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1994《黃金時代》

體裁：中篇小說 作者：王小波 首次出版：華夏出版社 出版時間：1994年9月 （楊早撰） 當國內讀者有緣拜讀王小波的時，它已經獲得過台灣第13屆《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獎，並在香港、台灣出版了單行本。對國內文壇而言，他是一個闖入者，被某評論家稱為“文壇外高手”。 即使出版之後，王小波仍未以小說家身份引起足夠的重視。他的作品少人喝彩，他的投稿屢屢被拒。這位匹茲堡大學東亞學碩士、前北京大學社會學所與中國人民大學會計系講師，晚年更多地被看作一位雜文作者，他的隨筆出現在《三聯生活周刊》、《南方周末》等重要報刊上，但專業文學期刊仍然對他視而不見，只有註重先鋒的《花城》每年發表他一篇小說，也許因此，王小波將他的“時代三部曲”交給了花城出版社。

王小波沒有看到他的隨筆自選集與小說集的正式出版，便於1997年4月11日去世。死亡似乎喚醒了什麼，王小波突然獲得了生前從未享受的殊榮，各報刊紛紛發表紀念、研究文章，他的文字不斷結集、出版，一批批年輕人模仿他的筆調，並自稱“王小波門下走狗”……王小波之死，成為1997年乃至世紀之交的重要文化事件。 王小波並不是真的天外來客，在他的早期作品中（這些作品不少都發表過，卻從未引人注意，其實在當時的文學情境中，這些篇什相當可觀），他還保持著純美的想像和色調。但是他似乎是與生俱來的消解意識總是作怪，讓他不肯幹乾脆脆地煽一把情。設置了一個聽者“我”來反复打斷和質疑、嘲諷老陳的敘述，反而很好地濾清故事本身的荒誕不經，真正凸顯的是妖妖那類人對庸常生活的反抗和決絕。描述的是烏托邦式的青春友誼和快樂，可是邢紅、大許和“我”之間的三角設置顯然不可能一直維持。讓邢紅落入死亡的俗套實在是作者的不得已，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對小說“現實性”的妥協。這種不成熟到了就蕩然無存。對十全大補劑式傳說的反諷顯而易見，這篇小說帶有魯迅的意味。 《假如這是真的》已經開始展開想像的翅膀，卻最終歸結成了南柯一夢。

王小波的“時代三部曲”的時間維度分別指向“歷史”、“現實”與“未來”，“以喜劇精神和幽默口吻述說人類生存狀況中的荒謬故事。三部小說從容地跨越各種年代，展示了中國知識分子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命運”（“時代三部曲”前言），它們莫不是現實的鏡像，而又充斥了恣肆的想像力與狂歡色彩。 《青銅時代》被公認為最宏大、最繁複的敘事作品，但最成熟的小說，仍然當數諸篇。 寫在雲南插隊的知青王二，與隊裡醫生陳清揚之間的性愛故事。王二不堪生產隊長和軍代表的壓迫，與陳清揚一起逃入深山，過了一段沒有束縛和壓抑的生活。回來後，卻被公社“立案”，要求他們交代罪行，並抓他們去出“鬥爭差”。 從表面上看，除了敘述方式比較怪異之外，這部耗費王小波十年時間的成名作與往昔的“知青文學”並沒有質的區別。實質上，顛覆了整個知青敘事乃至文革敘事中的情慾書寫與規訓體驗。不過，眾多評論者一開始並未認識到這一點，讓他們眩目的是小說中大量充斥著、無所不在的“性”。

我和陳清揚做愛時，一隻蜥蜴從牆縫裡爬了進來，走走停停地經過房中間的地面。突然它受到驚動，飛快地出去，消失在門口的陽光裡。這時陳清揚的呻吟就像氾濫的洪水，在屋裡漫延。我為此所驚，伏下身不動。可是她說，快，混蛋。還擰我的腿。等我“快”了以後，陣陣震顫就像從地心傳來。後來她說，她覺得自己罪孽深重，早晚要遭報應。 晚上我和陳清揚在小屋裡做愛。那時我對此事充滿了敬業精神，對每次親吻和愛撫都貫注了極大的熱情。無論是經典的傳教士式，後進式，側進式，女上位，我都能一絲不苟地完成。陳清揚對此極為滿意。我也極為滿意。 這些段落，如果獨立來看，確實讓人“不習慣”，不僅僅是性描寫的細緻與繁多，而且作者冷靜而疏離的筆調也迥異於將“性”視為禁區，有意迴避或涉足的那種拒斥或迷戀。

