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身，處世，治世，都不能不同“人”打交道，因而講治亂，明禍福，究窮達，都要先明白人是怎麼回事。這在古代，就集中表現為人性善惡的爭論。不同的學派，就其理想的本質說，也就是對於價值的看法，差別並不大，但是理想的辦法卻千差力別。這差別，與怎樣看待人性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舉例說，相信性善就強調率性而行，相信性惡就不能這樣，要重教化以改變本然之性。性的本相究竟怎樣呢？這在中國哲學史上是個頭緒紛雜的問題。紛雜的徵象之一是，人人都在閉門造車，甲說性善，乙說性惡，丙說性無善無惡，丁說性有善有惡，戊說生善染惡，己說性善情惡，等等；之二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誰也說不服誰；之三是，都難於自圓其說。
相持不下，主要的原因就是都不能自圓其說，都只見其一而未見其二。舉例說，性善說的玄學基礎是天道向善，而其實，“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云云，不過是一些人的願望，或者說推想，有誰曾見到天道在哪裡？見不到，憑冥想猜測，自然就會人各異辭，譬如老子，所見就不是這樣，而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且不談玄學，只是依常識判斷，性善說也有困難，因為世間有惡是人人都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如果天性皆善，這些惡從何而來呢？另一面，性惡說困難也不少，一個最根本的是，如果本性皆惡，可是大家都承認善是最高的價值，這怎麼解釋呢？
人性善惡問題，兩幹多年來爭論不休，結果還是不了了之，癥結所在是文不對題。這一點，近代道德哲學已經分辨得很清楚：所謂善惡，評價的對像是“行為”，不是“本性”，換句話說，只有意志支配的行為可以說是善或惡，本性，受之自然，不是意誌所能支配，自然就無所謂善惡。
這個道理並不難懂。其一，性的本身是什麼，很難說，我們無妨，或者只能，從表現方面看，那是與生俱來的某些“能力”（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某些“趨向”（要怎樣，不要怎樣）。所謂與生俱來，就是存於意識之前，並且不因人的好惡而有所改變。譬如說，目能視，耳能聽，生來如此，不能變為耳視目聽；樂生惡死，生來如此，不能變為樂死惡生。與生俱來，受之自然，正如許多外物，大者如日月星辰，小者如塵埃芥子，我們不能說它是善還是惡。其二，在道德哲學中，“善”的概念蘊涵“應”的概念，就是說，凡是善的都是應該做的。誠是善，是應該做的；詐是惡，是不應該做的。一切受之自然的事物，身外如日大月小，夏熱冬寒，身內如二目一口，惡死樂生，我們不能說它應該如此還是不應該如此，也就不牽涉善惡的問題。其三，“應”的概念又蘊涵“能”的概念，就是說，凡是應該做的都是能夠做到的。還以誠詐為例，誠是應該做的，只要想做，也是能夠做到的；詐是不應該做的，只要不想做，也是能夠制止的。日大月小，夏熱冬寒，二目一口，惡死樂生，都受之自然，不能因人之好惡而有所改變，所以談不上應該不應該，也就不牽涉善惡的問題。其四，凡是善的都是應該做的，都是能夠做到的，因而趨善避惡就成為道德的責任。如果把善的概念擴大到也適用於一些自然物，道德的責任問題就會難於處理，因為，很明顯，我們不得不承認，有些事物，善或惡，我們不必過問，因為它不是人力所能改變的。趨善避惡，是人的責任，所以所謂善惡，只能適用於意志力所能及的行為。人的活動千差萬別，其中有些，非意志力所能左右，如得病暈倒，損壞旁人器物，睡中打鼾，擾亂旁人睡眠，個人都不負道德的責任，也就不能說是惡。意志力所能左右的活動就不然，故意損壞旁人器物，清醒時作怪聲以擾亂旁人睡眠，人人都承認是惡，因而避免就成為道德的責任。性，受之自然，非意志力所能支配，人喜歡也罷，不喜歡也罷，既然不能選擇，也就難於負道德的責任，說它善或惡是不適當的。
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性既然是與生俱來的某些“能力”和“趨向”，它就不能不與“行為”發生關係，因為它是行為的動力，流水之源。水到渠成，水流可以決定渠的情況，行為的動力自然也可以決定行為的情況。因此，性雖然沒有善惡，我們也還可以考察，率性而行，其可能的結果是善還是惡，或者偏於善還是偏於惡。在這一點上，我覺得，荀子的看法比孟子高明得多，因為切合實際。善惡問題是談人事，孟子卻越過人而冥想天道，天何言哉，不過人的空想而已。荀子就不然，他從世間的凡人著眼，在《禮論》篇裡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荀子看到，慾望是人世間一個根本的力量，而且是頑固的力量，可是滿足慾望的事物不是有求必應的，因而不免於爭，就是說，率性而行，其結果是易於流為惡。這種看法，同近代西方的精神分析學派有相似之處，雖然未必盡是，律己論人，卻是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