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文言的主流
文言的歷史情況，千頭萬緒，簡直無從說起。這裡想只解答一個小問題，就是：鳥瞰一下，各個時代都有什麼樣的文言。但就是這樣，也仍是千頭萬緒，因為一是時間太長，二是庫存太多。多，不得不提綱挈領。選定綱領，可行的辦法不只一種，我以為，至少為了解說的方便，以分作兩股水流為比較合適。一股是主流，指處理事務之文（由功用方面看），也就是無韻之文（由表達形式方面看）。這股水流，有不少人稱為“散文”。不過散文有歧義：對詩詞說，它指無韻之文；對駢體說，它指散行（即不對偶）之文。如果稱這股主流為散文，它的意義應該指前者，與詩詞相對的無韻之文。另一股是支流，指吟詠之文（由功用方面看），也就是有韻之文（由表達形式方面看）。這樣分主流和支流，可以從兩類作品的質和量方面找到根據。大體上說，主流的文是日常性的，支流的文是禮樂性的。日常，可以任意寫，宜於任意寫，所以成為散；又因為總在用，所以產量大。禮樂，求美，而且經常要歌唱，所以宜於句式整齊，協韻；又因為不是經常用，所以產量不大。自然，禮樂性的文會引來文人模仿，不再歌唱，產量增加，如賦、詩、箴、銘等就是。但無論產量怎樣增加，與無韻之文相比，究竟是小巫見大巫；至於早期，用為歌詞，如《楚辭》，與先秦時期的無韻之文相比，那就數量相差更多。因此，就全部文言作品說，我們可以說無韻之文是主流，有韻之文是支流。本章先談主流的情況。
6.1.1定形以前
前面第2.3.2節說過，文言在秦漢時期定形，那時候的作品可以充當標本。根據這種看法，我們可以把無韻之文分為三個階段：秦漢以前是一個階段，特點是古奧，其中一部分詞彙和句式有別於定形時期；秦漢是一個階段，特點是牌號正，衡量對錯要以它為標準；漢以後是一個階段，特點是順著秦漢的路子走，或說是模仿。這裡先說秦漢以前。
這個階段文獻資料不很多，可是問題不少。一方面是時代過早，如甲骨，其中的一些文字還不能確切認識。另一方面是有些資料年代有問題，如《周禮》，劃入前一個階段是否合適，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看法；又如，寫作年代雖然比較早，可是成書之前難免經過修潤。幸而這裡著重的不是考證古文獻的真偽，所以無妨量材為用，只取一些年代清楚或比較清楚，並且能夠說明問題的。這樣的資料，大部分來自實物，這是指甲骨文和金文；一部分來自書本，這是指《尚書》（其中不少是抄錄官府舊存的前期文件）。我們讀這類資料上的文，會感到與秦漢時期的作品，如《孟子》和《史記》，韻味很不同。看下面的例：
甲骨文
（1）甲戌卜卿貞翌乙亥肜於小乙亡它在一月（羅振玉〔實為王國維〕《殷虛書契考釋》卷下）
（2）丙子卜貞酒羔三小牢卯三牢（同上）
（3）甲辰卜貞翌日乙王其賓俎於稟衣不遘雨（同
上）
（4）甲辰貞來甲寅有伐甲羊五卯牛—（同上）
（5）辛亥卜出貞其鼓肜告於唐九牛—月（同上）
金文
（6）商旗鼎銘——唯八月初吉，辰在乙卯，公錫旗僕。旗用作文父日乙寶尊彝，子孫。 （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一）
（7）周伯克尊銘——唯十有六年十月既生霸乙未，伯大師錫伯克僕卅夫。伯克敢對揚天君王伯休，用作朕穆考後仲尊盝，克用丐眉壽無疆。克克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於省吾《雙劍誃吉金文選》卷下之二）
（8）周無專鼎銘——惟九月既望甲戌，王格於週廟，燔於周室，司徒南仲右無專入門，立中廷。王呼史友冊命無專，曰：“官司鴡王，遉側虎方，錫女元（玄）衣帶束，戈琱戟，縞縪彤矢，攸勒鑾旗。”無專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作尊鼎，用享於朕烈考，用割眉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四）《尚書》
