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有一句口頭禪，是“生死事人”。宋儒批評說，總是喊生死事大，就是因為怕死。這批評得不錯，即如涅盤經之類記釋迎牟尼示寂，也是萬眾痛哭，哭什麼？自然是因為不願意死而竟死了。俗人就更不用說，如東晉謝安、支遁等蘭亭修楔詩酒之會，由王羲之作序，說了“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等許多好話之後，還引一句古人云，是“死生亦大矣。”（見《莊子? 德充符》）意思顯然是，如果能不死該多好，可惜是不能不死。那還是昔日；到現在，生死事大一類說法就有了更為沈痛的意義。因為昔人的世界是式的，死是形滅而神存，這神，或說靈魂，還可以到另一個世界，雖然昏暗一些，陰冷一些，卻還有佳人的美麗，親友的溫暖，總之，只是變而沒有斷滅。現在不同了，科學知識趕走了式的世界，我們幾乎都知道，神是形的活動，形亡，神也就不存了，就是說，生涯只此一次，死帶來的是立即斷滅。有的人有黃金屋，其中藏著顏如玉，下降，也會有柴門斗室，其中藏若干卷破書，再降，總當有些遺憾、有些期望吧，一旦撒手而去，都成為空無，其痛苦就可想而知了。
這痛苦，前面提到過，是來於天命的兩面夾攻：一面是熱愛活著，另一面是不得不死。很明顯，解除痛苦之道就成為，其中的一方必須退讓，即或者走叔本華的路，不以活著為可取，或者走葛洪的路，煉丹以求長生（還要真能有成）。先說前一條路，改變對活的態度，即變愛為不愛，至少是無所謂。這顯然很難，因為要有能打敗“天命之謂性”的兵力。就理論說，叔本華像是應該有此強大的兵力，而且他寫過一篇《論自殺》的文章，說無妨把自殺看作向自然的挑戰；可是他卻還是壽終的，這就可證，在這類生死事大的間題上，不率性而行，說說容易，真去做就難了。真去做是可生可死之間，選擇了死，就原因說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為取義而捨生，如傳說的伯夷、叔齊之餓死首陽山，文天祥之柴市就義，就是此類．另一種是為苦難之難忍而捨生，如因失戀、因患不治之症、因逃刑罰而自殺，就是此類，這算不算變了樂生的態度呢？似乎不能算，因為他們的生帶有難忍之苦，是因為避苦才舍生，如果沒有這難忍之苦，他們會同一般人一樣，高高興興地活下去的。不樂生，即反天命，難。可以退一步，純任自然，不執著於生死。莊子走的是這一條路，所以視妻死為無所謂，該歌唱的時候就照常鼓盆而歌。這比怕死確是高了一著，但也沒有高到不樂生的程度，因為他不就官位的理由是寧曳尾於途中，仍然有活著比死好之意。總而言之，擺脫兩面夾攻的困境，打退樂生的一方，這條路是難通的。只好調轉兵力，試試天命的另一方，不得不死，能不能退讓。辦法有國產的。秦皇、漢武，攬盡人間之權，享盡人間之樂，當然更捨不得死，於是寄希望於方士，費力不小，花錢不少。結果是受了騙，漢武后來居上，勉強活過古稀，秦皇則未及知命，就都見了上帝。方士是騙人。還有自騙的，是道士的煉丹，據說九轉之後，吃了就可以長生不老。可是葛洪之流終歸還是死了，未能住今日的白雲觀。國產的不靈，還可以試試進口的。據說高科技的一支正在研究不能長生的原因，一旦明白了，依照因果規律，去其因自然就可以滅其果。與方士和道士相比，這是由幻想前進為科學，也許真就有希望吧？但這總是將來的事，遠水不解近渴，就今日說今日，我們仍只能承認，想打退不得不死的天命，我們還辦不到。也就不得不還面對死的問題。
依“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之理，或只是依常識，死既不可免，我們所能求的只是，一，盡量晚些夾，二，伴死而來的苦盡量減少。先說前一個要求，還間或有例外，即早死與晚死之間，如果允許選擇，宜於選取前者。想到的有四種情況。一種，典型的例是患不治且極端痛苦之症，至少就本人的意願說，晚離開這個世界就不如早離開。另一種，如果我們接受傳統的評價意見，王莽就不如早死些年，原因是如白居易作詩所詠嘆，“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复誰知”。歷史上不少大人物，如梁武帝、唐明皇之流，早死就少做不少荒唐事，也就以早見上帝為佳，還有一種，舉近事為例，梅蘭芳和老舍都是文化界的大名人，可是生命結束的情況有天淵之別，梅壽終正寢，老舍跳太平湖。梅何以得天獨厚？也不過早死幾年罷了。這樣，以算盤決定行止，老舍就不如早死幾年。還可以再說一種情況，是由老百姓的眼睛看，嗜殺人整人的暴君，高壽就不如早死，因為早死一天，小民就可以早一天解倒懸之苦。何以這樣說？有典籍的所記為證，是“時日屬喪？予及汝皆亡”。但例外終歸是例外，不能破壞通則；通則由常人常態來，總是認為，只要能活，還是以不死為好。
