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1994《射雕英雄傳》

體裁：長篇小說 作者：金庸 首次出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1994年5月 （李晨撰） 1980年，廣州《武林》雜誌連載了香港作家金庸的長篇小說，這是金庸武俠小說第一次在大陸公開出版物中刊發，然而這次短暫的連載僅至小說第四回便夭折，其原因在今天看來有些不可思議，據說是因為“盜版書籍後來居上，讀者可以一氣呵成盡覽”（宋偉傑《從娛樂行為到烏托邦衝動：金庸小說再解讀》，1999）。 的故事講述了南宋年間，隱居臨安郊外牛家村的忠良之後郭嘯天、楊鐵心家遭橫禍，被與金國王子完顏洪烈勾結的南宋官府害死，噩耗傳來，二人生前好友全真教道士丘處機全力找尋兩位懷有身孕的遺孀李萍和包惜弱，並與江南七怪打賭，將二位英雄之後教養成人，十八年後重會嘉興。郭嘯天夫人李萍一路被南宋官兵段天德挾持，漂流到了蒙古大漠，生下孩子郭靖。郭靖雖天資魯鈍，但為人忠厚、勤奮努力，江南六怪嚴加督導，全真教馬鈺授其玄門內功，武功初成，還因頗具戰功，被成吉思汗招為“金刀駙馬”。為赴嘉興之約，郭靖一路南下，結識了女扮男裝的“小叫化”——桃花島黃藥師之女黃蓉，兩人一見如故，彼此傾心，後又獲悉，昔日楊鐵心夫人包惜弱被完顏洪烈哄騙到金國，作了王妃，生下楊康，不想楊康貪圖富貴，認賊作父，為了權貴，屢施陰謀。郭靖先後從丐幫幫主洪七公和老頑童周伯通處習得降龍十八掌和“左右互搏、分心合擊”的絕技，並陰差陽錯得到了被無數武林人士覬覦的《九陰真經》和《武穆遺書》。此間，“西毒”歐陽鋒夥同楊康竄入桃花島，將在島上做客的江南七怪中的朱聰等五人殺害，並趁機嫁禍黃藥師，企圖在武林中掀起一場血雨腥風，致使郭靖、黃蓉誤會反目，事後黃蓉識破陰謀，為自己和父親洗雪冤屈，並將作惡多端的楊康除掉，自己卻被歐陽鋒挾持，音信全無。郭靖四處尋訪，行至大漠，正逢成吉思汗西征，為擒殺殺父仇人完顏洪烈，郭靖請命出征，在黃蓉的暗中相助下，立下戰功，卻眼見成吉思汗血洗城池。因不願奉命繼續南下攻宋，郭靖決計與母連夜逃離蒙古，不料被成吉思汗察覺，李萍被逼自盡。第二次華山論劍的日期已到，東邪、西毒、南帝、北丐再次相聚，最後“武功天下第一”的名頭卻被因逆練《九陰真經》而致瘋癲的歐陽鋒奪得，而在華山之巔，郭靖與因誤會出走的黃蓉再次相逢，和好如初，終成一對武林俠侶。

金庸自1955年在《新晚報》開始連載第一篇武俠小說，至20世紀70年代初封筆作，共創作了15部小說，在華人世界中可謂歷久不衰，香港文學評論家林以亮曾說：“凡是有中國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俠小說”。是金庸中期武俠小說創作的代表作，也可以說是金庸擁有讀者最多的作品，香港作家倪匡評論這部作品時說，“奠定了金庸武俠小說'巨匠'的地位，人們不再懷疑金庸能否寫出大作品來。”作品最初於1957到1959年在《香港商報》上連載，後收入《金庸作品集》中，連同後來的和一併，被稱為金庸小說的“射雕三部曲”。的連載，曾令《香港商報》一時間發行量驟增，從這一時期開始，香港地區就出現了所謂的“金庸熱”現象。

