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過我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演講、看過我的兩本《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的人士，會注意到我在表述自己的觀點時，一再提到“古本”，以提醒觀眾，我的研究，用的是“古本”而不是“通行本”。不斷有人通過各種方式，直接、間接地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 ——什麼是古本？為什麼應該讀古本？ ——什麼是“通行本”？為什麼說“通行本”有問題？ ——既然應該讀古本，那麼你能推荐一種好的版本嗎？ 這幾個問題問得好。我在下面將詳細回答這三個問題。 究竟是誰寫的？經過紅學一百多年的發展，現在大多數人形成了共識：是曹雪芹寫的。遺憾的是，直到現在，我們也沒能找到他遺留下的親筆手稿。曹雪芹去世前，他的書稿沒有公開出版過，而只是以手抄的形式，從一本變成兩本或更多本，在小範圍內流傳。這些手抄本，筆跡當然就已經不是他自己的了。最初，可能是跟他關係最密切的親友來抄寫，後來，輾轉傳抄，就更鬧不清抄書的人是誰了。早期抄書的人，應該是出於對書稿的喜愛。從別人那裡借到一部，讀完覺得真好，就想，還書以前，自己為什麼不留下一部來呢？於是耐心抄一遍。但到曹雪芹去世以後，這書的傳播，就像一滴墨水落到宣紙上，逐漸浸潤開來，流傳的範圍越來越大。這時候就開始有出於商業目的而傳抄的人士了，他們可能採取了這樣的辦法：一個人拿著一個底本（比他們抄得早的一個流傳本）念，其餘幾個人邊聽邊寫，這樣傳抄，生產量就變大了。抄那麼多部幹什麼？拿到廟會上去賣。據說挺值錢的，一部書能賣出好幾十兩銀子呢！到了曹雪芹已經去世差不多二十八年的時候，才出現了一種活字印刷的版本，印書的老闆叫程偉元。這人在中國的出版史上應該大書一筆，正因為他把所得到的手抄本變成了活字擺印本，才使得曹雪芹的這部書能夠更廣泛地流傳。印刷本產量大，而成本大大降低，賣起來便宜，買去看的人當然就更多了。

所謂古本，古不古，分界線就是程偉元活字擺印本的出現，那以前以手抄形式出現的，都可以算是古本。程偉元通過活字擺印，大量印刷、廉價發行的，就是“通行本”的發端。當然，因為那也已經是二百多年前的一個版本了，並且處在一個分界點上，所以，討論版本問題時，有時也把程偉元的印本，特別是他第一次印刷的那個版本（紅學界稱做“程甲本”），也算到“古本”的範疇，而那以後，特別是道光、咸豐年間開始盛行的《金玉緣》本，就都不能算古本了。 按說，程偉元把手抄的古本變成了印刷的通行本，不是做了件大好事嗎？怎麼你現在總說通行本有問題呢？ 有一個情況，是我要向讀者特別強調的，那就是：根據周汝昌等紅學家的研究，曹雪芹是把整部書大體寫完了的，八十回以後，很可能還寫出了二十八回，一共一百零八回，整個故事是完整的，把他的總體構思都比較充分地體現出來了，只是還缺一些部件，比如第七十五回裡的中秋詩該補還沒補；也有一些毛刺沒有剔盡，比如究竟把王熙鳳這個角色設計成有兩個女兒（大姐兒和巧姐兒），還是一個女兒（大姐兒就是巧姐兒）？看得出最後他的決定是只有一個女兒巧姐兒，但他還沒有來得及統稿，沒把前後各回的文字完全劃一，留下了一些諸如此類的痕跡。於是，程偉元的問題就出來了。他主持印刷出版的時候，前八十回，大體是曹雪芹的古本，但曹雪芹的古本八十回後的內容，在他印刷出版的書裡，完全沒有了踪影，卻又出現了後四十回的內容。據他自己說，八十回後的內容，是從挑著擔子敲著小鼓的商販的擔子上，陸續找到補齊的。但後來的紅學家們經過考證，形成了共識：程偉元是請到了一個叫高鶚的讀書人，來續出八十回以後的內容的。高鶚這個人和曹雪芹一點兒關係都沒有，不認識，沒來往，年齡小很多。他替程偉元把書續出來、形成通行本那陣兒，在科舉上還沒有發達，“閒且憊矣”，但他是一個科舉迷、官迷，後來也果然中舉，當了官。他的思想境界、美學趣味，跟曹雪芹之間不僅是個差距問題，應該說，在許多根本點上，是相反的。所以，我現在要再次跟大家強調：高鶚當然可以續書，他續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個問題，但他絕不是跟曹雪芹合作寫書的人，把他續的後四十回和曹雪芹寫的八十回捆綁在一起出版，是不合理的。

