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且看，這一段本身已然具備兩個層次：一面是寫黛玉“步步留心，時時在意”的“心機眼力”（脂硯齋批語），因為這都是從黛玉眼中看得的情況；一面則是寫熙鳳的“渾身解數”“八面玲瓏”，看她簡直有千手千眼的神通，一人不落，一事不漏。然而，這一段明處是在寫熙鳳一人，暗處卻又同時寫了黛玉、賈母、王夫人等好幾個人，無一筆不奇不妙。
黛玉自從出場，我們只不過知道她是“聰明清秀”“年又極小，體又極怯弱”“舉止言談不俗”“雖怯弱不勝，卻有一段自然風流態度”而已；直到此刻，被鳳姐拉住手上下細細打量之後，才第一次正面寫出“天下真有這樣標致人物，我今兒才算見了！”這就給黛玉的品貌，下了定評。所以脂硯齋在此有批語，說：“出自鳳口，黛玉豐姿可知，宜作史筆看。”
鳳姐一上場，別人未曾開言，先就是“賈母笑道”。脂硯齋在旁批雲：“阿鳳一至，賈母方笑。與後文多少笑字作偶。”一點不假，看下去便知這話之確。鳳姐誇讚黛玉，是為討賈母喜歡，說出“老祖宗天天口頭心頭，一時不忘”，是替賈母向黛玉表白“人情”，然後就“用帕拭淚”。下面賈母又“笑道”云云，對賈母下面這一段話，脂硯批雲：“文字好看之極！”“反用賈母勸，看阿鳳之術亦甚矣！”這真是幾筆就寫盡了鳳姐和賈母兩個之間的關係，一個是“承歡應候”（亦“脂批”語），一個是為其所弄，反而特別喜歡她，對她無限寵愛。
然後就是寫鳳姐以“當家人”的身份口氣來周旋黛玉，連帶她帶來的下人也不曾冷落。
然後就是王夫人問她月錢放完了不曾。這仍然是從“當家人”一脈而來，可是就又有了一層新意趣，別具丘壑；脂硯雲：“不見後文，不見此筆之妙。”我們馬上會想到，後來平兒和襲人談心，才洩露了奧妙，原來鳳姐連應該按期發放眾人的月錢也拿去放了高利貸，中飽私囊——這和雪芹原稿中鳳姐結局也大有關係。
然後就是鳳姐婉言批評王夫人對緞子一事的“記錯了”，已見出王夫人之胡塗；及至說到該拿出兩個給黛玉做衣裳，鳳姐便說“倒是我先料著了”“我已預備下了”，脂硯齋在此點破機關，說：“餘知此緞阿鳳並未拿出，此借王夫人之語，機變欺人處耳。若信彼果拿出預備，不獨被阿鳳瞞過，亦且被石頭瞞過了！”
這話可謂一針見血，深得“石頭”本意。其實，準此以推，鳳姐說“月錢也放完了”，是真是假，正恐難定。總而言之，王夫人之昏聵顢頇，於此一二小事寥寥數筆也已被寫盡了。
脂硯於下文黛玉到賈赦院中見早有“許多盛妝麗服之姬妾丫鬟”迎接出來處，批說：“這一句是寫賈赦（按：指賈赦之好色）。妙在全是指東擊西，打草驚蛇之筆。若看其寫一人即作此一人看，先生便呆了！”這正可為我們上面所舉的那例子作註腳。
有意思的是，脂硯齋所指出的“指東擊西，打草驚蛇”，也正就是戚蓼生所說的“注彼而寫此，目送而手揮”那個絕人的特點和奇處。兩個人可謂不謀而合，也說明了此非一人之私見，實在有此妙理為有目者所共賞。
大家對釵、黛二人的印象，好像是一孤僻，一和善；一尖刻，一渾融。其實這也只是雪芹筆下的一面而已，還有另一面，讀者卻往往容易忽略過去。第三十回，小丫頭靛兒因不見了扇子，不過白問了寶釵一句，寶姑娘便疾言厲色，指她說道：“你要仔細！我和你頑過，你再疑我！和你素日嘻皮笑臉的那些姑娘們跟前，你該問他們去！”這種指桑罵槐、夾槍帶棒的話言和神情，就寫出了寶釵的內在的更真的一面，她實際非常厲害，並不好惹，同時也透露了她和丫鬟們是保持“主子尊嚴”的面目；而黛玉卻是愛和侍女們頑笑、和丫鬟關係最好的姑娘，她是天真活潑有風趣的少女，並不是一生都在“愁眉淚眼”中的一位病態人物，我們印像中的她的那些“短處”，只不過是當愛情的痛苦正在深深地折磨著她的時候的表現——否則，那樣一種不近人情“怪物”式的病美人林黛玉，還有什麼可愛？還有什麼可以令寶玉生死以之的可能呢？
