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1956《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體裁：短篇小說 作者：王蒙 發表單位：《人民文學》 發表時間：1956年9月號 1956年的王蒙，在文學上尚屬初出茅廬，雖然他出席了當年的首屆“青創會”，但所發表的作品屈指可數，而且從沒有引起過太大的注意。 《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改變了一切。小說投稿時名為，經編輯部改為《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王蒙後來結集時恢復了原名）。小說發表以後，激起巨大反響；從1956年年底到1957年上半年，王蒙是人們談論最多的作家。可以說，他由此一舉成名。但小說對王蒙命運的影響不僅如此；繼起初的大紅大紫之後，這篇小說也作為導火索，使作者在“反右”運動中最終落馬，被打成右派，勞改、貶竄，從作家名單上消失達二十年。

故事從一個“闖入者”講起。他叫林震，本來是一名小學教師，現在被調到北京市某區區委組織部工作。組織部已經形成了自己的規則和氣氛，然而一切在林震到來之後遭到了破壞。林震按照對革命事業和黨性的歷來認識投入工作，在麻袋廠搞調研時，從廠長王清泉身上發現許多與原則相悖的情形。他把這些情況向上級韓常新匯報，後者的漫不經心又一次使他吃驚。於是，他找到具體負責的第一副部長劉世吾，進一步反映。劉世吾是小說中寫得比較生動的人物。他是有能力的，談吐機智，氣度不俗，淡定自若，有張有弛，世事洞明；甚至有一點風雅，對文學不單愛好，還頗具見地。唯有一點，他的聰明才智現在全部變成了巧妙拿捏領導幹部身份、權位、處事方式中的細節，使自己於屍位素餐狀態下游刃有餘的策術。看得出來，劉世吾身居第一副部長之職，卻從不打算認真地解決一個實際問題。而組織部在他的這種“領導藝術”熏陶下，空氣中似乎也飄浮著懶洋洋、充滿倦意的味道。可是，現在卻闖進來一個毛頭小子，一個愣頭青，一個對任何事仍然願意較真兒的人。劉世吾試圖影響他，幫助他明白“事理”，林震卻未能開竅。終於等到區委常委討論麻袋廠問題，區委書記周潤祥親自主持。列席會議的林震鼓足勇氣要求發言，講述所見所聞，並且對韓常新、劉世吾兩位領導提出批評。故事在周書記請林震去辦公室談話的懸念中結束，不過實際上並無懸念，作者的遣詞說明，那應該是一個光明的結尾。

完成這篇作品時，王蒙年方22歲。然而，他的創作風格已經清晰。詞句簡潔平易，語調輕鬆自然，卻不時突然地閃現出一點辛辣或者帶著俏皮的刻薄；與此同時，尖銳、諷刺的王蒙還和另一個羅曼蒂克的王蒙，奇特地混合在一起。在藝術來源上，可以明顯看到蘇俄文學的影響，尤其是俄語文學在人物刻畫上涉及情感描寫時所特別喜愛表現的那種微弱而捉摸不定的文雅氣息。此外，由於政治因素深刻參與了解讀，王蒙在小說中所調寄的令人心馳神往的青春與愛情旋律，亦即林震與趙慧文之間的朦朧曖昧情意，人們一直注意不夠；然而這裡實際上是很見王蒙性情的筆墨。總的來說，在50年代語境之下，《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在文學性上明顯高於一般作品，即使50年後，仍然不乏可賞之處。

此外，當時普遍把小說主題描述為批評官僚主義，似乎並不確切。王蒙的批評，要比官僚主義的層面深，他所提出來的問題，已經包含社會正義角度的質疑。因為麻袋廠廠長王清泉的錯誤，不僅僅是工作方式方法，也有品質的敗壞，而區委組織部對此視而不見、無動於衷，無論從職務和做人而言，都有失良知（小說中的用詞是“麻木”），這種優不能用、劣不能汰的狀況，本質是善惡不辨、是非顛倒，遠非“官僚主義”可以開釋。 當然，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興奮點。就50年代而論，敢於批評官僚主義，就是最刺激、最驚險的舉動，因為根據無產階級政黨理論的基點，從正面來說，為人民服務是無產階級政黨的宗旨，它是最不可能產生官僚主義現象的。現在，居然有人在小說描寫中展示存在這種現象，在很多人看來，實屬大逆不道。所以它立刻引起激烈爭論。

