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景蓀《樵隱昔寱》卷十四《書望溪集書左忠毅公逸事後》①雲：“篇中自'史前跪'以下數行文字，奕奕有生氣。然據史可法《忠正集》崇禎乙亥十一月祭忠毅文云②：
'逆璫陷師於獄，一時長安搖手相戒，無往視者。法不忍，師見而顰蹙曰：爾胡為乎來哉！ '忠正述當日情事，必不追諱，豈易以一言哉。 《龍眠古文》一集左光先《樞輔史公傳》③亦只雲：'子已至此，汝何故來死！ '”按《戴南山全集》④卷八《左忠毅公傳》記此事雲：“光斗呼可法而字之曰：'道鄰，宜厚自愛！異日天下有事，吾望子為國柱⑤。自吾被禍，門生故吏，逆黨日羅而捕之⑥。今子出身犯難，殉硜硜之小節，而攖奸人之鋒。我死，子必隨之，是再戮我也！ '”又與史、左兩文所記不甚合。然《望溪文集》⑦卷九《左忠毅公逸事》中此節文自佳：“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構陷。 '”無愧平氏所稱“奕奕有生氣”。蓋望溪、南山均如得死象之骨，各以己意揣想生象，而望溪更妙於添毫點睛，一篇跳出。史傳記言乃至記事，每取陳編而渲染增損之，猶詞章家伎倆，特較有裁制耳（參觀《管錐編》117頁又《宋詩選注》論范成大《州橋》）。劉子玄讀史具眼⑧，尚未窺此，故堅持驪姬“床第私”語之為紀實⑨，只知、《楚辭》之為“寓言”、“假說”而不可採入史傳（參觀《管錐編》165頁、1297頁）。於“史”之“通”，一間未達。譬如像之殺舜⑩、子產之放魚⑾，即真有其事，而《孟子?萬章》所記“二嫂使治朕棲”、“鬱陶思君爾”、“圉圉焉、洋洋焉”、“得其所哉、得其所哉”等語，斷出於懸擬設想。如聞其聲，如得其情，生動細貼，堪入小說、院本。儒宗“傳記”（參觀趙岐《題辭》），何減“園吏”“騷人”之“偽立賓主”哉。當吾國春秋之世，希臘大史家修昔底德自道其書記言⑿，早謂苟非已耳親聆或他口所傳，皆因人就事之宜，出於想當然而代為之詞，信不自欺而能自知者。行之匪艱，行而自省之惟艱，省察而能揭示之則尤艱。古希臘人論學談藝，每於當時為獨覺⒀，於後代為先覺，此一例也。（363—365頁）
《毛穎傳》詞旨雖巧⒁，情事不足動人，俳諧之作而已。唐人卻有以與傳奇小說等類齊舉者。李肇《國史補》⒂卷下云：“沈既濟撰⒃，莊生寓言之類⒄。韓愈撰《毛穎傳》，其文尤高，不下史遷⒅。二篇真良史才也。”評小說而比於《史記》，許以“史才”，前似未見。 《山谷外集》卷十《廖袁州次韻見答》雲：“史筆縱橫窺寶鉉，詩才清壯近陰何”⒆，自註：“干寶作《搜神記》，徐鉉作《稽神錄》，用意亦同”。
李卓吾、金聖嘆輩評《水滸》“比於班馬”(29)、“都從《史記》出來”等議論，阿堵中已引而未發矣。 (21)（384—385頁）
《望溪集》卷二《書〈刺客傳〉後》論太史公“增損”《國策》本文，不啻金針度人(22)。讀其《左忠毅公遺事》時，當解此意。參觀《管錐編》166頁《增訂之二》。
（《錢鍾書研究》11頁）①平景蓀：清平步青字。撰有《樵隱昔寱》二十卷。左忠毅公：明諍臣左光斗，為閹黨魏忠賢所害，慘死獄中。
②《忠正集》：明名臣史可法撰，四卷。
③《龍眠古文一集》：二十四卷，李雅、何永銀輯。左光先：左光斗弟。
④《戴南山全集》：清戴名世（字南山）撰，十四卷。
⑤國柱：國家棟樑。
⑥逆黨：閹黨魏忠賢。
⑦《望溪文集》：清古文家方苞（晚號望溪）撰，十八卷。又撰《望溪集》八卷。
⑧劉子玄：唐史學家劉知幾字。撰《史通》二十卷。
⑨驪姬：春秋時驪戎國之女，晉獻公伐驪戎，獲驪姬，立為夫人，獻公卒，被殺。
⑩象：人名，舜之同父異母兄弟。
⑾子產：春秋時公孫僑字。
⑿修昔底德（Thucydides）：古希臘歷史學家，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⒀獨覺：獨知獨覺。
⒁《毛穎傳》：韓愈假託毛筆為傳。
⒂《國史補》：唐李肇撰，三卷，多記開元、長慶間事。
⒃：唐傳奇，寫盧生在邯鄲遇呂翁事。
⒄指一書中的寓言。
⒅史遷：漢史學家司馬遷，撰有《史記》。
⒆《由谷外集》：宋黃庭堅撰，十七卷。寶鉉：晉干寶，撰《搜神記》二十卷；宋徐鉉，撰《稽神錄》六卷。陰何：梁詩人陰鏗、何遜。
⒇李卓吾：明代思想家李贄字。金聖嘆：清代評論家金人瑞字，原名張採。兩人評《水滸》，將其比作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
(21)阿堵：唐代俗語，猶言這個。
(22)《國策》：《戰國策》，漢劉向編，共三十三篇。不啻（chi赤）：猶言不僅，不但。金針度人：猶言傳授秘訣。
這裡講到傳記、歷史散文與傳奇小說有相通處。這是三種不同的文體，錢先生認為從不同文體中可以看到相通之處。
平步青為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叫好，說文字“奕奕有生氣”，不是憑空虛贊，而是與史可法的祭忠毅公文和左光先的《樞輔史公傳》、戴名世的《左忠毅公傳》比較之後得出的結論，很有說服力。
左忠毅公是明代著名的諍臣左光斗，遭到閹黨魏忠賢的誣陷，死於獄中。他是人中的伯樂，在史可法還是書生時，便發現他是個人材，給以提攜和訓導，史可法後來終成抗清名臣。
