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事業？表面看，沒有什麼問題。如劉、項起兵反秦，人人都承認是在乾一番大事業。可是進一步問，一些小卒，隨著南征北戰，也許未捷身先死，從而有勞而未得受祿，算不算，問題就來了。推想劉邦會說算，因為一人成佛，雞犬升天；可是那位小卒就未必同意，因為他並未升天，現代的情況也是這樣，各種機遇限定某一個人必須一輩子當孩子王，到兩鬢斑白的時候，真是桃李滿天下，開什麼大會，寫什麼文件，都說他或她的教學是大事業；問題在於本人，清夜自思，算浮生之帳，也相信這是大事業嗎？推想是未必。可見所謂事業，要具備兩方面的條件，主觀的和社會的：主觀是自己覺得確是值得乾一場；社會呢，是有了或大或小的功和名。兩個條件都嫌模胡，需要進一步分析。
重要的是社會方面的條件，因為自己覺得如何如何，常常是傳統加時風，形成流行看法的結果。流行看法有對不對，或全對不全對的問題。為了簡化頭緒以及有說服力，以下想偏重說可適用於多時代的“理”，就是說，概括地看，所謂事業或大事業，究竟要具備哪些條件。
《左傳》有隻不朽的說法，說是立德、或立功，或立言，就可以流芳千古。參照這種說法，我們可以推想，所謂事業或大事業，通常要具備以一下幾個條件。
其一是在某一方面有超過一般的造詣。只是超過一般，不是超過一切。一般可以有兩種意義：如行業與行業比，大學教授不是一般，售貨員是一般；又如同一行收有很多人，其中有的人各方面都佔上風，不是一般，都平常，是一般。這樣，不管什麼行亞，只要自己有興趣．肯幹，就都可以看作事業。當然，我們也要承認，造詣與造詣比，還會有高下之別。高下由兩種比較來。一種是在同一行業中比較，如米芾和米友仁父子，都擅長書法，可是父更高。另一種是在不同行業中比較，如寫書，司馬遷《史記》很高，說書，柳敬亭也很高，兩者相比，我們總當承認，還是司馬遷的寫書更高，因為終是更難。這樣理解一般，理解造詣，就為通常所謂有事業心的人留有活動餘地，是可以力爭上游，不得已而取其次，也未嘗不可。
其二是要有功於社會。造詣超過一般，也可能無功於社會。最典型的例是偷盜，舊傳，今傳，都有技能超群的，可是難得算作事業，因為不利於社會。又如李笠翁在《閒情偶寄》 中說，他設計新型馬桶，比舊的合用，不敢外傳，怕人稱為笠翁馬桶，這樣，是造詣不能為社會所用，也就不能算作事業。在這裡，為社會所用是個條件，造詣超過一般仍然是個不可缺少的條件，因為任何正當的工作都會有功於社會，如果貢獻平平，甚至在中人以下，那就不宜於稱為事業。這樣，我們就無妨用數學的方式表明，所謂事業，其成果對社會的貢獻，總要比人均貢獻的數字高一些。而說起這高，自然也會有程度之差。以科技為例，發明火柴，功績不小，不過與發明電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語了。這會引來一個問題，仍以發明創造為例，如發明紙菸，至少是無利．甚至毒品，有大害，能不能算作事業？本諸取法乎上的原則，專由律己方面考慮，最好還是不把這類活動看作事業。
其三是會得浮世之名。這所謂浮世之名，是指某數量的不相識的人也知道，而且總是帶有某種程度的稱許之意。名有大小。小是在小範圍內流行，如泥人張、風箏劉，天橋八大怪之類。大是在大範圍內流行。這所謂大範圍，有地域廣和時間長二義：如孫中山，全世界都知道，是地域廣；伯夷、叔齊，商周之際的人，至少是讀本國史的人都知道，是時間長。有不少人的大名還既地域廣又時間長，如中國的孔子和希臘的蘇格拉底就是這樣。名流傳於大範圍，一般要靠文字記載，所以能立言就佔了上風，遠如司馬遷，近如魯迅就是這樣。自己未立言，也可以藉他人之言流傳，如《史記》中許多人物就是這樣。扣緊事業說，名大小，總是與事業成就的大小，表現為影響的大小，有因果關係。由這個角度看，在政場上活動的人就容易占上風。以秦始皂為例，他有權強迫小民去修長城，甚至焚書坑儒，影響大，所以名就能在大範圍內流行。說到這裡，我們會想到一個問題，是過去有流芳千古和遺臭萬年的說法，遺臭萬年的活動，我們也可以稱之為事業叫？所以還要補充一個條件。