但是，以上例外的第一種情況使我們想到一個與法律和道德有關的大間題，是：如果一個人因某種原因確信自己生不如死，他應否享有選擇死的自由？以及別人從旁幫助他實現死的願望，法律和道德應否允許？這個問題很複雜，幾乎複雜到難於講清楚。清楚由講理來，可惜在生死事大方面，常常像是不能講理。不信就試試。人，稱為人就有了生命，並從而有了活的權利；死也是與生命有不解之緣的，為什麼人就沒有這樣的權利了有人也許會說，並沒有人這樣說，法律也沒有明文規定。那就看事實。為什麼事，某甲自殺，某乙看到．某乙有救或不救的兩種自由，他可以任意行使一種自由，法律都不過問；可是道德過問，表現為自己的良心和他人的輿論，即救則心里安然，受到稱讚，反之會心不安，受到唾罵。這是除自殺者本人以外，都不承認他有死的自由，甚至權利。為什麼不承認？理由由直覺來，不是由理來。近些年來，據說也有不少人想到理，以具體事為例，如有的人到癌症晚期，痛苦難忍，而又確知必不治，本人希望早結束生命，主張醫生可以助人為樂，幫助他實現願望。這個想法，就理說像是不錯，可是付諸實行就大難。難關還不只一個。前一個是總的，就是先要有個容許醫生這樣做的立法。立法要經過辯論，然後表決，推想這是同意一個人去死，沒有造大反的勇氣，投贊成票是很難的。還有後一個零星的難關，是醫生和家屬都是理學家而不管直覺。直覺是好死不如賴活著，即怕死，這是天命，一二人之些微的造反的想法是奈何它不得的。
這就還會留下伴死而來的苦，如何對待？上面說可以盡量求晚來，這，且不問容易不容易，也許有些用，因為有如還債，需要明年還的，總會比需要今年還的，顯得輕鬆一些。但不會有大用，因為挨到明年，終歸是不得不還。所以首要的還是想辦法，求伴死而來的苦盡量減少。伴死而來的苦，有身的，有心的。身的苦，常識的範圍大，包括接近死的或長或短的一段病苦，這可以藉醫療的力量減輕。這一段的晚期，還可能包括這祥的一段，喪失知覺而其他器官還在活動，算不算還在活著呢？自己以外的人說還在活著；自己就未必這樣認為，因為不能覺知的活著，至少是主觀方面，與死並沒有分別。然後來了那個神秘的交界，由生到死（生命的終結）。這交界，如果用時間來表示，也許數理學家有辦法，我們常人只好不求甚解，說是看表，幾點幾分，死廠。這幾點幾分，即死，結束的大事，有沒有苦（苦都是親身感知的）? 如果有，是什麼樣的？蘇格拉底說，不知道，因為死，一生只有一次，還沒經驗過。
所以，我想，伴死而來的苦幾乎都是心的，或乾脆說，因為想活著，還能看這個，看哪個，幹這個，干那個，一想到必有個終結，就捨不得，因而怕。有什麼辦法可以變怕為不怕？可用的藥方不只一種，但都未必能有特效，因為，正如孟德斯鳩所說，是“帝力之大，如吾力之為微”，天命之謂性，不率性是很難的。不得已，只好得病亂投醫，甚至找個偏方試試。一種辦法由邏輯來．既然怕是由於捨不得生的一切，那就應該使生的一切成為不值得留戀。門路也可以有物的和心的兩種。物的是生活的各個方面有苦而無樂，甚至苦乳難忍的程度。這樣的境遇也許能夠起不樂生的作用，可是它會主動來嗎？除了發瘋，是沒有人這樣幹的。還有，這樣的境遇，紅十年浩劫期間，被動來了，事實還是極少數自裁，絕大多數為保命而忍忍忍，可見境遇不佳也未必能夠引來厭世思想。物的不成，門路還有一種心的。可以是佛家的娑婆世界，也可以是叔本華的悲觀主義，總之，都說世間無樂，也就不值得愛戀。如果境真可以由心造，這想得不壞。可是，問題是，說容易，不要說做，真那樣想也大難，因為，在書面上萬法皆空，離開書面，黃金屋，顏如玉，總是實而又實的。
通過厭世以求不怕死，這個辦法不成，只好試試另一種辦法，是求功成名就，男婚女嫁，一切應做想做的事一了百了，一旦撒手而去一也就可以瞑目。儒家，或說一般人，就是這樣想的，有生之年，努力，立德，或立功，或立言，積累了不朽的資本，或下降，只是為兒孫留下可觀的產業，也就可以平心靜氣地置墳塋，備棺木，迎接捐館了吧？我的想法，這也是把惟危的人心看得太簡單了。如曹公孟德，可謂功成名就，可是垂危之際，還敦囑分香賣履，望西陵原上，敦囑，總是因為捨不得，也就不能不怕。人總是人，說：“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不這樣的終是太少了。
再一種辦法是的，還可以分為低和高兩個層次，都見《大宗師》篇。低的是任運，就是生活中無論遇見什麼不如意事，都處之泰然，如設想的至人子輿病時所說：“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因以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死也是失，推想也必哀樂不能入，不能入是情不動，怕自然就消亡了。還有高的是“息我以死”，如果認識真能這樣，勞累一生，最後死給送來安息，那就失變為得，與基督教的死後陪伴上帝，佛教淨土宗的死後往生淨土，成為一路，自然也就可以心安了。但這也會有缺點，是要有莊子設想的至人的修養，至於一般人，就會感到“仰之彌高”，甚至如“下士聞道”，大笑之吧？
最後還有一個辦法，是多看宏觀，多想哲理，也無妨試試。在宏觀的內容中，生命，尤其一己的，究竟太渺小了。在哲理的思辨中，人生的價值會成為渺茫。渺小加渺茫，不執著也罷。
以上處方說了不少。可惜我們的怕死之病由天命來，根子太硬，也就幾乎成為不治。所以野馬跑了一大圈，轉回來，想到生死事大，可能還是直覺佔了上風，於是不能不說，有了生，還不得不結束，而且只此一次，終是太遺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