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有不少名言奇語，令人一見即難再忘。如謂80回後是“附骨之疽”，是“狗尾續貂”，如謂高鶚是“死有餘辜”，皆其著例。
在版本（指抄本、刊本的統稱）研究上，更有奇語之尤奇者，即云：
一個字看得有笆斗大，能省一個也是好的。
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點的字自會蹦出來！
這話並非誇張，讀了她的書，自會相信真是如此。
她又博覽群書，過目不忘。凡涉紅樓版本之書無不搜求詳識。就中她對《庚辰本》這部抄本最為重視，“諸詳”文中，此本佔了最為多的篇幅。 1978年12月她給一位朋友寫信表示《論庚辰本》一書對自己很重要，於是朋友就訂購了一本寄給她。 1980年9月她在給朋友的信函中卻說：
夏天威斯康辛大學開紅樓夢研討會……XXX這次也出席，看來他的學說非常靠不住，“論庚辰本”我看不進去也罷，但是有在這裡到底放心些。 （莊信正《“舊事淒涼不可聽”》）
這就可見她的精識真知，非庸流可以相提並論。
《庚辰本》之受人重視，是它“最全”——外形是八十回本，超過《甲戌本》殘存十六回者甚多，為《戚序本》一系抄本之外的僅存古本。對它的研究，便涉及到極為複雜的諸般問題。而由此遂即引發了她的“大拆改”、“大搬家”、“大添加”的紅學理論。
本書意在抉示這位間世而出的奇女異才的紅學特點，可以予人以啟發，而不是要進行極為繁細的專門性學術討論。那將糾纏萬言，未必能說明問題之一二，讀者也不會歡迎那種“文章”，故在這一方面概從簡略。
回首自有“紅學”以來,我是第一個確認“三真本”、創立“大匯校”思路、計劃的開路人，但那是1947年—1948年的事，當時是西語系學生，正作論文，只有課餘一點時間，匆匆草創，提出一系列基本概念，發現重大問題，但畢竟條件太有限了，如何能與後來張女士的那樣諸般具備、精思力作之可比？這也就是我不擬與她過細商量的原因之一端。
張愛玲並不了解我的任何具體情況，有些話不與我相干，我毫無“計較”之意。所憾者，我行年87歲了，目壞接近失明，在版本研究上，只有1985年的《石頭記鑑真》，至今又已20年，也成了“歷史性”的書，再想有所作為，力不從心了。這本小書寄意遣懷，向同道者尋求“對話”、“共識”、互諒互解，而無意把重點放在分歧爭議上。我想，仁人誌士，當鑑此情。
詩曰：
悼念才人才最難，萬言能有幾言安？
張長李短皆無謂，同為芹溪護大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