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1958《“鍛煉鍛煉”》

體裁：短篇小說 作者：趙樹理 發表者：《火花》 發表時間：1958年8月號 1959年前，趙樹理前進乏力，只是受到一些非議。到了1959年，非議就變成了正式批判。是年，他同時受到兩次批判。一由小說《“鍛煉鍛煉”》而起，一因他給陳伯達寫信反映“大躍進”中故鄉農村實際情況。 《“鍛煉鍛煉”》最初發表在《火花》1958年8月號，次又見於《人民文學》同年9月號。順便指出，小說標題的“鍛煉鍛煉”，原本是帶著引號的，不知為何後來常被人所忽略，就連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的《趙樹理文集》，目錄上亦不見（好在正文尚保存了）。這引號之不可省，在於“鍛煉鍛煉”是小說中和事佬社主任王聚海喜歡掛在嘴上的一句口頭禪，常對有闖勁的青年干部念及。本身是句引語，引號自然非有不可。另外，也反映著人物性格，還隱含了作者對落後現象的批評之意，所以引號是不能忽略的。

故事由兩個農村婦女引起，一個人稱“小腿疼”，一個人稱“吃不飽”。給人物起外號，是趙樹理小說的一個特點——其實也是中國舊小說的一個特點，像《水滸》、都如此，因為綽號有兩個效果，一是可以簡便地概括人物，二是生動活潑。趙樹理志在寫地道的中國小說，這個傳統當然要加以繼承。不過解放後屢屢有人對此提意見，後來趙樹理也不得不有所收斂。以上是題外話。話說“小腿疼”和“吃不飽”，乃是農業合作化現實所凸顯出來的落後的自私自利的人物，她們對於集體生產偷懶耍滑，還總愛佔集體的便宜。這就構成了與合作化的矛盾。在這種矛盾面前，有兩種態度。一種是富於閱歷的王聚海所採取的抹稀泥態度，一種是年輕社幹部楊小四敢於鬥爭的態度。後者趁王聚海去鄉里開會之機，巧妙利用摘棉花，使“小腿疼”和“吃不飽”的醜態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並給予有力鬥爭，教育了其他社員，也證明了過去王聚海的種種顧慮是不必要的，甚至起到了縱容作用。

從今天角度看，《“鍛煉鍛煉”》的政治性相當強。第一，熱烈歌頌了集體化；第二，揭露、批判了個人主義的私心雜念；第三，明確站在楊小四這種有朝氣、鬥爭性強、處事果決的新生力量一邊，對處事溫和的農村老幹部則給予批評甚至嘲諷。 楊小四顯然是作為“社會主義新人”出現的。這個方面，解放以來一直有議論，認為是趙樹理創作的薄弱處。楊小四給人一種感覺，作家熱切希望改善自己在這方面的“不足”。楊小四和王聚海在小說中是有對比關係的，“新”、“舊”分明。這種企圖，提示趙樹理的鄉村敘事處在兩難之中。他的優秀，原本在於比較貼近農民生活情狀，比較不概念化，而現在他卻說服自己去接受一些概念的指揮，給人物貼標籤。這是因為，出於政治覺悟，他真心想使自己與時事政策的關係更近一些，真心希望自己的創作不停留在“生活化”層次，也能夠閃現“理想化”的光輝。

儘管如此，仍然遭到批判。 1959年第7期《文藝報》，發表武養文章《一篇歪曲現實的小說——〈鍛煉鍛煉〉讀後感》。關於趙樹理怎樣“歪曲現實”，該文指出了兩個方面。第一，像“小腿疼”、“吃不飽”那種“落後的、自私而又懶惰的農村婦女”，雖然會有，“但不是佔農村的大多數，而是極其個別的”。可“在作者筆下，除了高秀蘭這個理想的進步婦女外，讀者看不到農村貧農和下中農階層的勞動婦女形象，所看到的只是一大群不分階層的、落後的、自私到干小偷的懶婆娘”。第二，農村基層幹部“在大多數情況下，在他們的身上所體現的應該是黨的化身”，然而小說中，“他們卻成了作風惡劣的蠻漢，至少是嚴重脫離群眾的壞幹部”——武養此處主要是指楊小四形象的塑造，他認為，“那個做群眾尾巴的'八面圓'主任”（指王聚海）寫得很成功，對他的批判也讓人“很感痛快”，但是關於楊小四，他認為完全是敗筆，“與其說作者在歌頌這種類型的社幹部，倒不如說是對整個社幹部的歪曲和誣衊”。