率先公開批評性描寫的是老輩學者吳小如，他自稱“趕新潮”讀了，卻發現“書中寫男女間的純真愛情幾乎沒有，有的只是在各種背景、各種條件下的男女做愛的細緻描繪”，“說得好聽點，這是給年輕人在性關係上實行'啟蒙'，為人們亂搞男女關係'開綠燈'；說得不好聽，這樣的'天才'作品（包括其它專以性愛為描寫內容的'文學'讀物）實際上是在起著'教唆'作用。”（《“開卷有益”與“杞人憂天”》，《文學自由談》1997年第5期）另有評論直接表示“只類似於法院存放的某些性犯罪罪犯的案件卷宗（在這類卷宗中，幾乎所有辦案人都無一例外地對性犯罪的具體細節饒有興味）……王小波的性觀念相當陳腐，幾乎都是當代的蘭陵笑笑生”（趙振鵬《王小波，你是只什麼鳥？》，《北京文學》1999年1月號）

王小波的辯護者也大抵在“人性”層面上理解小說中的性，覺得其中“洋溢著人文主義的內容”：“小說中兩性關係的描寫，均發生在一個人性被扭曲的時代。王小波用人類最原始的生存方式，來表達他對人性的呼喚……的性描寫寄託了作者的理想。”（冷草《王小波和〈黃金時代〉》，《藝術廣角》2000年第3期）他們將對接新時期以來的人道主義思潮，從中讀出的居然是“超越與飛升”： 王二以性愛領域作為最後的抗爭陣地，分別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情境下和幾位女性演繹出一幕幕不無放縱又不失純美的驚心動魄的性愛故事，並且不厭其煩甚至十分熱衷地向組織如實地詳盡地交待問題的每個細節，以身體語言訴說著愛情的勢不可擋和驚人的浪漫美麗，言說著叛逆精神驚世駭俗的激情與力量，針對荒誕歲月裡的荒謬和苦難進行最徹底的反諷和最決絕的反叛，以價值層面上的勝利來燭照慘淡歲月所遮蔽不住的青春、熱情和智慧，從而最終以瑰麗的卓絕的飛翔姿態完成了對於苦難、荒謬的永恆超越，對於生命自身的美麗飛升和對於生命本真的虔誠皈依。 （王衛紅《永恆的超越和美麗的飛升》，《作家報》1997年10月23日）

批判者與辯護者都對存在著嚴重的誤讀，他們囿於傳統的閱讀習慣與思維定式，強行將放置在“人性—道德”這一譜系裡去理解，只能得出方圓鑿枘的結論。論及誤讀的程度，王小波大致可以與王朔比肩，只是向度不同：王小波被大大的矮化了。 確實有人用類似看王朔的眼光來審視王小波：“從作家本體的意義上來說，王小波為了消解崇高，不惜將自身的痞氣強加給其他的知識分子，甚至在擺脫了荒謬時代之後仍然如此……他消解著荒謬的時代，他借的工具是性：他消解著一切，他借的工具還是性。不僅如此，他的最大失誤（或者說是錯誤）在於消解的後果。……如果一個人是為了消解而活，那麼，他活得未免太過悲哀了吧？”（劉旭《精神騎士還是高等無賴》，1998年第2期）看來，王小波的小說對許多讀者來說，陳義過高。