這時，不得不提到《文藝學習》這家刊物。 《文藝學習》由中國作協主辦，1954年創刊，以青年文學愛好者為對象，主要刊登文學評論和文史知識類的文章。刊物的主編是韋君宜。早先在文藝上，韋君宜不單是懂得不多，用黃秋耘的話說：“百分之百的、徹頭徹尾的教條主義。”（黃偉經《文學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黃秋耘訪談錄》，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但是，聽完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傳達，韋君宜受到很大震動。黃秋耘說她“完全變了”，“前後判若兩人”。轉變的表現之一，是她決定在《文藝學習》上組織討論《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討論從1956年第12期開始，連續進行了四期，前後發表文章25篇，各種觀點都亮了出來，參與者既有文藝界人士，也有黨團機關幹部。這一來，王蒙出了大名。他在自傳（花城出版社，2006）里以調侃語氣稱，那時“人們爭說'組織部'”。起初，他還比較“享受”這種狀況：

看到行行整齊的鉛字裡王蒙二字出現的頻率那麼高，我主要是得意洋洋。我喜歡這個，喜歡成為人五人六，喜歡出名，喜歡成為註意的中心，我在心裡這樣說，相當不好意思地說。 不過沒有多久，王蒙就發覺有些異樣。 《中國青年報》總編和副總編，悄悄找王蒙談話，“他們憂心忡忡，他們認為我捅了個大漏子，他們告訴我已經有人將此文與王實味相提並論了”。 1957年2月9日，《文匯報》的《筆會》突然登出一篇長文，這就是李希凡的《評〈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這篇文章有幾點特別之處。第一，它不像《文藝學習》討論中的批評性意見，作為正方、反方之一方，而是以單獨占有話語空間的形式出現，給人的印像不是“討論”，而像王蒙所說，採取了“批判”的姿態。第二，提出的指控和措辭都比較嚴厲，認為小說對官僚主義的描寫歪曲了現實，引用毛澤東論述將這種“值得注意的不健康的傾向”定義為“要求人們按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王蒙說，批評者“從政治上上綱，乾脆把小說往敵對方面揭批，意在一棍斃命”。第三，作者身份比較特殊，他是經過紅學事件被毛澤東親手樹立的“小人物”代表，三年來威望日重，所發出的聲音較之於別人，尤不可等閒視之。此後，“批判”聲音佔了上風，包括中國作協黨組1957年1月29日組織的討論會，結論也是“總的認為這小說是有毒素的”［《郭小川全集》第9卷，日記（1957-1958），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但是，萬萬沒有想到，毛澤東親自出面力挺王蒙。 1957年2月16日，中國作協幾個領導正在周揚辦公室談話，忽接胡喬木電話，通知立刻去中南海頤年堂。受到召見的還有新聞、思想、社科界和團中央的領導，談話內容“主要是對於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和對它的批評”（《郭小川全集》第9卷）。 尤為罕見的是，毛澤東就這篇小說接二連三做出指示。有研究者統計，從2月至4月，毛澤東就此共有五次談話（崔建飛《毛澤東五談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長城》，2006年第2期）。如此短的時間，就同一個作家作品發表如此頻密的談話，在毛澤東一生，似乎絕無僅有。這些談話，有三個要點。一是李希凡文章以故事發生地為北京卻寫了官僚主義，而撻伐王蒙；毛澤東則質問：誰說北京沒有官僚主義？二是對王蒙這個人，毛澤東強調要“保護”。三是毛澤東對《人民文學》編輯部修改小說原稿一事大動肝火，斥為“缺德”。

