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第三節語言覆蓋下的民間世界：《馬橋詞典》

韓少功在80年代的文化尋根小說創作中，已經比較自覺地確定了民間的表達立場，但從等作品來看，他仍然是用啟蒙的態度來批判民間的藏污納垢性。 1996年初，他沉寂多年後發表長篇小說5 ，在對民間世界的創造性的營造和對小說形式的實驗性開拓兩方面都具有鮮明的個人特色。 經歷了80-90年代從共名狀態向無名狀態的轉化，90年代中期文學創作出現了一種眾聲喧嘩的多元格局，雖然總體上的創作成就還不能說很高，但對一些出色的作家來說個人性的風格已有可能在意識形態的縫隙下得以曲折生長。這當然是一種妥協的結果。作家們轉向邊緣性的民間世界，以民間文化形態作掩護，開拓出另外一個話語空間來寄存知識分子的理想和良知。他們從宏大歷史的敘事傳統中游離開去，在民間世界中尋找個人本色的敘事風格，不同程度地嘗試著對原有的敘事立場竿文體傳統的突破。敘事立場的轉移和作品文體的探索，本來是不可分割的兩個側面，既然突破和游離主流話語本身就是充滿意識形態情結的文體改革，那末所謂現代漢語寫作也就不會單單屬於語言學的範疇。像這樣一部嘗試用詞典形式來改變小說文體的作品，看似作家把創新的興趣集中在文體革命與語言實驗上面，但其背景仍然是對人文傳統的寄存和保留。韓少功是具有強烈知識分子使命感和人文理想的作家，他為探索小說文體和語言的突破，主動改變了80年代知識分子啟蒙的立場，在無限廣闊的民間世界裡學習語言，學習語言所表達的生活，開拓了當代小說的新的境界。這似乎可以視為90年代現代漢語寫作的一個標誌性事件，知識分子從民間立場上建構起自己的理想主義，不但沒有放棄批判的使命，反而獲得了更大的人文空間。

在許多方面都延續了韓少功以往的創作風格，但在小說的敘事文體上卻開創了一種新的小說敘事文體--用詞典的語言來寫小說。 “馬橋”是個地理上的名詞，據小說的敘事者介紹，“馬橋”是古代羅國所在地，就在楚國大夫屈原流放和投河的汨羅江旁。故事以敘事者下鄉當知青的年代為主體，向上追溯到各個歷史時期的生活片段，向下也延伸到改革開放以後，著重講的是70年代馬橋鄉的各色人物與風俗情景。但這些故事的文學性被包容在詞典的敘事形式裡面，作家首先以完整的藝術構思提供了一個“馬橋”王國，將其歷史、地理、風俗、物產、傳說、人物等等，以馬橋土語為符號，彙編成一部名副其實的鄉土詞典；然後敘事者才以詞典編撰者與當年插隊知青的身份，對這些詞條作詮釋，引申出一個個文學性的故事。韓少功把作為詞條展開形態的敘事方式推向極致，並且用小說形式固定下來，從而豐富了小說的形態品種，即在通常意義上的“日記體小說”“書信體小說”之外又多了“詞典體小說”6.這部小說在語言上的探索更加成功些。在以往小說家那裡，語言作為一種工具被用來表達小說的世界，而在裡，語言成了小說展示的對象，小說世界被包含在語言的展示中，也就是說，馬橋活在馬橋話裡。韓少功把描述語言和描述對象統一起來，通過開掘長期被公眾語言所遮蔽的民間詞語，來展示同樣被遮蔽的民間生活。儘管他在講解這些詞語時仍不得不借助某些公眾話語，但小說突出的是馬橋的民間語言，文本里的語詞解釋部分構成了小說最有趣的敘事。如對“醒”的解釋，在馬橋人看來，醒即糊塗，他們從屈原的悲慘遭遇中看到了“眾人皆醉，唯我獨醒”的格言背後所包含的殘酷現實，這與魯迅筆下的“狂人”意像一樣，既是對先驅者的祭奠，又是對國民性的嘲諷，也包含了民間以自己的方式對三閭大夫的同情……所有這些，不是通過人物形象，不是通過抒發感情，甚至也不是通過語言的修辭，它是通過對某個詞所作的歷史的、民俗的、文化的以及文學性的解釋而得到的。即使在一些故事性較強的詞條裡，它主要的魅力仍然來自構成故事的關鍵詞。象“貴生”一詞的解釋裡敘述了“雄獅之死”，雄獅本是個極有個性的農民孩子，他誤遭炸彈慘死後，小說重點闡釋了一個民間詞“貴生”的含意，即指男子18歲、女子16歲以前的生活。在農民看來，人在18歲以前的生活是珍貴而幸福的，再往上就要成家立業，越來越苦惱，到了男子36歲女子32歲，就稱“滿生”，意思是活滿、活夠了，再往上就被稱作“賤生”了。所以，鄉親們對雄獅的誤死並不煩惱，他們用“貴生”的相關語言來安慰死者父母，數說了人一旦成年後就如何如何的痛苦，讓人讀之動容的正是這些語詞裡透露出來的農民對貧困無望生活的極度厭倦，雄獅之死僅僅成了民間語言的一個註腳。

是對傳統小說文體的一次成功顛覆，而它真正的獨創性，是運用民間方言顛覆了人們的日常語言，從而揭示出一個在日常生活中不被人們意識到的民間世界。馬橋的人物故事大致分作三類：一類是政治故事，如馬疤子、鹽早的故事；一類是民間風俗故事，講的是鄉間日常生活，如志煌的故事；還有一類是即使在鄉間世界也找不到正常話語來解釋和講述的，如鐵香、萬玉、方鳴等人的故事。第一類故事是政治性的，含有歷史的慘痛教訓。如對隨馬疤子起義的土匪的鎮壓、地主的兒子鹽早所過的悲慘生活，都是讓人欲哭無淚的動人篇章，閃爍著作家正義的良知之光。比較有意思的是第二、三類，馬橋本身是國家權力意識和民間文化形態混合的現實社會縮影，各種意識形態在這裡構成了一個藏污納垢的世界，權力通過話語及對話語的解釋，壓抑了民間世界的生命力，第二類民間風俗故事正反映出被壓抑的民間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拒絕來自社會規範和倫理形態的權力，如志煌的故事，是通過對“寶氣”一民間詞的的解釋來展開的，在其前面有“豺猛子”的詞條，介紹了民間有一種平時蟄伏不動、一旦發作起來卻十分兇猛的魚，暗示了志煌的性格，而“寶氣”作傻子解，這個詞語背後隱藏了民間正道和對權力的不屈反抗，最後又設“三毛”詞條，解釋一頭牛與志煌的情感。通過這一組詞條的詮釋，把極度壓抑下的中國農民的所恨所愛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第三類被遮蔽的民間故事更加有意思，像萬玉、鐵香、馬鳴等人，他們的慾望、悲愴、甚至生活方式，就連鄉間村里的人們也無法理解，也就是說，在權力製度與民間同構的正常社會秩序裡，無法容忍民間世界的真正生命力的自由生長，這些人只能在黑暗的空間表達和生長自己，在正常世界的眼光裡他們乖戾無度不可理解，但在屬於他們自己的空間裡，他們同樣活得元氣充沛可歌可泣。這種含義復雜的民間悲劇也許光靠幾個語焉不詳詞條和不完整的詮釋是無法說清楚的，但這些語詞背後的黑暗空間卻給人提供了深邃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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