其四是要符合德的要求。何謂德？為省事，可以藉用孔子的話，說德就是仁。孔子說，仁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用現在的話說，是乾什麼，要不只對自己有利，還要對別人有利，或再放大一些說．要對社會有利。歷史上．有不少人是乾壞事出了名的，如唐朝的周興、來俊臣，明朝的劉瑾、魏忠賢，等等，就是這樣。他們幹盡廠壞事，是因為最高的統治者給了他們胡來之權；沒有權，幹壞事，影響不會太大。由這個角度看，我們甚至可以說，上溯幾千年，有治人之權的名人，其所以能得名，絕大部分是由於多做了壞事，現代也一樣，如希特勒，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也是因為乾盡了壞事。這裡的問題是，幹壞事，也能得浮世之名，能不能算作事業？兩種處理辦法。一種，把事業分作兩類，好事業和壞事業，說魏忠賢、希特勒等之所為是壞事業。另一種，說事業都是好的，凡不利於社會的活動都不能算作事業。為了鼓勵向善，扼止向惡，我看是以後一種辦法為好；還有方便之處，是可以籠而統之地說，人生於世，只要不夭折，都應該有事業心，以求就自己說，有成就，就社會說，有貢獻，並終於能得或大或小的浮世之名。
有哲學癖的人會提出疑問，這有什麼值得珍視的價值嗎？人各有見；對於生活態度，更是人各有見。有少數人是持否定態度的。還有程度之差。一種程度淺，是所謂隱逸，逃名。時代早的，有傳說的巢父、許由之流。到莊子就兼有成系統的理論，是與其登上廟堂，寧曳尾於途中。佛家博大，好處是多容納，也就帶來難點，是抓不住；但如寒山、拾得，縱有豐幹饒舌，也還是逃了。像這樣不要名，事業心也就沒有，至少是微乎其微了吧？還有程度深的，《列子?楊朱》篇的一段話可為代表，那是：“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兇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這是一切都無所謂，事業與不事業，當然也就不值得掛心了。對於這樣的否定態度，我們要怎樣看待？再說一遍，至少是理論上，對於生活態度，尤其是言之成理的，對錯是頗難說的。所以，就是站在常人的立場，我們也宜於採取寬容的態度，那是，即使礙難信從而並不說那樣就絕不可行。但寬容的另一面還有礙難信從，我們也應該堅持，並且言之成理。這理可以淺，是我們是常人，對於那種超常的理想和行為，縱使高山仰止，卻難於做到；或者說，我們只能走常道，飲食男女，建功立業，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理還可以深，僅以莊子為例，就是在曳尾於途中的時候，他井說了“寧曳尾於途中”的有關人生之道的系統理論，說到事業，還有什麼比這更大呢？用這個觀點看，如段干木、老萊子之流，躲開政治隱居，潔身自好，不同流合污，可以說同樣是乾了大事業。
這樣，下降到我們常人，就可以少問什麼究極價值，而依常道處理常態生活。常道也很複雜，表現為各種生活態度和生活形態。還是就常情說，不同的生活態度和生活形態可以分高下，扣緊本題說，事業方面有成就是高，無成就是下。當然，我們應該力爭上游，求在事業方面有成就。求，實現要靠真去做；做，要注意以下幾點。
其一是要有志。這是在自己的人生之道裡，把事業放在相當重要的位置上，歷史上有些人，如班超投筆從戎，祖逖聞雞起舞就是這樣。有不少人相反，或根本不想這類事，或過於自餒，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成，無志，事業有成的機會也就很少了。自然，有志也未必能竟成，但總會比無志多有成功的機會，所以作為第一步，不可放鬆。
其二是事業，經常未必能與職業一致，那就應該在業餘，選定目標，鍥而不捨。如碰巧能與職業一致，如舊時代，玄奘的譯佛經，現代有所謂專業作家，事業與生計合攏，當然就更好，不能合攏，要多費些力，如果有事業心，也不會感到負擔重，苦惱。
其三，事業的成就，有輕重之別，輕重表現在多方面，其中之一是，輕的，火熱一時，重的，真就流芳千古。而偏偏，火熱一時的最有吸引力，眼皮子薄的人容易為表面現象所迷，於是趨之若鶩。這可能費力也不小，通常是時過境遷，就與草木同腐。所以有事業心，還要能衡量事業的輕重，堅決取重而捨輕。
其四是也要知道，世間人很多，事業方面有成就的終歸是少數．這原因有社會方面的，很多人沒有受教育的機會，目不識丁，求事業方面有成就顯然就大難。但即使機會和條件都具備，造詣超過一般也只是可能，而並非必然。這樣，如果有志而不能竟成，怎麼辦？我想，可行之道應該是：盡人力，成固然好，不成則等於取法乎上而僅得乎中，仍可與常人為伍，安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