不過，毛澤東究竟有沒有讀過小說本身，筆者對此存疑。因為在他所有相關指示裡，沒有隻言片語表明他讀過小說本身；他談論的，以及他介入爭論的出發點，都在於小說所引出的問題——可不可以寫官僚主義。的確，毛澤東閱讀面很寬，經常親自發現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李希凡、王蒙、姚文元，都是如此；但是他的閱讀所主要注意的，是言論類文章，至今還沒有毛澤東主動閱讀新創作出來的小說、詩歌作品的報導。但《文藝學習》的討論為毛澤東所矚目，卻有切實的記載，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說： 我們誰也沒有想到，這一次小小的討論，會引起上層那麼大的注意。當大家知道了上邊來的那幾句“誰說北京沒有官僚主義”的話之後，各個都感到鼓舞。特別是李興華，他簡直跳起來了。那些天他每天處於極度興奮狀態，嘴裡不停地在議論。一會兒笑呵呵地說：“想不到中央還看我們的刊物！”一會兒又猜測：“某某篇文章不知他看過沒有？”那些天，機關里傳達有關指示也特別勤，老在責備下邊不放，責備“太守”以上的干部不積極。我們是基本做到了“傳達不過夜”的。記得有一次傳達完了，李興華聽過，動情地說：“聽聽！說話到這樣，簡直就覺得是在我們身邊拉著手囑咐啦，是耳提面命。咱們再不干還是人嗎？”

通過《文藝學習》而注意起這篇小說，又從李希凡文章引起進一步重視，決定介入——這種可能性比較符合毛澤東的實際。 總之，從2月至4月，事件經歷了異峰突起的階段。原因是毛澤東的介入和一再關切。其間，《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從個別報刊熱點變成全國思想文化的焦點，乃至黨報不吝篇幅，傾力參與。 《人民日報》5月8-10日，連續三天刊登文學界有關《人民文學》修改《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問題的座談、《人民文學》編輯部就修改經過的詳細說明等。 照理說，毛澤東“力挺”之後，應該有了“定評”，這篇小說可以“翻身”——即令不是推崇備至，視之為“正面”的作品總不再成其為問題。 奇怪的是，事情並非如此。 在郭小川日記裡，有一筆非常耐人尋味的有趣記述。 2月19日他寫道：

上午由荃麟同志向作家們傳達主席的指示，他實已中氣不足，傳達得也不夠鮮明有力，對反官僚主義，他是太顧忌了。 這一段，每個字都值得體味。 “對反官僚主義，他是太顧忌了”。根因即在此。 作為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邵荃麟的表現是一種縮影，亦即，儘管毛澤東明確表了態，下面各有關方面主管負責人內心仍未打消疑慮。他們跟《文藝學習》的普通編輯不同，不會忘乎所以、手舞足蹈，他們處在較上層，對“規則”的熟悉和了解遠為充分、深入。他們肩負的職責，也非一般幹部可比，不會從一時一地一事出發，而勢必以更全局的目光看問題，這種目光使得他們從更多角度、運用更多參照係來權衡每一件事。 文藝界高層領導沒有一個頭腦發熱。固然，他們認真落實毛澤東的指示，比如，毛澤東對《人民文學》修改小說原稿大發雷霆，他們就毫不客氣地追究編輯部的責任，並佈置在會上“勿談編輯甘苦，只談檢討”，“形成了一面倒的意見，好像編輯部真的是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關口”（秦兆陽《情況說明》，寫於1958年，改於1978年，未發表）。但除此之外，他們不越雷池一步；尤其對作品《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本身，出言謹慎，在觀點上始終非常注意分寸。