（9）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爰綏有眾，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於朕志，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此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於前功，適於山，用降我兇德，嘉績於朕邦。今我民用盪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於新邑。肆予衝人，非廢厥謀吊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欽欽。今我既羞告爾朕志，若有，罔有弗欽。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商書·盤庚下》）
（10）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
“嗟！我友邦塚君，禦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解爾戈，比爾幹，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於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於爾躬有戮。”
（《周書·牧誓》）
這些文字都簡古，難讀，是因為詞彙、句式的一部分，後代不再用，也就是沒有成為通用文言的成分。三類資料之中，《尚書》的性質與甲骨文和金文不盡同，它來自書本，有可能受後代的影響而有些變動；還有，它列入經書，為讀書人所必讀，也就有較多的可能予後代以影響。但就是這樣，在一般文人的眼裡，它終歸是老古董，執筆為文，不能完全照它，而要照秦漢。因此，就文言的歷史說，這類商周的文字是文言定形以前的事物，它可以算作文言，卻與通用的文言有分別。
6.1.2秦漢時期
我們翻看這時期的作品，與甲骨文、金文、《尚書》相比，就會有由面生變為面熟的感覺。如：
（1）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
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 （《左傳》隱公元年）
（2）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下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論語·學而》）
在先秦的作品裡，《左傳》的文字比較深奧，的文字比較簡古，可是我們讀它，如果剛讀過金文、《尚書》，就會覺得都是淺易的。艱澀與淺易之外，兩個時期的文字還有個重要的分別：商周時期的文獻是“辦公事”，到戰國時期就不然，而是“作文章”。如《荀子·天論》由“天行有常”寫起，《韓非子·說難》由“凡說之難”寫起，都是憑空發議論，所以寫出來的是“文”。文有文的特點，是不只內容精粹，組織有條理，而且語言有腔調。就文言能夠定形、成為標本說，語言的腔調很重要，後代所謂“文必秦漢”，揣摩追求的主要是這個。什麼是腔調？比較難講，大致說，不同句式的適當配合有關係，聲音的適當變化有關係，甚至用適當的虛詞（主要是表語氣的虛詞），使意思貫串起來也有重要的關係。如：
（3）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蘗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孟子·告子上》）
像這樣的文章，句式整齊中有變化，語氣繁富，使意思和情調融會到一起，是秦漢風格，商周時期是沒有的。
秦漢時期文獻資料很多，流傳到後代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為數還是不少。用現在的眼光看，這些都是文言。作者多而雜，時間由春秋戰國之際到東漢末，地域以中原一帶為主，還有中原之外的東西南北，階層以士大夫為主，還有少數平民，思想包括各家，行文包括各種風格，因此，就表達習慣說，大同之中總難免小異。所謂定形，所謂以秦漢為標本，是指這小異之上的大同。還有，由後代“文必秦漢”的角度看，採取標本，並不是有一份算一份，而是分別輕重。所謂重，是照傳統的讀書法必讀的那一些。因為必讀，熟悉，所以自己寫，就容易甚至不得不用那個格調。這所謂必讀的書，主要可以分為三類：一是諸子，二是史書，三是解經的著作。