分別來看一看這兩點批判是怎麼做出的。 在第一個方面，批判者承認“小腿疼”、“吃不飽”那種農民，現實中是存在的，但問題在於佔不佔“主流”。根據當時的文學理論，創作不能夠生活中有什麼就寫什麼，應該寫主流，不寫支流，更不應該寫末流；如果非要寫支流、末流，也應該在明確讓讀者看見主流的前提下來寫。這有時候會從算術的角度來加以理論，比如，作家寫到十個人物，其中，主流的佔了幾個，支流、末流的佔了幾個，如果清點下來後者人數居然比前者多，就表明作者對生活的看法是非主流的。武養的“歪曲現實說”流露了這種意思。雖然在《“鍛煉鍛煉”》裡，“小腿疼”、“吃不飽”在農業社成員中明顯比較孤立，大多數農民並不採取她們的姿態；但是，武養的賬卻有另外一種算法，他是從“農村婦女”範圍來算的，結果發現小說中寫到和出現的“農村婦女形象”中，“小腿疼”、“吃不飽”有人數的優勢。他就此認為小說對現實做出了“歪曲”的反映。

而在第二個方面，武養之不滿楊小四，認為這個形像給黨在農村基層幹部抹黑，其實有點道理。從情節本身來看，武養認為楊小四處理“小腿疼”、“吃不飽”問題的方式，是霸道的“威脅性方法”，是“捉弄、恐嚇、強迫命令”群眾，未嘗不可。不過，我們前面講過，楊小四形像是作為一團和氣的王聚海形象的對立面出現的，意在肯定敢於鬥爭、大刀闊斧、雷厲果決。從政策和抽象倫理角度說，楊小四做法和公開的原則之間有距離；但在客觀現實上，楊小四與“小腿疼”、“吃不飽”的關係，是一種權力關係、官民關係，前者對後者有管束、領導、統制和壓服的權力，王聚海的“錯誤”不正在於他作為社主任對這層權力關係體現不夠、表現軟弱嗎？所以儘管你可以從政策和抽象倫理角度說楊小四作為黨在農村基層幹部，形像不夠“親切”，可是，跟壞人壞事、落後現象堅決做鬥爭並戰而勝之，又確實是黨要求他們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小說中對此寫得很清楚：王聚海雖然很有“親和力”，卻讓與集體化道路離心離德的人和事得不到製止；於是才有楊小四反其道行之，並且取得顯著效果。這裡面，實際上存在一個作家解決不了的問題，亦即：黨的基層幹部一方面應該在革命倫理上是完善、極具感召力、為群眾衷心愛戴的；另一方面又必須隨時毫不手軟、旗幟鮮明、強悍有力地開展各種鬥爭。最理想的情形似乎是，王聚海和楊小四形像中的某些因素能夠同時集中到一個人身上。如果徹底採取“理想化”方式來創作，這樣的人物也可以“塑造”出來，就像後來“文革”中那種“十全十美”的藝術形象。但是，趙樹理的認識還達不到這種高度；他還是現實中有什麼就寫什麼，現實本身在王聚海和楊小四之間出現“兩難”，他只好分別寫了兩種農村基層幹部，然後根據政治立場，把傾向性放在楊小四這一邊。

