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說：“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這就是中華文化中一項重要理論與原則，凡屬著作，書與人是不可分的。何況本是帶有濃郁的“自敘”“自況”成分的一部個性獨特的小說乎。是以欲懂《紅樓》，宜先知雪芹之為人以及他所生活的歷史環境。
詩曰：
都云作者癡，作者究何似？
世上有此人，迥異尋常士。
知之與不知，胸襟各懷異。
譬如牛與馬，豈容混一指。
《紅樓》乃自況，人書切一致。
寶玉何從來？問之曰媧制——
智者不待言，昧者怒目視。
“自況說”
自傳文學，自傳小說，從古至今，無分中外，都是存在著的，例子很多，大家也常列舉，應屬於文學常識的範圍。誰也沒說過這不是文學或“壞”文學或“低級”文學，正如誰也不認為藝苑中只許有寫生和肖像畫（畫別人）而不許有自畫像，自畫像就活該是壞的或低級的作品，沒聽說過會有這麼一番大道理或藝術理論。當然我也無意由此作出推論，說天下畫家都該來畫自己。這種糾纏除了無聊別無意義可言。 “文學應為大眾而作，應寫大眾，而不要老是想著自己這一渺小的個人”——這其實是另一個意義，也不必拉來此處多作葛藤。其實，一味強調寫大眾的理論家也沒有任何理由否認：寫大眾的“寫”，還是得“通過”這個特定的作家個體的人才能實現的。藝術離了個體創造將是一堆空洞的概念，毫無個性特色的“書畫”，就連經過長期積累的群眾性創造的以及民間故事等，到它們以普遍形式定型面世之時，那最後一道“工序”仍然是一種個體作家的具體創造在決定這部小說的品格和魅力，把這一“工序”只說成是“加工”，其實也是不合實際的、非科學的認識。所以寫大眾也不是與寫個人“勢不兩立”。曹雪芹為金陵十二釵（以及很多副釵、再副等）寫“列傳”，難道不含有一種“寫大眾”的意義嗎？可是這也不會得出“必須排斥自傳”的結論來。難道不可以有一種自傳，貌似為寫一個“自我”，而實亦為寫大眾嗎？曹雪芹寫了那一大群不幸的婦女，又為了什麼呢？難道是為了“珠圍翠繞，艷福不淺”？所以，如果我們只因為要提高（或者說是害怕貶低）的意義而硬是否認“自敘傳”這個事實，豈不是太短見、太自限了乎？
說是“自敘傳”，是否以胡適為始呢？如果就五四以來而言，可以說是的。但其實乾隆時人本就明白這部小說的實質是寫作者自家的，因此魯迅才說“自傳說”之出現實際最早（而肯定確立反在最後）。他當時只是見到袁枚的《隨園詩話》，就作出這一論斷，目光極犀利。而後來其所引原詩全部二十首都已發現，為富察明義之作，自序中明言雪芹之先人曾為江寧織造，故書中備記的是“風月繁華之盛”（恰與敦敏《贈芹圃》詩“秦淮風月憶繁華”之句相應）。我們考明雪芹與富察氏明義家交往關係密切，彼此相知，非同道聽途說之比。又如同時人吳雲（字玉松，吳縣人，官御史。與晚清的號平齊的吳云不可混為一人）跋石韞玉的《紅樓》劇本，也說是“小說之妖也。本事出曹使君家”。這都是最能說明問題的文獻。如果再往晚一點的時代看，1903年夏曾佑在《小說原理》中已經指明：“寫貧賤易，寫富貴難。此因發憤著書者，以貧士為多，非過來人不能道也：觀自明。”可見夏氏是看出了作者雪芹即是親歷者，亦即此書是自敘的道理。兩年以後，1905年，王國維始作《紅樓夢評論》，其言有云：
縱觀評此書者之說，約有二種：一謂述他人之事，一謂作者自寫其生平也。 （第五章《餘論》）
這也足以說明：在胡適之先生考證《紅樓》之前的20年，“自敘傳”之說本就存在，並未中斷或絕跡。例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就刊刻了《紅樓夢論贊》的塗瀛，乃評批家中之極早期極出色的大手筆，其開宗明義篇即大書云：
（上言書中之甄寶玉，殆是賈寶玉之友，二人原志趣相同，其後甄則充真就俗，改入經濟文章一途）賈寶玉傷之，故將真事隱去，借假語村言演出此書，為自己解嘲，而亦兼哭其友也……然則作書之意，斷可識已。而世人乃謂譏賈寶玉而作。夫寶玉在所譏矣，而乃費如許獅子博像力，為斯人撰一開天闢地絕無僅有之文，使斯人亦為開天闢地絕無僅有之人。 ——是“譏”之，實以壽之也。其孰不求譏於子！ ？吾以知之作，寶玉自況也。
如今世上人都知道有個“自傳說”了，卻鬧不清比它早了至少80年已有了一個“自況說”！豈不有趣得緊？
事情再要核實，自然塗瀛也不是評家中最早的如此主張者。即如嘉慶十七年（1812）已有刊本的“二知道人”所著《紅樓夢說夢》，就已揭出：
盲左、班、馬之書，真事傳神也；雪芹之書，虛事傳神也。然其意中，自有實事；罪花業果，欲言難言，不得已而托諸空中樓閣耳。
這話已夠明白。道光元年（1821）已有刊本的諸聯所著《紅樓評夢》，也說：
凡稗官小說，於人之名字、居處、年歲、履歷，無不鑿鑿記出。其究歸於子虛烏有。是書半屬含糊。以彼實者之皆虛，知此虛者之必實。
這才是慧眼人看事，一語道破。他又說：
凡值寶、黛相逢之際，其萬種柔腸，千端苦緒，一一剖心嘔血以出之，細等鏤塵，明如通犀。若云空中樓閣，吾不信也——即云為人記事，吾亦不信也！
這是何等的真情實話，何等具有說服力的“邏輯語言”！
由這諸例，可見乾嘉一代人，對雪芹之書本來就都是如實感、如實說的。
至於咸同年代撰刊的書，可舉江順怡《讀紅樓夢雜記》的一則。其言曰：
或謂為明珠相國作，“寶玉”對“明珠”而言——即（納蘭）容若也。竊案《飲水》一集，其才十倍寶玉，苟以寶玉代明珠，是以子代父矣①！況《飲水詞》中，歡語少而愁語多，與寶玉性情不類。蓋所紀之事，皆作者自道其生平，非有所指——如《金瓶》等書，意在報仇洩憤也。數十年之閱歷，悔過不暇，自怨自艾，自懺自悔，而暇及人乎哉！ ？所謂寶玉者，即頑石耳。
他駁“納蘭說”的理由，都切中其病害，難以比附之理最明。他說作者以此書自敘生平，數十年閱歷之豐富，猶慮寫之不盡，怎麼還有工夫去寫別人之事？這話，極平直之理路也，卻也最能道著事情的真際——有清一代，具眼者如此。
那麼，為何又須等到胡適出來，晚至20世紀20年代初，這才又提出“自敘傳”了呢？這原因，魯迅早已分疏過的“正因寫實，轉成新鮮，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別求深義，揣測之說，久而遂多”，以致胡適為了破除那些揣測，才提出了——恢復了本來的事實：“自敘傳”。此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