錢先生舉引戴名世、方苞、史可法、左光先四人所寫史可法去獄中探望左光斗一段，目的就在於說明不同才力的人運用不同文體所產生的不同效果。現比較如下：
史可法祭文：“法不忍，師見而頻蹙（憂愁不樂）曰：'爾胡為乎來哉！'”左公只說了這樣一句感嘆的話，可以看作是史可法親身經歷的真實記錄。
左光先《樞輔史公傳》：史可法在獄中見到左公，左公說：“予已至此，汝何故來死！”這是弟弟為兄作傳時代言的話，提到了“死”，多了一點危險的內容，進了一步。
戴名世《左忠毅公傳》：史可法去獄中探望，左公竟說了六十二個字的話，把入獄的前因後果，都說得有條不紊，並對史可法作了日後的交代。顯然這些都是戴氏構想中代左公立言。這個寫法在當今的作品中常見運用，是作者生怕讀者看不明白，才虛構得頭頭是道，句句是實話，可惜沒有顧及到當時危急的情勢，是否有條件說這些話。
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最為生動感人。 “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僅用九個字，形像地寫出史可法探監之難，左公已遭酷刑之慘，都見於言外。接著寫左公聽到史的聲音，卻睜不開眼，“乃奮臂”把眼睛撥開，“目光如炬”，怒斥史，說了四十七個字的話：“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構陷。”把左史的關係，彼此的情感，以及兩人不可一世的氣概和會見的氣氛，都寫得“奕奕有生氣”，感人至深。
對此，想到以下幾點：
（一）方、戴都掌握到史、左獄中會見的實情，好比骨頭架子，各人需以自己的揣測和想像附之以血肉，方苞更妙於畫龍點睛，更能把握環境，傳達史、左兩人高貴的品質和情操，以及埋在人們心裡對史、左兩人的崇敬之情。因此，方苞對人物的刻畫和對環境氣氛的渲染，都使人覺得合情合理。戴名世則對這些方面把握得不夠。
（二）文學作品，無論反映歷史事件，還是現實生活，都離不開寫人與事，而怎樣寫才能給人以真實感，從戴《傳》、方《逸事》的寫法可以得到啟示：瑣細的表面現像不等於真實，而與所寫有關的入情入理之言與事，則不可有所遺漏。如《管錐編》117頁寫禽言之“擬聲達意”，即出於想像。又如《宋詩選注》范成大《州橋》注：“確確切切的傳達了他們（淪陷區人民）藏在心裡的真正願望”，“我們讀來覺得入情入理”，這也靠想像和體會。不僅文學作品如此，中國工於記言的史籍也不例外。如《管錐編》166頁：“《韓非子?解老》曰：'人希見生像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像也。'”又如《左傳》寫驪姬床笫私語，介之推與母親偕逃前的對話，皆是“生無傍證，死無對證者”，所謂“記言”，皆由史家“懸擬設想”，“揣想生象”，虛擬合情合理的言與事，使其達到“如聞其聲，如得其情，生動細貼”
的效果。所以說文學作品和歷史，在寫法上有相通之處，就在於擺脫不掉虛構和代言。
（三）韓愈為毛筆作傳，雖以“傳”名，實則是以傳記文學的手法寫作的一篇警世諷時之寓言故事。韓愈把毛筆人化，以戲謔的文詞寫出，引人大笑，發人深思，柳宗元認為司馬遷的《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若壅大川”，“必決而放諸陸”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李肇亦認為韓愈此文“不下史遷”，“真良史才”
（《國史補》），白居易也贊韓愈“立詞措意，有班馬之風”（《韓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制》）。這些評論皆意在說明文學傳記、寓言故事與史的寫法有相通之處。
（四）不僅中國有文學作品通史的看法，希臘大史學家修昔底德也稱自己書中的記言，並非親耳所聽或他人相告，而是“因人就事”，根據自己的設想揣摩，代為立言。
因此，這裡指出史家與作家不能自欺欺人，自己應當首先明白這一點。 《管錐編》對此有精闢的論述，錄於此作為補充。錢先生說：“史家追敘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蓋與小說、院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記言特其一端。”並舉例說：“《左傳》記言而實乃擬言、代言，謂是後世小說、院本中對話、賓白之椎輪草創，未遽過也。”
（《左傳正義?隱公》）真是切當宏偉的高論。
（五）由此，聯想到《管錐編?全宋文卷三四》的一段話頗有深意：“據此以訂史，是為捕風捉影，據史以訂此，是為殺風景。”又云：“吾國子書（筆記小說類）所載，每复類是。均姓名雖真，人物非真。有論中膺篇《盜跖》者，於其文既信偽為真，於其事复認假作真，非癡人之聞夢，即黠巫之視鬼。”可惜，《管錐編》出版遲了，早在1975年批儒評法之際，聞知某院校正在新編文學史，其所謂新者之一，便是增加了沒有作品的作家盜跖的章節，顯然是上了的當。由此可見，錢先生所指出的，對治史治文者均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