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如果你要我用最簡捷的方式給“文化”下個定義解說，我就是這麼回答你了。
——但是，不要忘記：這是我們中華對“文化”的認識，這觀念與西方不同。西方對“文化”culture的定義是人類先進力量之發展，裡面雖亦含有“進化”之義，但絕不見其重“文”與講“化”——而“文”與“化”方是中華所謂“文化”的最大特色。
孔子說過，講古代文化，“杞、夏不足征也”，因為沒有文獻是主要不足；及至周興而克商，這才“鬱鬱乎文哉”！所以他的結論是“吾從周”。
即此可知：中華文化的“文”，實以周代文化為之真正的肇興、發揚、光大。
有了“文”，這才談得到一個“化”字。
什麼叫“化”？ ——不就是“變化”嗎？
不錯。但“變”不即是“化”。
變是快速而可顯見的改變；化則是非一朝一夕，並且是不易立即察覺的改易。比如“變故”乃突如其來之事也；而“潛移默化”是時日、功夫的事情，是“教化”“感化”的陶鑄造就的“務虛”之功業。 （因此，今日所謂“全球化”“現代化”等語詞，實際也絕不指一下子突變，仍然是個有待於“化”的問題。）
以上說的是，中華文化之中心是“情”，如果能以真善美的情來感化普天下萬民，那就是“文化”的本義了。
既然如此，就還要講解“情”這個核心要害。
上文說過，人之所以不同於別物，只在他是萬物之靈，天地之心。這句可悟以小說的外相來講這個“情”的來源，說是媧皇當日補天，同時也造人——古書神話記載是她以黃土和水做泥而造成人的，所以曹雪芹才能說出“女兒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這種聽起來離奇荒唐的話。然後才又講明，一塊石頭要想幻化為“人”而下凡歷世，就得先有了“心”“靈”，而這就是石經女媧煉後也通了靈性，命之曰“通靈”，方才具有人的心靈情感——人的第一條件。
石能通靈，化玉，化人，這是物質進化的象徵，物質進化到了高級階段，就產生了“心”、“靈”，即“通了靈性”，有了感情。我說這是我們中國的“達爾文進化論”。
為何單單是“大旨談情”？到此已可曉悟。
“情”這個字怎麼講？
從我們的漢字的“文字學”來說，凡以“青”構成的字都表示精華之義。我曾說過一段話：米之核曰精，日之朗曰晴，水之澄曰清，目之寶曰睛，草之英曰菁，女之美者曰靚，男之俊者曰倩，故一切人、物的最寶貴的質素都藉米之精而喻稱為“精”，而單指人的精神方面之“精”即是“情”。
如此看來，“情”之於人，是何等重要而寶貴了。
若問為何“青”如此可貴？這大約是以物為喻：“青”字篆文下半是個“丹”字（不是“月”），丹、青皆是自然界礦物顏色最美也最珍貴的寶物，連我們的繪畫也是“丹青”二字代稱，道理在此。畫山水的，以用硃砂、石青、石綠為上品顏色，正緣此義。 “人”若加“青”，則是“倩”字了，男之美者也。而“靚”則形容女性，今人尚知。
既然“情”是人的靈性之寶，那麼為何孔、孟專講仁義道德，卻不大強調“情”之作用呢？
這就連上了與中華文化的大題目。
其實，孔、孟講仁、義、忠、孝等等倫常社會之德行，總歸內核卻都在“情”上分出來。比如說，一個孝子，孝順父母，有兩種可能：一是從觀念上生出的“孝道”，一是從感情上生出來的“孝心”。
儒門似乎有點兒怕“情”，因為它容易放縱、流蕩，過分而不能控制，遂成病患。但內心的活動又是“文”的基本，不能說“滅情”（如佛家）或“忘情”（道家，即超越感情），所以用變換方法改用“感”字“思”字，偏於“理智”了。如“詩言志”，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最是好例。
從文學史看，似乎漢士尊德，不敢言“情”；漢之後一到六朝，“情”就不再“羞怯”而正式露面了。如陶淵明敢作《閒情》之賦了，還遭後世譏為“白璧微瑕”呢！梁昭明太子的《文選》才公然不客氣地在賦分類中列出了“情”之一目，這是件大事，莫要忘記“情”賦中選的是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曹子建的《洛神賦》。
這一現象，好像一方面重“情”了，同時又將“情”的本來內涵之廣闊皆變得狹隘化，限在男女之“情”——即今之所謂“愛情”了。
這又需要懂得：一個來自《離騷》《楚辭》的文學傳統是以“美人香草”來喻指對“君之忠、對賢之愛”的藝術特點。既詠“美人”，難免就涉及“情愛”而引發後世之影響了。
這一點，知道就行了，此際無暇細說它。
然後就是唐、宋以及以下各朝代的“情”之形勢狀況，可是也無法細講。宋人尊儒，講“理學”“道學”，不講“情”學，沒有這名目——我們今日所講，倒不妨起個新名稱就叫做“情學”吧。
大約到了明朝，小說家輩出，“情學”大盛，例如馮夢龍一大家，就輯撰了一部《情史》，此書給了曹雪芹以極大的影響。馮氏將古今關於“情”的故事，廣蒐而精析，按內容分成了24類。就是說，照馮氏之見，“情”是包含了這麼多的不同內容的，這是一大貢獻。此人識見可稱沿到清初，就出現了一大代表，把“情”提升到一切的頂峰，這就是洪的劇作。
洪先生第一次放言無忌地大聲呼喚：“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忠子孝，總由情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