金庸小說最初在香港連載、成書並出版，一紙風行之時，在內地和台灣則都因政治原因被禁，後來更名為《大漠英雄傳》才得以在台灣出版，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算正式進入了兩地。 1984年11月，科學普及出版社廣州分社出版了金庸第一部著作，開內地出版金庸小說之先河，從1984年到1985年，金庸武俠小說在內地達到了一個出版高峰，在出版資源並不豐富的80年代，內地有數十家出版社在同一時期出版了金庸各部作品，也令其同一作品出現了多種不同的版本。在形形色色的金庸武俠小說中，有根據香港明河社版影印的繁體版和，更有多達七八個版本的，其時，由於國人版權意識淡薄，除天津的百花文藝出版社之外，均未獲得金庸本人的授權，一時間盜版氾濫，令金庸1994年在正式出版的三聯版《金庸作品集》的“序”中寫道，“出版的過程很奇怪，不論在香港、台灣、海外地區，還是中國大陸，都是先出各種各樣翻版盜印本，然後再出版經我校訂、授權的正版本。”這些翻版或盜印的武俠小說的傳播，一方面反映出改革開放初期，長期處於意識形態桎梏下的社會普遍審美情趣，在完成思想解放後，經由自我選擇轉向注重娛樂性和消遣性的面向，另一方面更推動了除“革命文學”與“左翼文學”之外的“通俗文學”的正當化與合法化過程。繼而，隨著由香港影星翁美玲、黃日華等主演的83版，及劉德華、陳玉蓮等主演的等電視劇在內地的熱播，更令金庸作品在改革開放初期風靡神州大地。

然而，金庸武俠小說最終被認可，依然經歷了一個長期而復雜的過程。在中國，小說曾長期被視為“小道”和“末流”，而不能登大雅之堂，新文學革命將西方文藝思潮引入中土，打破了世人對於小說的偏見，但藉助這場運動進入“正史”的卻只是“五四”先驅者們所創作的新文學小說，中國民間傳統的“通俗小說”卻依然無法走入文學正殿。 1949年以來，依據“左翼文學”所確立的文學範式，將“通俗文學”置於“社會主義文學”的對立面，令“通俗小說”在中國內地幾近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為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大眾文藝”。文革時期，高度集中又機械的“進步/落後”的二元對立邏輯更是將“通俗文學”連根剷除，“代表大眾”的“工農兵”文藝中的娛樂性被完全抹煞，代之以意識形態教化功用。改革開放後，原有的僵化的思維模式和失衡的評判標準遭到質疑和否定，文學“禁區”不斷被突破，金庸武俠小說藉這樣的契機進入內地。 1994年5月，北京三聯書店推出36冊一套的《金庸作品集》，一經上市，便迅速佔領了內地巨大的銷售市場，此後每年都維持著穩定的銷量。

1994年8月，王一川等學者編輯的《20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出版，小說卷編者王一川將金庸列為小說家第四，僅次於魯迅、沈從文和巴金，位居老舍、鬱達夫、王蒙、張愛玲、賈平凹之前，而以往內地學界一向推崇的茅盾竟未能入選，消息一經傳出，文壇嘩然，面對質疑，王一川則表示，“長期以來，我們僅以'現實主義'這一個標準衡量文學創作，這未免失之偏頗。金庸作品的特點是，用通俗手法表現深刻內涵，情節和細節雖然荒誕，但寫出了中國古代文化的魅力”，同時強調“文壇長期不談金庸是不公平的，他的作品豐富了中國小說的類型，有推崇、肯定的內在價值。我們編選的這套書也是力圖通過這種新奇排列，為文學界帶來一種新穎的眼光”。

同年10月25日，金庸被北京大學授予名譽教授，在金庸先生的受聘儀式上，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嚴家炎教授發表《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一文作為賀辭，稱“金庸小說的出現，標誌著運用中國新文學和西方近代的經驗來改造通俗文學的努力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並指出“如果'五四'文學革命使小說由受人輕視的'閒書'而登上文學的神聖殿堂，那麼，金庸的藝術實踐又使近代武俠小說第一次進入文學的宮殿。這是另一場文學革命，是一場靜悄悄地進行著的革命，金庸小說作為20世紀中華文化的一個奇蹟，自當成為文學史上光彩的篇章”。此後，1995年，嚴家炎在北京大學中文系開設“金庸小說研究”課程，正式將金庸的武俠小說引入中國最高學府文學研究的殿堂，甚至有人評說：北大成了“金庸研究重鎮”。