總的來看，《“鍛煉鍛煉”》暴露的還是趙樹理的老問題：擅長寫舊式人物、落後人物，寫得好，塑造“新人”不行。仔細分辨，武養指責他“歪曲現實”，很大程度上是小說的描寫“舊”強“新”弱造成的。 “小腿疼”、“吃不飽”、王聚海寫得活靈活現、細膩生動，楊小四等卻單薄乾癟、扁平外在。這跟趙樹理主觀實際上完全矛盾，主觀上他特別希望成功寫好“新人”，可是偏偏做不到；原因其實不是他思想落後——思想上他很清楚“新人”、“英雄”概念是怎麼回事——原因是生活，生活用以支撐“新人”、“英雄”塑造的資源遠不如“舊人”或“普通人”豐富。而趙樹理“不幸”又是生活積累特別深厚的作家，寫著寫著，生活本身的豐富性不知不覺就呼之欲出，而主觀上特別希望寫好的“新人”、“英雄”在這過程中就愈顯單薄蒼白，但是人們似乎體會不到他的苦處，以為他是輕視“新人”、“英雄”塑造，以至走到了“歪曲現實”的境地。

武養的批判文章似乎是孤立的。作者並非業內人士，而且此文發表之後引起的反應，大多是替趙樹理說話，例如唐弢的文章《人物描寫上的焦點》、王西彥的文章《〈鍛煉鍛煉〉和反映人民內部矛盾》（分別刊於《人民文學》1959年第8期、《文藝報》1959第10期）。這件事若就其本身來說，或許還談不上“批判”，而是關於《“鍛煉鍛煉”》的“討論”。不過，後來它還是構成了一種對趙樹理的批判氛圍，因為緊接著在年底，趙樹理成為中國作協反右傾運動的重點對象之一，而《“鍛煉鍛煉”》與他的右傾思想之間也就有了印證的關係。 大約在1959年4月，陳伯達為新創辦的《紅旗》雜誌向趙樹理約稿。他們過去打過交道。約的是小說，但趙樹理沒有寫小說，9月24日他寄來一篇論文，題曰《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原文據說有萬餘字，現在已經找不到了，能夠看到的是後來中國作協為批判他做的一份摘錄，收在《趙樹理文集》第4卷。趙樹理說：“國家對農產品是否購多點了呢？有沒有糧食不足之感呢？據我了解，這種'感'是有的……”還說，要“使群眾有錢花、有糧吃、有工夫伺候自己，可以精神飽滿，心情舒暢地參加生產”，等等。這些話，或者說這篇文章的寄達，來得不是時候。 8月16日，黨的八屆八中全會剛在廬山開完，向“大躍進”提意見的彭德懷、黃克誠、周小舟、張聞天遭到整肅。這些高層情況，趙樹理還來不及了解。遲一點，想必趙樹理就不會把文章寄出。而早一點比如說文章是在廬山會議之前寄出，問題也不會太大。現在，廬山會議之後不久，偏偏在這節骨眼兒上，不知情的趙樹理寄來這麼一篇東西，就讓知情的陳伯達很難辦，視而不見、不當回事，是不可以的。於是，在隨後的反右傾運動中，文章連同趙樹理的來信被批轉中國作協黨組，展開批判。主持批判的人，正是邵荃麟。雖然1962年我們了解到邵荃麟內心對批判趙樹理其實根本不以為然，但在當時，他仍然履行了職責。批判集中在11、12月，大會小會不斷。解放以來雖然曾經受到過一些質疑，但一直是“旗幟”的趙樹理，第一次真正成為反面人物。不久，農村的災難益形彰顯，由林彪授意總政率先發出的“剎住反右傾運動”指示，被中央批轉（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這樣，對趙樹理的批判無疾而終，未做處理，沒有結論。