完全不同於以反思“文革”與詠嘆青春的“知青小說”，它也並不歌頌人性的美好和對自由的追求，充斥全篇的性愛描寫並非為了讚美男女間的愛情，也並非僅僅以此作為反抗專政壓迫的武器。相反，陳清揚並不熱衷於性愛，“她所討厭的是使她成為破鞋那件事本身”，她對於“被稱為破鞋”耿耿於懷，寧願成為真正的破鞋，被人抓去出鬥爭差，“每次出過鬥爭差，陳清揚都性慾勃發”，因為此時的性愛使她“終於解脫了一切煩惱，用不著再去想自己為什麼是破鞋，到底什麼是破鞋，以及其他費解的東西：我們為什麼到這個地方來，來幹什麼等等。”尋找某種真實的身份，即使是被判決為罪惡的身份，也遠勝於被“設置”為某種身份。陳清揚與王二將性愛作為武器，是為了反抗現實生活的荒謬，是一種讓人暫時擺脫深重的荒謬感受的解毒劑：王二先是想向人證明自己存在，在遭到隊長報復後，又“真想證明我不存在”。只有與陳清揚做愛，“在這種時候，我又覺得用不著去證明自己是存在的”。 “存在”是人生的大命題，但在一個荒謬的處境中，存在與否，都無法指向任何美好，借助性愛逃避也許是唯一的出路。一旦這種處境結束，性愛就失去了其必要性。

最荒謬的是，一旦陳清揚在檢討中承認自己曾在一瞬間愛上了王二，陳清揚的“清白”就被玷污了，這是她“真實的罪孽”。在異常的生活狀態下，男女通姦並不是一種罪孽，對之的迷戀和批判都更像是一種遊戲，而一旦這種遊戲落足為真實的愛情，則對現實生活構成了極大的反諷和挑戰。 “以前她承認過分開雙腿，現在又加上，她做這些事是因為她喜歡。做過這事和喜歡這事大不一樣。前者該當出鬥爭差，後者就該五馬分屍千刀萬剮。”在黑色幽默的反諷與消解背後，留出了這樣一個缺口，即美好的、蘊含人類感情的性愛是無法被設置的，它源自本真的生命衝動：“她再也不想理會別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間把一切都遺忘”。權力無法控制這種衝動，只好無視它的存在：“但是誰也沒權力把我們五馬分屍，所以只好把我們放了。”

因其繁複的多義性與狂歡書寫，而成為評論者解讀不盡的文本。有人從中讀出的是“反抗”：“他們在原始森林隨心所欲的生活以及被收審挨鬥表現了箝制與反抗、命運設置與反設置、情感萎縮與生命激情、權力場與精神自由、健康的性與政治對性的專制之間的針鋒相對的衝突及特定年代里中國人集體的窺淫癖、施虐/受虐畸形性心理。王二和陳清揚的輕鬆遊戲消解了一切神聖、虛偽、道貌岸然……王小波以喜劇性的反諷筆調宣告了他們與瘋狂勢力衝突中的不可戰勝。”（張伯存《不應扯上王小波》，《文學自由談》1998年第1期）而戴錦華認為王小波的小說超越了“文革書寫”與“抗暴英雄”： 它所指涉的固然是具體的中國的歷史，首先是我作為其同代人的夢魘記憶：“文化大革命“的歲月，但遠不僅於此，它同時是亙古巋然的權力之輪，是暴力與抗暴，是施虐與受虐，是歷史之手、權力之軛下的書寫與反書寫，是記憶與遺忘。在筆者看來，王小波及其文學作品所成就的並非一個挺身抗暴者的形象、一個文化英雄（或許可以說，這正是王小波所不恥並調侃的形象：抗暴不僅是暴力/權力遊戲的必要組成部分，而且間或是一份“古老”的“媚雅”），而是一個思索者——或許應該徑直稱之為知識分子、一次幾近絕望地“尋找無雙”——“智慧遭遇”之旅；它所直面的不僅是暴力與禁令、不僅是殘暴的、或偽善的面孔之壁，而且是“無害”的謊言、“純潔”的遺忘，對各色“合法”暴力的目擊及其難於背負的心靈懺悔。 （《智者戲謔》，《當代作家評論》1998年第2期）