這一系列舉動在學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和爭議，正當一批學者驚喜的發現文學史中的“新鮮血液”，認為金庸作品為“溝通雅俗”提供了重大推動力量，並試圖將金庸引入正統文學史的時候，批評界亦傳來了反對呼聲。 1994年12月2日，《南方周末》上發表鄢烈山一篇名為《拒絕金庸》的文章，文中將武俠小說定性為“下流”，“先天就是一種頭足倒置的怪物”，“用生花妙筆把一個用頭走路的英雄或聖人寫得活靈活現”；廣西師大中文系的林煥平教授也曾在1995年3月號的《文藝理論與批評》上發表《關於文壇重排座次的問題》一文，文中首先肯定了金庸小說中幾個明顯的特點：1、金庸有比較豐富的歷史知識，對明清兩代了解較深，所寫小說大體以宋金元明清為歷史背景，對照歷史來寫，是一個創新；2、金庸的武俠小說重視塑造人物，以人物帶動故事情節的發展，寫出栩栩如生、光彩奪目的人物形象；3、金庸的武俠小說大多是長篇，故事情節大起大落、大開大合，結構龐大，氣勢磅礴；4、雅俗共賞是金庸小說的藝術魅力之所在。同時，文章還針對“金庸熱”現像中的諸種論點提出反駁，認為金庸小說是新派武俠小說，只是現代小說中的一種類型，而並非現代小說的發展方向；金庸小說並非以“五四”新文學、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工農兵文藝以及當今的社會主義文學為革命對象，欲求建立新的文學傳統，因而不能稱之為“文學革命”；對於重排文壇座次的問題，文章進行了嚴厲的反駁：“七、八年前，有人提出現代主義是中國文學發展的方向，要重寫現代文學史，受到文藝界的批評。今天，又有人提出金庸小說是中國文學發展的方向而重排文壇座次，使人感到是不是七、八年前重寫現代文學史的主張在新的情況下用另一種方式付諸實踐？”

針對這些反對意見，嚴家炎以《答“拒絕金庸”——兼論金庸小說的文學史地位》一文對上述文章的內在邏輯進行反駁，並在日後多篇文章中指出，金庸小說之所以受到不同年齡、不同立場、不同文化背景讀者的廣泛追捧，其原因大致為： 1、金庸小說是有思想的娛樂品，武俠小說作為通俗文學具有娛樂消遣性，但金庸小說幾乎每一種都有不同程度的比較深刻的思想，拿來說，不但塑造了郭靖這個“為國為民”的大俠形象，而且通過臨近結尾時郭靖和老年成吉思汗的一番政論，探討了什麼樣的人才算真正的英雄。成吉思汗回顧自己的一生，志得意滿，覺得自己東征西討，建立的國家大到無與倫比，古今英雄沒有誰能夠比得上他。郭靖卻不同意，他說：“自來英雄而為當世欽仰、後人追慕，必是為民造福、愛護百姓之人。”殺的人多未必算是英雄。這個看法就富有歷史和現實的深度，把的思想向上提升了一步；

2、金庸小說雖然描寫古代的題材，卻滲透著現代的精神。傳統武俠小說誕生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中，它們在弘揚俠義精神和同時，也留下了諸如嫉仇嗜殺、熱衷仕途、漢族本位、迷信果報乃至奴才意識之類特殊的印記，金庸作品則對此類思想觀念實行了一系列的變革。中的郭靖，懷著家仇國恨對完顏洪烈實現了復仇，後來卻引出了一場思想危機：他一想到“復仇”二字，花剌子模屠城的慘狀立即湧上心頭。他自己想父親的仇雖然報了，卻害死了這許多無辜百姓，心下如何能安？看來這報仇之事，未必就是對了。 3、金庸改革了武俠小說的創作方法，從浪漫主義走向象徵寓意，這種創作方法上的革新不僅大大豐富了武俠小說的表現手段，更使作品於武林世界之外展示出多層次的思想意蘊，從而極大地擴充了這類小說的藝術容量；

4、金庸小說還包含傳統文化的豐富底蘊和中華民族的深刻精神，體現了過去武俠小說從未有過的相當高的文化品味。金庸武俠小說雖然產生在香港商業化環境中，卻沒有舊式武俠小說的低級趣味和粗俗氣息，以寫出“義”為核心，涉及儒、道、墨、釋、諸子百家，又涉及中國民族眾多的文史科技典籍以及傳統文學藝術的各個門類，使武俠小說上升到一個很高的文化層次。金庸小說還廣泛借鑒吸收了各種文學乃至戲劇和電影的長處，重視小說情節的內在邏輯及人物性格的塑造。金庸還常常用戲劇的方式去組織和建構小說內容，使某些小說場面獲得舞台演出的效果，如中郭靖在牛家村秘室療傷時，通過一個小孔看到外面一撥又一撥人來了又走的情景，以及柯鎮惡躲在鐵槍廟塑像後面慢慢獲悉歐陽鋒殘害江南五怪後嫁禍黃藥師的真相，都吸取了戲劇舞台調度的手段，使作品情節內容更加豐富。