越是才能平常的小說家，卻越是惟恐讀者“低能”、看不清他的文章，因而竭力要表示他那一點意思：寫喜，就眉開眼笑，說悲，就鼻涕眼淚；情節稍有隱曲，馬上就“看官不知，原來如何如何”，就要“書中代表（代為說破的意思）”。總之，他只有那一個浮淺面，還怕讀者不懂，一切可用的形容詞，也都成了廉價的“描寫”法寶。於是，那文章便成為簡單寡味、一目了然的東西，就絕不會是能使人心遊意賞、流連往復的具有魅力和美感的偉大藝術品了。那原因，就是它不但在思想內容方面，就是在文筆方面也缺少了厚度和深度。
要欣賞，我想上舉的這種地方就不該粗心大意、囫圇吞嚥。當然，如果超越文學作品的範圍，要處處作穿鑿附會的“索隱”式的“蒐奇”工作，那就是另一性質的問題，也就不再是我們所說的“欣賞”的意義了。
一架高性能的“攝像機”
攝影術的發達與流行，大約是19世紀後期的事，雪芹是18世紀早期的人，哪裡談得上攝影錄像之類的手段？然而說也奇怪，在他手中，真好像有一架高性能的攝影機，拍下了無數的“相片”和鏡頭，並且能夠“剪接”組織，成為一部“片子”，有靜有動，有遠有近，有全景有“特寫”……他似乎早就懂得“拍”的、“攝”的、“錄”的事情和本領。
任何“打比方”、“做譬喻”的修辭法，都是帶有缺陷的，因作比的雙方只能有一兩點、某部分相似可構成比照，而永遠不會是全部能“入比”。我把雪芹的筆法比為拍照錄像，不過是一個“善巧方便”的辦法，所以在這兒不必過於拘泥，一味死講。我打的這個比方，是1981年在濟南舉行全國“紅學”會議時首次提出的。
那時候，或在此以前，是沒有人敢多談的藝術特色的（因為那時的規矩是，一談藝術，彷彿就等於是忽視輕視了文學的“思想性”了，是錯誤而該批判的）。我在會議上提出了這個譬喻，大家覺得“聞所未聞”，很感興趣。
但我打這比方的目的，只不過是要說明一個藝術問題，姑名之曰“多角度”。
在中國傳統小說中，寫人物時，多是“正筆”法，罕見“側鋒”法。所謂“正筆”，就是作者所取的“角度”，是正對著人物去看去寫。譬如照相，他是手執相機，正面對著人物去拍的，而不大會來取別的角度。而雪芹則不然。
中國繪畫藝術，講究“三遠”，即：平遠、高遠、深遠。這就相當於“角度”和“透視”的道理，但又與西洋的透視學不同。後者總是以一個固定的“立足點”為本，而還要尋求科學的“焦距”，然後方能展示全畫面。中國則不然，是採用“分散立足點與焦點”的特殊表現法則，這在山水畫中最為明顯。 “平遠”與“高遠”，角度有了差別了，但“正筆”是不變的，它無法“轉動”——做不到像蘇東坡說的“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雪芹對此，深有所悟，他在小說人物的寫法上，創造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多點”、“多角”的筆法。但是雪芹的悟，又在於善從悟中得“翻”法：東坡是強調，觀察的角度不同，遂成各異，而非真面；雪芹則由此悟出，正因“多角”，合起來方更能得到那對象的全部真貌。 “多角”不是為求異，而是歸同，這是極重要的一點。
我拿拍照攝像來比喻，首先是為了說明這個要點。手執相機的人，他可以從高低遠近和俯仰斜正種種的角度距離去取影。今天的人，對此當然覺得無甚稀奇，但在清代乾隆初期的雪芹來說，他如何能悟到這個妙理妙法？非特異天才奇蹟而何？豈不令人稱奇道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