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在紅學上下了大功夫，重點是版本（抄本）研究，全部“五詳”，其實都是鉤連回互的“連環計”。如她所說，曹雪芹寫作時，手邊未必總有一部完整的書稿，也許只有某一部分若干回，即就此加以增刪潤色，而為應付需求，就隨時傳抄出去，故每次回數多少不同，文句彼此互異……。這番推想，較為近實，可謂明通之論。
但這番大意縱使近乎實況，還有一個伴隨的問題，即先撇開傳抄本，又有讀者售者將日久散落了的零冊而重謀抄配這一情況姑不纏夾，也必需考察作者雪芹的生活境遇、流離遷徙、“寄食親友”……諸多變異的特殊經歷，方能有助於判斷其寫作的大致歷程。就是說，把一部傳抄本“孤立”起來，還是不一定能看出其中各種複雜的現象。
在這一方面，她似乎不大留意。
比如，在我們所知有限的史料中，敦誠《寄懷曹雪芹》一篇七古，十分重要，因此詩作於乾隆二十二年丁丑，是十九年甲戌後的第三年，而詩之末幅勸雪芹勿再作食客、叩富門，“不如著書黃葉村”。由此可推：在丁丑以前雪芹是在作食客、當西賓時整理定稿的“甲戌本”若干回。丁丑詩證明，他已離城來到西郊山村，然又距作食客時並不甚遠。
依此看來，應是雪芹在右翼宗學之一緊鄰敦惠伯富良家作西賓，生活安定，“甲戌本”之撰寫相當順適，效率亦高。
他因“有文無行（xing四聲）”被東家逐客後，奔赴山村，必不出二十年乙亥、二十一年丙子兩年。
那麼，今存之《庚辰本》中有一夾頁上寫“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五月初七日對清。缺中秋詩，俟雪芹。”這表明是已到山村時的記錄，至少其時寫到第×回。丁丑之後，是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
從戊寅到甲申，敦敏留下了《懋齋詩鈔?東皋集》，中有多首詠及雪芹的詩。
這又使我們得知雪芹於己卯、庚辰之際，一度南游，歷一載有餘又北歸。脂硯於己卯冬夜批書，正在此時。 《己卯》《庚辰》兩本皆有“四閱評過”之記註。這第四次批閱，每閱輒有批加添，而非每批一定從頭到尾“系統全面”。所以有地位雖在前而所批之情節卻在後文的現象。
張愛玲被這現象攪亂了視線，定說是拆前移後，“大搬家”的寫作方式。
雪芹極困時，寄居之處，一桌一杌而已，無紙，拆舊黃曆葉子於背面書寫……。
於此可想，那時衣食無著，紙筆不全，時作時輟，不知幾度拋荒，又不知幾度重拾。因而細處小小失照，未能“統一”，實在必有。
張愛玲卻不計及此，一概斷為創作的需要，大拆改，大搬家，又據某些細瑣跡象判斷某本某回早晚，某幾回是早稿，某幾回是後寫……。於是一部《紅樓》，紛紜嘈雜，堆砌拼成——這種印象，留與了讀者。
究竟是否如此如彼？尚難一槌定音。
這就有些自相矛盾：既然如她所詳，那般清楚明晰，順理成章，如何又叫“夢魘”？若是“夢魘”中作考證，寫文章，安能這等周詳細緻？
她不同意《甲戌本》文字最早，可是又稱它為“一七五四本”。 1754即是甲戌年。這應何解？
另一紅學版本專家趙岡先生，也認為《甲戌本》有晚於甲戌年的痕跡可尋。其實，今存之《甲戌本》也是過錄線裝，不是指甲戌當年的原底本。上面出現了晚於一七五四的用字、加批，是否就可推翻“甲戌本”這個基本概念？似乎還待細究。
甲戌稱“再評”，初評應更早。己卯、庚辰稱“四閱評過”，則“丙子對清”應為“三評”。脂硯幻名“畸笏”後，又於壬午、丁亥續批。然而似乎並無所謂“壬午本”、“丁亥本”傳世，似即加批於早先之舊本上。 “新婦飄零”，脂硯仍在，“一芹一脂”，痛語如聞。
詩曰：
版本“詳”來功力深，時時一字定千金。
分疏若已全清楚，“夢魘”如何又自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