發生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的這場“金庸之爭”，實際上可以說是文學界的“雅俗之爭”，或者說是“通俗文學”經典化的實踐，這場爭論更深層次的是反映出在已經初步完成思想解放的90年代中期，大批學者渴望通過對以往文學史觀念的重新審視和界定，實現重寫文學史的學術理想。 經一番論爭過後，通俗文學不僅沒有再次從文學史中銷聲匿跡，反而備受研究界注目，對於“雅/俗”文學的研究，也成為許多研究者轉而研究的新課題，金庸的武俠小說作為當代通俗文學的代表，更是受到廣泛關注。 1998年，美國、中國內地以及台灣，分別召開了金庸小說研討會。隨著“金庸熱”的再一次升溫，20世紀90年代末期，中國內地再次掀起“金庸論爭”，而這次論爭的起源卻是同樣進行“通俗文學”創作的內地作家王朔。 1999年11月1日，《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題為《我看金庸》的文章，作者王朔以其獨有的、為廣大內地讀者所熟悉的調侃筆調批評金庸，認為其作品“從語言到立意基本沒脫舊白話小說的俗套”，主題是“以道德的名義殺人，在弘法的幌子下誨淫誨盜”，人物則“狹隘，粗野，視聽能力和表達能力都有嚴重障礙，差不多都不可理喻，無法無天，精神世界幾乎沒有容量，只能認知眼前的一丁點兒人和事，所有行動近乎簡單的條件反射”，將金庸小說與四大天王、成龍電影和瓊瑤電視劇一同列為“四大俗”，並將新時期文學、搖滾、北京電影學院的幾代師生和北京電視藝術中心的十年列為“四大支柱”。此文一出，引起各大媒體的廣泛關注，許多媒體為此特別開設專題，引發辯論，相較之下，文學研究界和評論界的反應卻顯得冷靜許多，內地的金庸研究專家陳墨針對王朔的批評提出異議，認為金庸小說是不斷從武俠幻想走向人生現實，從古典價值觀念走向現代人生，並非是“虛構了一群中國人的形象”。 隨後，袁良駿於1999年11月10日在《中華讀書報》上發表《再說雅俗——以金庸為例》一文，肯定了金庸武俠小說的出現，“既是舊武俠小說的脫胎換骨，也開闢了武俠小說的一個新時代”，但認為他“依然無法全部擺脫舊武俠小說的痼疾，仍然無法不留下許多粗俗、低劣的敗筆”，總體構思的概念化、公式化，脫離了現實生活，不食人間煙火，天馬行空，雲山霧罩，刀光劍影，打打殺殺，拉幫結派，將武俠置於歷史背景之上，有以假亂真的副作用，最終將金庸小說歸結為低檔次和低品位的暢銷書，並且“不客氣地說，像武俠小說這種陳腐、落後的文藝形式，是早該退出新的文學歷史舞台了”。這種批判與反對顯然是站在知識精英的立場之上，出於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對武俠小說的弊病加以批判，但卻因其憂患意識之切而形成過於偏激的觀點和言辭，難免遭人非議，此後嚴家炎便幾度撰文與袁良駿就金庸小說展開討論。 儘管“金庸熱”不斷引發人們的各種爭論，但無論如何，金庸確是一個幸運的作家，他創作武俠小說十餘年，封筆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在這三十多年中，他在世人“追捧金庸”與“拒絕金庸”的紛爭之中，目睹著自己的作品逐步完成“經典化”的過程。 金庸：，三聯書店，1994年5月版 金庸：，三聯書店，1994年5月版 嚴家炎：《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在查良鏞獲北京大學名譽教授儀式上的賀辭》，香港《明報月刊》1994年12月號 鄢烈山：《拒絕金庸》，《南方周末》1994年12月2日 袁良駿：《再說雅俗——以金庸為例》，《中華讀書報》1999年11月10日 文碩、李克主編：《我是網蟲我怕誰：網民對壘“金王論戰”》，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