法而脫去衣袍，我相信不僅原來的歡樂氣氛會立即蕩然無存，而且縱然有再好的胃口也會倒盡——似乎我們歐洲人總能擺脫這種"衣著"的偽裝。
然而，"道德之士"的偽裝，在道德法則及禮儀規範的表面，以及我們在責任、德行、公眾情緒、榮譽和毫無私利之掩蔽下的行為，難道也不該有支持它的最好理由嗎？我並非意味人性的弱點與卑怯，簡言之，即是我們心中那邪惡狂野的獸性，應該加以掩飾；相反的，我的意思是，我們身為馴服的動物，甚為屈辱可恥而需要道德的掩飾——歐洲人的"內在人格"很久沒有足夠的劣根性可以"讓自己公然被見"
（因而成為美麗）。
歐洲人以道德來偽裝自己，乃是因為他變成一種有病且跛足的動物，有很好的理由被馴服：因為他幾乎是一種畸型、不完整、虛弱和愚蠢的東西……並非是被掠奪之動物的兇殘，而是群居動物的十分平庸、憂慮與倦怠發現道德的偽裝是不可缺少的。道德粉飾了歐洲人——讓我們明白這一點——以更加顯著而可辨明、更加重要、"神聖"的偽裝——
三五三、宗教的起源
從一方面來說，宗教創始者的真正發明是建立一種特定的生活模式及日常習俗，並使人們能夠接受，沉浸其中而不知倦怠：從另一方面來說，也給與這種生活模式一種解釋，並以其最高之道德觀念來啟發人們；因此，它成為人們為之掙扎，在某些情況下甚而置其生命於不顧的至善之物。
事實上，後者的發明比前者重要：第一、此生活模式往往已經與其他的生活模式雜然並存，然而卻不明白其具體化的價值。一個宗教創始者的創意與輸入，通常都以他見到並擇取那生活模式，並為將可被利用的事實首度予以神聖化，以及能如何將它作一個圓滿的詮釋而揭露出來。譬如，耶穌（或保羅）發現在羅馬帝國統治下之一般人的生活，是一種謙虛、貞節與消沉的生活；他乃詮釋這種生活，並給與最高的意義和價值——因此有勇氣鄙視其他各種生活模式，摩拉維亞教徒①的寧靜之狂熱、神秘而隱藏的自信日益增加，最後終於準備好了要去"征服世界"（意指羅馬及整個帝國的上層階級）。
①摩拉維亞教（Moravian）新教教派之一的教徒，散佈於捷克的Moravia地區。
佛陀也同樣地發現到人類的同一類型，他發現到那些善良慈藹的人，事實上是散佈在每一階級（指印度的種姓制度下的階級——譯註）和社會的各個階層中——重要的是，這些人是無害的——由於怠惰、以及怠惰之人，而使他們過著節制的生活，幾乎毫無所需，也毫無所求。他明白這一類型的人，由於其惰性，而不可避免地將會逐漸接受一種可允許其免於再入輪迴受世俗之苦（亦即生、老、病、死等一般生命的過程）的信仰——這種"洞悉"便是他的天賦聰明。
宗教的創始者能夠確實掌握住一般民眾的心理，並且深深了解一種特定而平均類型的靈魂，而後者卻始終未能憬悟到他們乃是同一類的人，是宗教創始者使得他們聚在一起。因此，宗教的創立永遠是一種長期認知的儀式。
三五四、"人類的天賦"
當我們開始感知我們要用何種方法才能免除意識時，才會有意識——或更正確地說，便是意識到自己——的問題。在這種感知之始，我們才以生理學和動物學來討論它（因此需要兩個世紀的時間來趕上萊布尼茲事先提出的暗示）。因為事實上，我們可以思考、感覺、希望和追憶，並且在各種類似的感知上均能有同樣的"表現"，然而這種種卻都不需要有"意識"。
整個人生就好像在鏡中一樣，無法看到它自己；事實上，人生中的絕大部分用不著對照鏡子也一樣能延續下去——即使我們的思想、感覺和自由意志的生活亦然，雖然這種論調在年紀較大的哲學家聽起來會頗覺痛心。如果意識是不必要的，那麼它的目的為何？如果你聽我的回答，這項假設或許也毫無理由；但在我看來，意識的敏銳和力量一直都與一個人（或動物）的溝通能力成正比，而溝通能力在現實生活中又和溝通之需要成正比——後者比較不易被了解，如同個人自身主宰著溝通的技巧，並明白其需要同時還必須依賴他人的需要。但是，在我看來，這似乎與整個種族以及世代之承襲有關，日常的必需品和需要長久以來一直驅使著人們與其夥伴溝通，並迅速而敏銳地明了彼此，最後終於得到一種剩餘的權力和溝通的技巧。彷彿幸好他早已有所積聚，而現在就等待著一個繼承者毫無吝惜地將其揮霍（所謂的藝術家就是這些繼承者，同樣的，雄辯家和傳道者、作家等亦然；這些人來自一長串繼承的末端，總是"晚生"，而就其字面上的意思來說，他們的本性原本就是個浪費者（spuanderers）。
假如這個觀察是正確的，我便可以進一步地推測，意識大體上是在必須溝通的壓力下發展而成的，自始它就只有在人和人之間（特別是在上下主從的關係之間）才是必要而有用的，並且只按其實用性的比例發展。適當地說，意識僅不過是人與人之間一種聯繫的綱，也只有因為如此，它才會發展至今，隱士以及如野獸般的人便不需要它。事實上，我們的行為、思想、情感和情緒等，都是在意識的範圍之內（至少是一部分），結果便造成一種可怕而持續的"必須"主宰人類的命運——身為最有危險的動物，他需要幫助和保護，他需要友伴，他必須能表白他的苦惱，他必須知道如何使別人明白他的意思——為了這些種種，他首先便需要"意識"，他必須"知道"自己缺乏什麼、自己的感覺、自己的想法。