諸子主要在先秦，因為那是處士橫議的時代，是思想奔放的黃金時代。著作很多，成就很大，單是學派，班固《漢書·藝文志》就分為九家（小說家不算）：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各家都有不少大師，不少著作，可惜絕大部分沒有傳下來。傳下來並對後代有大影響的是以下這些：（舊時代曾算作經書），《孟子》（也曾算作經書），《荀子》，《老子》，，《列子》（成書年代有小問題），《墨子》，《孫子》，《管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論衡》。重要性差一些的還有以下這些：《慎子》，《商子》，《鄧析子》，《尹文子》，《公孫龍子》，《法言》，《新語》，《新書》，《鹽鐵論》，《潛夫論》，《新論》等。
史書種數不多，可是分量很重，因為其中有空前絕後的大著作。這是指《左傳》（舊時代看作解經的書或經書）和《史記》。地位差不多的還有以下三種：《國語》，《戰國策》，《漢書》。重要性差一些的還有以下這些：《越絕書》，《吳越春秋》，，《新序》，《說苑》，《東觀漢記》（殘）等。
解經的著作漢朝不少，因為那時候經師很多，他們的專業就是講解經書。這類著作，有不少是章句的註解，零碎幾句，不成篇。成篇而傳到後代，比較重要的是以下這些：《易傳》（也稱易十翼），《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小戴）禮記》。重要性差一些的是以下這些：《大戴禮記》（殘），《韓詩外傳》，《春秋繁露》，《白虎通義》等。
我們說這些著作是文言的標本，是因為，一方面，無論從內容方面看還是從表達方面看，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最上乘的。所謂最上乘，為了說明的簡便，我們可以舉個旁證，就是：兩千多年來，無數的文人發議論，記史事，一般說，還沒有人認為某人的文筆已經超過《孟子》和《左傳》《史記》。這不是厚古薄今，因為直到現在，多數人大致還是這樣看。還有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後代的無數文人都願意學，或說不能不學。前面曾提到必讀書，照傳統的不成文的治學規定，秦漢時期的絕大部分著作，不只必讀，而且要一讀再讀，直到很熟，甚至能背誦。這樣，秦漢時期的大量文句印在心裡，到自己下筆為文，有相類的意思，不知不覺地用了相類的表達方式，就是很自然的了。
6.1.3漢魏以後
上一節把秦漢看作一個階段，是因為文言在這個時期定形，成為後代模仿的樣本。由這個角度看，漢魏以後，直到清末，一千六七百年，可以看作一個階段，因為就表達方式說，都是順著秦漢的路子走，也就是用的是同一個詞彙句法系統。不過這個階段時間長，作者多，作品更多，不只多，其中還有秦漢不見的花樣。為了減少頭緒，容易說明，我們把駢體留到下一節談。但就是這樣，也還是苦於材料太多。不得已，這裡想以“怎樣模仿”和“模仿的成果”為綱，說說大致的情況。
怎樣模仿，可以粗略地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不知不覺地隨著走，另一類是把學秦漢看作方向，有意地並且用力地隨著走。先說前者。文言定了形，文人，不管是唐宋的還是元明清的，表情達意，除非不用文言，只要用，就不能不用秦漢的格調。舉例說，“未之有也”的說法，秦漢通行，漢魏以後，不管時分古今，地分南北，只要用文言寫，表達同樣的意思，就一定也說“未之有也”，而不說“未有之也”。這樣，我們無妨說，除了一些標榜“文必秦漢”的流派以外，凡是用文言寫作的，由建安七子到章太炎和王國維，數目多到無限，都是不知不覺她模仿秦漢的。這所謂模仿，還不只是散行文字。駢體也是這樣，如“夫迷塗（途）知返，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丘遲《與陳伯之書》）用意湊成四四對四四，可以說是新花樣，但是拆成四句，每一句的表達方式仍舊是秦漢的。詩詞也是這樣，“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杜甫《春望》），“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賀鑄《青玉案》），其中的每一句，就表達方式說，都沒有跳出秦漢的舊格局。