“農村題材創作”是體製文學的基石，而趙樹理又可以說是“農村題材創作”的一塊基石。這樣一個標誌性、象徵性人物，自延安時代到今天，命運出現了一個奇怪的軌跡，從領軍人物一點一點變成了落後人物，以至批判對象，但是，誰都知道，趙樹理自己實際並沒有多少變化，還是那個“鄉村老夫子”，還和《小二黑結婚》一樣熟悉農民、貼近農民。所以，當1962年開始反思農村、農業、農民問題，文學也在這個基礎上開始反思“農村題材創作”問題時，趙樹理又重新成為一面鏡子：問題究竟出在哪兒？是老趙錯了，還是別人錯了？事實是否說明，還是趙樹理的創作比較符合農民實際？ 大連會議上，趙樹理創作成為焦點。大家都覺得繞不開這個問題，1959年批判的主持人邵荃麟亮明觀點：“前幾年對老趙的創作估計不足”，“這次要給以翻案，為什麼稱讚老趙？因為他寫出了長期性、艱苦性，這個同志是不會'刮五風'的，在別人頭腦發熱時，他很苦悶，我們還批評了他，現在看來他是看得更深刻一些，這是現實主義的勝利。”周揚說：“趙樹理同志對農村確實熟悉……後來不少方面證明趙樹理同志是對的，譬如對於生產指揮太多太死，他那時就有意見。這種精神值得學習。他從生活裡感受到的，他能夠堅持，他並不因為中國作協批評他並貼了大字報（有時內部用大字報不一定都適當）而消極下來。作家還是要寫他所看見的、所感受到、所相信的。沒有見到、感覺到，也不相信的，不要去寫。忠實於生活，忠實於真理，忠實於客觀事物，對黨講真話，就是黨性的體現。”

趙樹理就像一個縮影。以往在農村問題上，辦事違反客觀規律、經濟規律，用政治意志“拔高”現實，導致災難性後果——這種現象投射在文學中，則是比較從生活出發、從農村實際出發的趙樹理創作，被認為思想落後、人物不高大，從“農村題材創作”的模範帶頭人物，變成了跟不上趟的小腳女人；現在，在事實面前，定睛一看，原來不是趙樹理腳丫子太小，而是別人變成了“飛毛腿”——這就是邵荃麟就十幾年來“農村題材創作”所總結的： 總的看來，革命性都很強。而從反映現實的深度、革命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艱苦性來看，感到不夠。在人物創作上，比較單純，題材的多樣化不夠，農村複雜的鬥爭面貌反映的不夠。單純化反映在性格上，人與人的關係上，鬥爭的過程上，這說明了我們的作品的革命性強，現實性不足。 （《在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邵荃麟評論選集》，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癥結其實就是“假”、“大”、“空”。邵荃麟不會這麼講，或許也沒這麼想；但他所分析的情況，實質就是這個。 “革命性強、現實性不足”，沿這條路子走下去，前頭不遠就是“文革”的假、大、空。 “單純化反映在性格上，人與人的關係上，鬥爭的過程上”，在樣板戲裡難道不是一一應驗了嗎？根子其實早就種下，而且很深。在1962年這個特殊時刻，在大連會議上，大家拿趙樹理這面鏡子一照，清楚地看到問題所在。 但是，大連會議還沒有開完，就已經註定是一次“黑會”了。因為幾乎同一時間，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口號指向了通往“文革”的道路。 1964年，大連會議終於以提倡寫“中間人物”而遭到公開批判，邵荃麟為此下台。趙樹理則因大連會議和邵荃麟的讚賞，也被視為創作上“中間人物論”的壞典型，由此在“文革”開始時被揪鬥、受重傷致死。應該說，《“鍛煉鍛煉”》作品本身以及從1959年起圍繞它發生的反反复复的爭議，揭示了“十七年文學”的諸多深刻困境。 （李潔非撰） 趙樹理：《三里灣》，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趙樹理：《在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的發言》，《趙樹理文集》第4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 邵荃麟：《在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邵荃麟評論選集》，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文藝報》編輯部：《“寫中間人物”是資產階級的文學主張》，《文藝報》1964年8、9合期 《文藝報》編輯部：《關於“寫中間人物”的材料》，《文藝報》1964年8、9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