林默涵的評論《關於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是作者參加毛澤東召見之後寫的，文章3月12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時，改題《一篇引起爭論的小說》，其中，有肯定的話，也有“挑剔”的話。肯定的話，基本是重複、轉述毛澤東頤年堂談話的意思；“挑剔”的話，則都是林默涵自己的，例如，認為主人公林震具有“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孤芳自賞的情緒”，而小說對此“抱著同情和欣賞的態度”，至於作者，他的問題是雖然“痛恨生活中的消極事物，可是他卻沒找到能夠戰勝這種消極事物的真正的積極力量”。據說此前亦即1月29日中國作協黨組那個“總的認為這小說是有毒素的”的會上，林默涵也是“基本上持否定態度”的人士之一（謝泳《重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南方文壇》2002年第6期），現在，他如果全都轉到“肯定”方面，當然很難。但是，恐怕這裡主要不是一個面子問題。郭小川的情況跟林默涵非常相似。那次討論《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黨組會上，他毫不例外地表示了對小說的否定。頤年堂召見後的第二天，上午，林默涵來跟他談了連夜趕出來的《關於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到下午4時至6時，郭小川自己也寫出一篇大約意在表態的短文，題為《香花與毒草》；他說：“寫得詞不達意。”——看看這題目，再品味一番“詞不達意”這幾個字，可以想見郭小川腹內的“難色”。當晚8時，他又到林默涵家聊了一會兒，日記說：“心情極端沉重，他（指林默涵）也很不安於這個工作，互相影響，弄得異常煩惱。痛苦得很。”不安、煩惱、痛苦，歸結起來就是四字個：左右為難。左不是，右亦不可。到6月“鳴放”期間，中國作協同志在會上攻他“曾基本上否定了王蒙的小說”，對此，郭小川做出的反應是： 在我結束會議時，我就明白地說，我曾經是否定的。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而且我根本不認為有什麼多少錯誤。 （日記，6月3日） 光明磊落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感到，說出這種話的人，對自己似乎格外有信心。儘管毛澤東那樣不同尋常地顯示了對王蒙的“回護”之意，可不知怎的，郭小川內心有一種“不為所動”的堅定，拒絕認為“否定”《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有什麼多少錯誤”。 在那些必須掌握“全局”的人裡頭，究竟有多少人跟郭小川抱著同樣想法呢？這是讓人饒有興趣的事情。 或者，並不肩負掌握“全局”之責的人，只要政治經驗頗豐，他們也會恰如其分地應對局面。我們看到在王蒙筆下，那年春天北京文聯《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座談會上的一幕： 而老作家（其中不少是在高校工作的名人）則談笑風生，海闊天空，閃轉騰挪，行雲流水，不濺水滴，不沾泥點，與作品與批判都保持著絕佳的距離。我的印像是有點不知所云，但又都很學問，很教授，很瀟灑，很老練，很成熟，與毛頭小伙子果然不同。 （，著重號系引者加） 與批判“保持著絕佳的距離”容易理解，因為毛澤東斥責“批判”了嘛；不好理解的是，既然如此，為什麼“與作品”仍然也保持絕佳距離呢？這，就是王蒙所稱的“學問”，就是經驗。這些經驗豐富、曉得對自己負責的老作家，同負有一定領導之責、必須放眼“全局”的人，目光一樣長遠。他們靠直覺認為，對待《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或者說，對待反官僚主義這個問題，還是不即不離比較穩妥。 多年來，對於毛澤東親施援手，而王蒙仍未免於厄運，人們都感困惑。假如我們目光只徘徊於毛澤東和王蒙這兩點之間，這困惑確實無法驅除。但是我們大抵忽視了“現場”是一個更加開闊的空間，在上述兩點之外，還交織著其他許多的表情、神色。放眼這更廣闊的範圍，我們就能讀到更複雜也更真實的信息。當我們把事件在全景意義上復原時，應不難發現雖然毛澤東制止了批判，《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卻只是暫時在報端上“化險為夷”，而在人們內心，它從未“翻身”。那種種的敬而遠之、穩妥持重、拿捏沉吟，顯示了對於“趨勢”的普遍預期，並給數月之後發生的事情留下註腳。 某種意義上，事件中王蒙的遭遇，頗似他自己筆下的林震，只是結局大相徑庭。 王蒙：《王蒙自傳》第一部，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 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黎之：《回憶與思考——1957年紀事》，《新文學史料》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