再說有意的模仿。有意是不只學，而且心裡想，嘴裡說。這種模仿，一般說是起於唐朝的韓愈和柳宗元等；也有人說，六朝末年，陳隋之際已經露了苗頭。這股風是來自對駢體的厭倦。駢體盛行於南北朝到唐朝中期，行文要求工整的四六對偶，這有如纏小腳走路，縱使纏的人覺得美，很不方便是任何人都會感覺到的。並且，內容大多是風花雪月，寫很費力而並不實用。這樣，駢體這個像是很美的工具就成為不適用的工具。不適用，不能不改，於是就有了古文運動。大的方向是改用秦漢的散體寫。用駢體寫的是時文，所以模仿秦漢寫的是古文。但這是就概括的格局說，至於實踐，那就還有不少分別。分別之一，秦漢作品，有不少偏於古奧，但那是任時代的自然；古文運動的有些作家就不然，而是有意追求，如柳宗元就是比較突出的。分別之二，秦漢時期對於對偶，也是任其自然，碰巧就用，碰不巧就不用，如果說間或是有意，那也是有意用，而不是有意不用，如賈誼、枚乘等就是這樣；古文運動的作者就不然，而是盡力躲避，惟恐沾染一點點駢體的氣味。分別之三，秦漢時期，尤其先秦，作品都是言之有物，並且沒有正統觀念，孟子罵楊墨無父無君（《滕文公下》），韓非也可以罵儒墨非愚則誣（《顯學》）；唐朝古文運動的首領韓愈，口頭也是著重文章內容的，他標榜“師其意，不師其辭”（《答劉正夫書》），可是他所謂“師”，不是師先秦諸子的各抒己見，而是“師古聖賢人”（同上），具體說是要宣揚孔孟之道。風花雪月換成孔孟之道，由表面看是化虛為實，值得歡迎。可是看後果卻又不完全是這樣，因為一方面，唐宋以來的古文，通病是氣勢盛而思想貧乏；另一方面，由宋朝開始的經興文，以及漸漸轉化成的八股文，即使不是古文的嫡系子孫，也總是近親。分別之四，上一節曾談到，秦漢的文已經有腔調，但那是任語言的自然；古文運動的作家就不然，而是有意地深追，不只在實行方面要求後來居上，而且想在理論方面找到根據。韓愈在《答李翊書》裡曾談到“氣”，說“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者皆宜”，好像氣是內容方面的事物；其實，縱使它不能完全脫離內容，可是想使讀者感到，卻不能不靠表達（曹丕《典論·論文》說“文以氣為主”，氣有清濁，如音樂有巧拙，顯然也是指表達方面）。我們讀韓文，其中多數篇章確是使人感到氣盛。宋以來數不盡的文人讀韓文表示讚歎，主要原因也是感到氣盛。這氣的理論到清朝桐城派手裡就說得更神乎其神，是：“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目》）其實說穿了不過是在腔調上下了大功夫，比之秦漢多了濃厚的造作成分。
古文運動在唐朝是創始時期，經過宋朝尹洙、梅堯臣、歐陽修、蘇氏父子等的努力才獲得徹底勝利。大方向都是學秦漢，用散體寫，可是大同之中有小異。如與唐的古文作家相比，宋的古文作家，尤其歐陽修和蘇軾，行文比較平易。還有，同是宋代作家，風格也不盡同，如曾鞏用力求精煉，文章就顯得造作氣重；蘇軾就不然，寫小札、筆記之類，行雲流水，像是毫不在意。此後，大聲疾呼學秦漢的是明朝的前後七子：前七子的重要人物是李夢陽、何景明等，後七子的重要人物是李攀龍、王世貞等。口號都是“文必秦漢”，可是拿起筆，就連韓癒的“師其意，不師其辭”的主張也忘記了，而是生吞活剝，甚至剽竊，以致內容和文字都無足取。這股歪風當然要引起反感，於是有唐宋派興起，代表人物是王慎中、唐順之、歸有光等。學唐宋其實是間接學秦漢，因為唐宋也是學秦漢。這學唐宋的風刮到清朝成為方苞、姚鼐等的桐城派，多講義法，也就是更在表達方面下功夫。其後惲敬、張惠言等發思古之幽情，用秦漢的高古自然矯正桐城派的拘謹，成為陽湖派，就模仿的口號說，算是又回到文言的老根據地，秦漢。
以上說的是以秦漢為標本以及其中的大同小異，總的說都屬於模仿的水流。有沒有這股水流之外的文言？這要看從哪個方面說。如果只是看口號，明朝晚年以袁宗道、袁宏道為首的公安派可以算，因為他們反對前後七子的模仿，主張文章好壞，關鍵在達不達，不在古不古，意思是不必學秦漢。但這是就方向說，至於動筆寫，那就還是離不開秦漢，因為他們用的是文言，想避開秦漢的格調是行不通的。
再說“模仿的成果”。顯然，這方面材料太多了，因為只要是文言作品都要算。刊刻而收入各正史藝文志的，有不少沒有傳下來；只計傳下來的，數量也仍是汗牛充棟。為了以簡馭繁，這裡想只談幾個要點，或說特點。按通用的編目辦法，分為經史子集四類。
先說集部。其中的“別集”是秦漢以後的新事物，傳統書目所收，最早是《蔡中郎集》和《曹子建集》。別集是個人的各體文章的彙編，從漢魏之際開始，直到清末，不要說名家，就是《顏氏家訓》譏為“上車不落”的人物，也總要想方設法，刊印求傳世。因此，這個秦漢以後的模仿階段，數量最多的文言作品是各朝代大大小小作家的文集。總集也不少，全收的有《全唐文》之類，選收的有《宋文鑑》之類。