我再重複一次，因為人就像各種生物一樣，雖在不斷地思考，但卻不自知；思想之成為意識的本身不過是其中最小的一部分，也可以說是最表面的一部分或最壞的一部分——因為這個思想的意識以語言（亦即溝通的象徵）便可表示，經由此，意識的起源也就揭露出來了。簡而言之，說話語言的發展及意識（並非理性本身，而是成為自我意識的理性）的發展，乃是攜手並進的。更進一步地說，人與人之間，不僅只有語言扮演橋樑的工作，而且還有容貌、壓力和姿態等等，我們逐漸意識到自己的感覺，我們那足以穩定這些感覺並彷彿要將其置於我們自身之外的力量，凡此皆依象徵之憑藉以及與他人溝通之需要的增加比例而增加。
發明象徵這種工具的人通常也是自我意識較為敏銳的人；人因為是群居的動物，所以才會意識到自己——他仍然是在意識之中，而且愈來愈深刻，我的意思是說，意識並不適合屬於一個單獨生存的環境，而這毋寧是由於其社交與群居的天性。由此我們可以推論，因為關係著自治和群居的效用，它才得以巧妙地發展；結果，雖然其最佳之意願乃在使每個人盡量了解自己，"知道自己"，而我們每個人卻都總是會意識到自身的非個人性，亦就是它的"一般性"；我們一想到它，常認為它好像會被意識的特性所壓抑——藉著其中專制自大的"人類的天賦"——並解釋為對於群體的透視。
基本上說來，我們的行為乃是偏於個人、獨特而且完全單一的態度（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一旦我們將其轉化為意識，它們就再也不是這副模樣了，……就我所知，這是所謂的現象論和透視論：動物意識的天性，涉及我們所能意識到的世界，只是表面和象徵性之世界的註解——我們所意識到的一切事物皆因此而變為膚淺、貧乏與相當的笨拙；一種普遍化、一種象徵、一種群體的特質，隨著意識的進化，總是連結著一種巨大而徹底的曲解、虛偽、膚淺和普遍。
最後，逐漸在成長中的意識乃是一種危險，任何與最具有意識之歐洲人相處的人甚至還知道它是一種弊病。我所關心的是，我們可以測知它並非是主觀和客觀的對照——我將這差異留給仍然被文法（一般的形而上學）圈套所困擾的認識論學者。它亦不能稱為是"事物本身"與現象的對照，因為我們還不夠"明白"如何去判定這種區別。
事實上，我們並沒有任何去感知的器官，或者"事實上"，我們所"知道"（或相信、或想像）的和對人類有用的益處一樣多，即使我們所稱之"有用"根本上只是一種信仰、一種想像、或者是一種最致命的愚行，終有一天我們會因而毀滅。
三五五、我們的"知識"概念
我在大街上得到這項解釋。我聽到有個人說"他認認我"，所以我自問："人類從知識當中真正了解了什麼？當他們追求"知識"時，他們想要的究竟是什麼？沒有比追溯已知之事更奇怪的事了。而我們這些哲學家藉著知識是否真的能了解更多的東西？所謂已知，是指我們已經習慣一般的狀況，不再對之感到驚異，任何我們所習慣的規則、所有我們置身其中時會感覺安適之事物——是什麼呢？我們求知的需要不就是這已知的需要嗎？去發覺任何奇怪、不尋常、或疑問之事物的意志，難道已經不再使我們感到焦慮不安了嗎？難道不可能是恐懼的直覺責成我們去求知嗎？難道那有所領悟的人只是因為他重獲安全的感覺才使他愉快嗎？
有個哲學家在追溯世界之"理念"時，想像著"已知"的世界：啊，難道不是為他早已知道、熟悉這個概念嗎？因為他對於"理念"的恐懼少得多——哦，這個領悟者的節制，讓我們不妨來看看他們的原則，以及他們對這個謎或就此而論之世界的解答！當他們再度在事物之中或事物之間找到什麼時，或者在很不幸地為我們所深知的事物之背面（例如乘法表、我們的邏輯、意志和慾望）有了任何新的發現時，就會立即感到十分地高興！
因為，"已知之事物乃是可明了的"，對於這點他們都一致同意。即使是那些領悟者之中最慎重的人，也認為已知之事物至少比未知之事物更易於了解，譬如說，從"內在世界"以及"已認知的事實"發展到外在是經過一種極有規律的次序的，因為那是我們比較清楚的世界！錯誤中的錯誤！已知之一切是我們所習慣的，而我們所習慣的又是所有事物之中最難了解的，亦即，領悟到它是一個問題，感知它是奇怪的，遙遠的，且在"我們的外部"。
自然科學的十足確實性和心理學以及意識因素之批判（大致上，這一類的學問皆被稱之為非自然科學）相比較之下所得到的結論，乃是根據他們以陌生之事物作為客體的事實而定的，而這幾乎就像是希望將所有不陌生的事物當作客體一樣的矛盾與荒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