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的思想體系裡，仁和義有密切關係。孟子見梁惠王，說自己的治國平天下的主張，開宗明義就是“亦有仁義而已矣”。孔子推仁為至上德，也重視義，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借子路之口）。這樣說，義也是一種美德。與仁有沒有分別呢？應該有分別，分別是：仁是指明應該做什麼；義只是說，凡是應該做的就一定要做，凡是不應該做的就一定不要做；仁有具體內容，是“愛人”，義沒有，應該不應該，要另找標準。但義是一種道德的約束力量，善行之能否見於實行，要看這約束力量的能否有效，所以，至少是在某些時候（比如知而未必能行的時候），它就像是更加重要。孟子就是這樣看的，在《告子上》篇說：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闢（避）也。
在同一篇還說；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這就表示，有了善心，還要堅決付諸實行，這堅決就是義，甚至生死的重要關頭也不躊躇，此之謂舍生取義。顯然，人，立身處世，取法乎上，就應該取義，即當做的，無論如何艱險也要做，不當做的，無論如何難於節制也要不做。
當做則做，不當做則不做，作為一項行事的原則，或說一種德，估計不會有人反對。問題來於過渡到具體內容，即某一事，當做還是不當做，或者說，做了，合於義還是不合於義，不同的人就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如果這不同的人是不同地域、不同時代的，則看法不同的可能就幾乎會成為必然。單說不同時代，君辱臣死，舊時代看作大義，辛亥革命以後，除了少數遺老遺少以外，還有誰這樣看呢？這看法的不同還會表現在同一個時代，舉個不大不小的近事為例，文革初期的除四舊，在除的人看來，當然是義，被除的人呢，也會相信是義嗎？對於某一事，如此做義不義，看法的分歧關係不大，反正逝水不能倒流，過去就過去了。但這會使我們想到一個大問題，是某一事，做之前，如何斷定是義還是不義？顯然，如果這個問題不能解決，取義、捨不義也就成為一句空話，因為不知道是義還是不義，也就難定取捨，必致行止兩難了。
這兩難的情況大概不會很多，因為人的一生，所經厲的絕大部分是家常小事，這一般是依習慣處理，不會碰到需要分辨義還是不義的問題。但也會有例外，比如一個不遠不近的人請吃飯，疑惑他的錢可能來路不正，赴宴與否就會牽涉到義還是不義的問題，也就會進退兩難。不過這類事究竟關係不大，不多思考也可以。關係大的通常是非家常的大事。可以是家門之內的，如多年夫妻，反目，有子女，有意離異，離還是不離，就可能牽涉到義還是不義的問題。絕大多數是家門之外的，比如政場有鬥爭，不管左袒還是右袒，就都躲不開義還是不義的問題。有問題，要解決，這就不能不有個分辨是非的標準。找到個標準不難，困難的是這個標準也能說服別人。換句話說，是別人也可能有另外的標準。標準不同，對於同一事，就會有的人看作義，有的人看作不義。這樣的分歧如何處理？理論上可以論辯，實際上卻常常是，如果雙方勢均力敵，就道不同不相為謀，各行其是，如果不勢均力敵，如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參戰，羅素反戰，政府說而不服，就只好把他關在監獄裡。關，身像是服了，心當然沒服，因為他不會放棄他的分辨義還是不義的標準。
可見關係重大的是分辨是（義）非（不義）的標準。標準來路不同，深度廣度不同，也不可免地有是非間題。就一般人說，判斷某一事的是與非，總是憑直覺，即想不到還要什麼標準。以救死扶傷為例，某甲，兩次遇見有死亡危險的人，乙是因車禍，丙是因自殺，都盡全力搶救，他自己，以及路人，都認為他是做了好事。如果有的人有窮理之癖，問這位做好事的，自殺，是本人覺得生不如死，你違反本人意願讓他不死，對嗎？如果這位某甲受了窮理癖的傳染，也深入思索，他就會感到惶惑，因為他並未[此下有數行PDF未掃描上]不合理。實例多得很，大小各舉兩種：如信最高統治者為神明，慣於山呼萬歲，信婦女守節為大德，請求旌表，是大的；厚葬，多生，是小的。其二是時風，即城鄉，大街小巷，三教九流，都覺得如何如何才光彩。同樣，這眾人趨之若鶩的，可能真就光彩。但也可能隱藏著大問題，如發財、享受（或重點是闊氣）第一就是這樣。時風有力，力來自人多勢眾，傳統更有力，因為於人多勢眾之外，還有時間長。這情況使我們不能不想到一個大問題，是標準未必靠得住，遇事，斷定義還是不義就成為大難，怎麼辦？
一種理想的辦法是，洞察人生，廣參學理，然後一以貫之。這是遇事，決定如何處理，不僅知其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古今中外，有不少賢哲就是這樣。但賢哲終歸是少數；又這一以貫之常常未必能合於時宜，也就會坐而可言，起而不能實行。只好實事求是，在標準方面不求全責備口這精神是，理想高，力有所不及，但又不能裹足不前，就只好退而安於其次，是信己之所信。仍以救死扶傷為例，見人自殺，因為相信（或併不覺得）活比死好，就盡力搶救，而不問活著是否真比死好，以及這不想活的人活著是否真比死好。這種退而安於其次的辦法，不得已之外，也未嘗不可以找到積極的理由。其一是，這判斷是非的標準，就其成品說是常識，常識是群體長時期首肯的，它就一定含有合理的成分，或者說，有用的成分。其二，照己之所信做，即使這所信未必合理，專就信受奉行說還是可取的。舉例說，舊時代有不少婦女相信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因而甚至為未成婚的丈夫終身守節，我們今天看，這所信是錯了，但對於信己之所信，並進而實行的人，我們還是應該憐憫並加些欽佩之情的。當然，如果對於常識的所信，能夠不人云亦云，而是經過思辨之後再決定接受或不接受，那就更好。
思辨的結果，有可能合於傳統和時風（包括自上而下的命令），也有可能不合於傳統和時風，如何處理？只能都信己之所信，因為信己之所不信是既背理又背德的。然後是行己之所信，這就是取義。其反面，行己之所不信，是委曲求全，甚至作偽，義也就化為空無了。這樣說，是立身處世，對於非家常的大事，判定是非，標準可以（不是最好）不深究，而判定是非之後，就要堅決取義而捨不義，甚至如孟子所說，舍生也在所不惜。這所說也許過於理想嗎？走上大街看看，確是這樣，因為摩肩接踵，有不少人是為私利而無所不為，根本就想不到還有義和不義的問題。那麼，為什麼還要強調取義呢？也只是希望，有些人，即使不會很多，還能夠“窮則獨善其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