王小波小說的思想資源，有很大成分源自弗洛伊德開啟的虐戀/性虐研究，他與妻子李銀河也對中國的性狀況有深入的研究——這或許可以解釋王小波為什麼喜歡用性愛作為書寫歷史的切入口，他曾在訪談中指出“'性'是一個人隱藏最多的東西，是透視靈魂的真正窗口。” 就文本特色而言，王小波無疑是“狂歡傳統”的東方傳人。 “狂歡傳統”源自中世紀文藝復興的民間詼諧文化，代表作如拉伯雷的、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以近乎瘋狂的想像、誇張與戲謔，構建一個奇妙而陌生的敘事世界，其中飽含隱喻、反諷與雙關。巴赫金稱其為“怪誕現實主義”，指出其主要特徵是“誇張、誇張主義、過分性和過度性”。正如戴錦華指出的那樣：“王小波對歷史中的暴力與暴力歷史的書寫，與其說呈現了一幅黑白分明、善惡對立的圖景，不如說構造一幕幕狂歡場面；或許正是在古老的西方狂歡節精神的意義上，王小波的狂歡場景酷烈、殘忍，而酣暢淋漓。這間或實踐著另一處顛覆文化秩序的狂歡。在其小說不斷的顛覆、褻瀆、戲仿與反諷中，類似正劇與悲劇的歷史圖景化為紛紛揚揚的碎片；在碎片飄落處，顯現出的是被重重疊疊的“合法”文字所遮沒的邊緣與語詞之外的生存。” 小說集收入五篇小說：、、、、。其中顯得戛戛不群，甚至超越了。王小波用複調敘述的方式，闡釋了“革命+性愛”這一在20世紀反復回響的主題。它的敘事最為複雜：將帶有古典色彩的武鬥回憶，與工廠政治體制中團支書幫教落後青年的現實故事纏雜在一起，描畫出革命時期情愛的“雙重性”：死亡威脅與獻身情懷共同激勵下的萍水相逢，政治權力關係與另一種獻身情懷結合產生的施虐/受虐，兩者同樣根源於對革命理想的追求與想像。團支書X海鷹對於“革命”與“性愛”的想像，都來自於階級鬥爭學說構造的整套關於愛與恨的激情模式。這套模式放逐了個人、身體與慾望，而將獻身、考驗、屈辱、酷刑等等視為顯露堅貞的大好機會：“假如是她被逮到了話，就會厲聲喝道：打吧！強姦吧！殺吧！我決不投降！只可惜這個平庸的世界不肯給她一個受考驗的機會。”所以X海鷹利用團支書職位賦予她的權力，製造了幫教後進青年王二的機會，讓王二扮演“反面角色”，蘊含著革命意味的性愛就在這種背景下展開。王二作為被幫教對象，處於被規訓的境地，他放棄了自身的主體要求，按照X海鷹的要求扮演反革命/施虐者的角色：“在革命時期裡，我把X海鷹捆在她家小屋裡那張棕繃大床上，四肢張開，就如一個大字。……她在等我打她，蹂躪她。”這種幫教/被幫教的行為模式，看上去匪夷所思，卻是革命話語內含的密碼破譯，是對革命敘事與鬥爭想像的戲仿與再現。由於權力位置並沒有因施虐/受虐的角色變易而根本轉換，所以王二始終處於“被幫教”的地位：“她對我兇的時候，我覺得很受用；不兇的時候很不受用。”而王二回憶中與“姓顏色的女大學生”，則反映了革命與愛情的另一種狀態：死亡隨時降臨的極端情境中，立場與年齡、出身已經不重要，人們藉助性愛的刺激完成對獻身的確認，以及對事業挫折的慰藉。如果我們將這兩種“革命+性愛”的模式引申到整個20世紀的革命敘事之中，會驚異地發現，王小波已經說出了一切。 李銀河：《浪漫騎士·行吟詩人·自由思想家——悼小波》，《時代三部曲》代跋，《青銅時代》，花城出版社1997年5月版 艾曉明：《紀念早逝的自由作家王小波》，《黃河》1997年第5期 艾曉明、李銀河編：《浪漫騎士——記憶王小波》，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7月版 王小波：《地久天長——王小波小說劇本集》，時代文藝出版社1998年2月版 戴錦華：《智者戲謔——閱讀王小波》，《當代作家評論》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