再說史部。這不是新事物，但比起秦漢來，產量大多了，不只各朝有正史（有的不只一種，如《唐書》和《五代史》都有新舊兩種），而且出了不少重要的大著作，如“編年”的有等，“政書”有《文獻通考》等。其他記事的雜著，如《金石錄》《野獲編》等，更是多到數不清。
再說子部。像先秦那樣，處士橫議、成獨家之言的著作少了，勉強說，王通《中說》、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之類還可以算數。產量多的是另一類，可以總稱為“雜記”。又可以分為兩種。一種偏於講學問，如《容齋隨筆》等等，成就很大。另一種偏於記見聞，如《酉陽雜俎》《癸辛雜識》《輟耕錄》等等，成就也不小。
最後說經部。經是文獻中的老牌號，後代當然不可能有；有的只是解經的著作。這類著作主要出於唐代和清代，唐代的多見於《十三經註疏》，清代的大多收入《皇清經解》和《皇清經解續編》。
6.2駢體
駢體“文”一般不押韻，可以算作無韻之文的一個支流。駢體的形成和規格，作為文言的一種特點，前面第5.7.3節已經談到；這裡是從另一個角度，談談駢體作品的歷史情況。表情達意，多用對偶，而且盡力求工整，應該說是從漢魏之際開始，我們讀曹丕、曹植兄弟的文章，可以明顯地嗅到這種氣味。此後經過兩晉，無數作家都是順著這條路“往前”走，就是說，用對偶，要求數量更多，聲音更講究。南朝沈約、週顒等創四聲八病說以後，對偶的要求越來越嚴格，於是文人動筆就費盡心思，通篇駢四儷六。這時期以及其前的這類作品，蕭統編的《文選》收了不少，更多的見於各家的文集，甚至專著，如劉勰。文集之外的許多著作，如屬於史部、子部的，記事說理，也常常用駢體。
齊梁以後，一直到唐朝前期，寫作用工整的四六成為風氣。風氣的力量是不可抗的，如唐太宗是皇帝，寫《大唐三藏聖教序》，用駢體；魏徵是政治家，寫史傳的論贊，也用駢體。這風氣並且使駢體成為無孔不入，如斷案的判詞，也要玩駢體的花樣，白居易並且把它收入文集，此外張鷟還有單行的《龍筋鳳髓判》。這結果，顯然，駢體的作品就會多到數不清。其中也有價值很高的，如史學家劉知幾的《史通》和政治家陸贄的《陸宣公奏議》就是。由喜愛駢體的人看來，這時期，工巧可以當作標本的作品確實不少，如徐陵《玉台新詠序》，王勃《滕王閣序》等，都是辭藻穠麗，用事典雅，可以當作詩詞來吟誦的。
韓柳古文運動興起以後，在一段不很短的時間之內，駢體的勢力並沒有大消減，如晚唐還出了個四六大家李商隱；其後到宋初，楊億、錢惟演等追隨李商隱，並且變本加厲，成為壟斷文壇的西昆派。直到歐蘇等重新掀起古文運動，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有了大建樹，古文才取得最後的勝利。所謂勝利，是文人都相信秦漢是文的正宗，表情達意應該用平實自然的散體。但就是這樣，駢體也沒有死亡，而是縮小陣地並堅守陣地。所謂縮小陣地，是由遍布於各體變為只用於一部分文體，如製、表之類是必須用駢體，碑、序之類是經常用駢體。所謂堅守陣地，是規格更來謹，面目更清晰。古文運動以前的駢體，雖然以通篇駢四儷六為工，但有不少是雜有少數散句的；古文運動勝利以後的駢體就不然，只要是駢，就要求清一色（不合格的是極少數）。這是說，規格更嚴謹了。規格嚴謹的結果是面目更清楚，或說與古文的界限更分明。以王安石的書札為例：
（1）某愚戇淺薄，動多觸罪。初叨一命，則在幕府，當此之時，尤為無知。自去吏屬之籍，以至今日，雖嘗獲侍燕語，然不能自同眾人之數也。 ……（《上宋相公書》）
（2）此者冒躋官次，榮托使車，躬裁瑣瑣之文，私布惓惓之意，乾磨為吝，震疊於懷。會走乾之鼎來，辱幐書而寵答，優為體貌，略去等夷，繄獎予之大隆，滋回皇之失次。 ……（《上宋相公啟》）
例（1）是古文，例（2）是駢體（“啟”必須用駢體），涇渭分明。這現象可以使我們明白兩件事，一是駢體堅韌，雖退讓而並未投降，二是即使是大名鼎鼎的古文家，也不能不網開一面。這堅韌的性格，到後來還有不容忽視的表現，就是到清朝，駢體竟有中興之勢，不只喜歡寫的人很多，而且出了毛奇齡、洪亮吉、汪中等不少名家。
駢體難寫，等於工具很不順手，而且容易華而不實，總之是有大缺點。可是古文運動勝利之後，它偏安而不滅亡，是什麼原因？我想，是因為舊時代的文人看駢體，除去穠麗典雅之外，還可以表示鄭重。這像是服裝，如果分為禮服、便服兩類，在某些需要穿禮服的場合，穿便服就成為不禮貌，不鄭重。因此，經常處於上層的文人，喜歡也罷，不喜歡也罷，衣箱裡總不能不存儲禮服，也就是不能不具備寫駢體的本領，以便到需要寫的時候，也能夠駢四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