程偉元和高鶚合作出版一百二十回通行本的時候，曹雪芹去世已經快三十年了。那個時代小說這種東西，當做“閒書”讀還可以，當做正經文章去寫，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即使寫了，也很少願意公開署名，甚至明明寫了，別人問到，還會難為情，羞於承認。所以，就是高鶚續寫後四十回這件事，也並不是程偉元和高鶚自己宣布的，而是後來的紅學家們考證出來的。那個時代對小說這種“稗官野史”的著作權根本是不重視的，程偉元印書賣書，他顯然只遵循三個原則：第一，有人愛看，愛買，能賺錢；第二，書的內容顯得完整，特別是講故事的書，必須有頭有尾；第三，安全，別惹事。根據這三個原則，他選擇了已經在社會上流傳了二三十年的手抄本來印刷推廣，又找到高鶚來寫八十回以後的故事，形成了這麼一個一百二十回的通行本。高鶚的續書除了將故事寫完整，使全書有頭有尾外，對程偉元來說，最大的好處是避免了大悲劇的結局，到最後把悲劇轉變為喜劇，這樣就比較安全，不至於墜進當時相當嚴密的“文字獄”羅網裡。他們在合作中，為了讓前八十回將就後四十回，還對前八十回進行了大量的刪改。上面提到的“程甲本”，是程偉元頭一次的活字擺印本，對前八十回的文字改動得還少一些，第二年因為書賣得好，再加印，加印前又改了一次，那就更傷筋動骨了，許多地方的改動已經不是為了“前後一致”的技術性考慮，而是為了削弱前八十回的批判鋒芒的政治性考慮。為了他們的“安全”，當然也就顧不得原作者的什麼思想境界和審美追求了。這個第二次印刷的本子，後來被稱做“程乙本”。這個“程乙本”從那以後一直到二十幾年前，以各種形式在社會上廣為流傳，一般人對的印象，也就是對這個通行本的印象。因此，從程偉元開端的一百二十回通行本，就可以說亦功亦罪，功在於不管怎麼說，將曹雪芹的前八十回流布開了；過呢，則在於使後來的許多讀者簡直不知道那後四十回根本與曹雪芹無關，而且還大大違背了曹雪芹的原筆原意！

那麼，一定有人要問了：程偉元當年用來進行編輯、擺印的那部手抄本，究竟是一部只有大約八十回的古本呢，還是有八十回以後內容的古本呢？他究竟是真因為拿到手的只有大約八十回，覺得不完整，印出來不好賣，才找高鶚合作（有人認為後四十回續書其實是他跟高鶚一起策劃、編寫的，如果高鶚有署名權，他也該有）弄出一百二十回本子的呢，還是他得到的根本就是有八十回後內容的古本，由於政治性的考慮，才捨棄了八十回後的內容，另張羅出了不會惹事的後四十回來呢？這個問題很難求證。在周汝昌先生與兄長周祜昌、女兒周倫玲聯合校訂的《石頭記會真》第十卷中，收有一篇周汝昌先生的長文《〈紅樓夢〉全璧的背後》，通過詳細論證，提出了他的獨特見解，概括來說，一百二十回印本的推行是一個政治陰謀，是乾隆朝負責文化管制的權臣和親自過問、安排的，是考慮到這本書既然已經在社會上流傳，加以嚴禁已很困難，莫若將具有反叛性的前八十回加以改動，然後用“回歸正統”的後四十回將其性質改變，這樣再在社會上流傳，就對統治者無大礙了。周先生的這個判斷，值得參考。

說了這麼多，我的意思無非是強調兩點： ——一百二十回的通行本不是曹雪芹的；——讀曹雪芹的要讀古本。 那麼，現在我們還能看到的古本，究竟有多少種呢？ 大體而言，基本可信的古本，有下列數種：一、甲戌本。這個本子的全名是。甲戌年指的是乾隆十九年（公曆1754年），那一年曹雪芹還在世。這個本子正文裡有“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的句子。後來這個本子在社會上輾轉流傳，到晚清時候被一個叫劉詮福的官僚收藏。他很看重這個本子，但後來世事滄桑，他的藏書在舊書店出現，上世紀初被胡適買到，但那已經是個殘缺的本子了，一共只有十六回（不是從第一回到第十六回，而是只存一至八、十二至十六、二十五至二十八各回）。儘管胡適一度認為價值不高，但對這個殘本還是非常珍視的。周汝昌還是不知名的小青年的時候，在報紙上發表了關於曹雪芹生卒年的看法的文章，胡適雖然不同意他的觀點，但絲毫沒有以權威自居，不是嗤之以“外行”，而是平等地與周汝昌討論。後來周汝昌知道胡適手裡有一部別人都看不到的古本，斗膽借看，沒想到胡適竟慨然借予，那就是甲戌本。周汝昌真是喜出望外，於是不但精讀，還跟哥哥週祜昌一起錄了一個副本。後來解放軍圍住北京，周汝昌就主動把書還到胡適家，胡適家里人開門接過了書，沒幾天，胡適就被蔣介石派來的專機接到台灣去了。胡適上飛機的時候，只帶了兩部書，其中一部就是這個甲戌本。

胡適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沒有選擇留在大陸，而是去了台灣。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就從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開始，逐步把政治批判的靶心引到胡適這個大目標上。那時候周汝昌已經出版了《紅樓夢新證》，從書名就可以看出來，他是在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的基礎上發展出了自己的研究。有可靠的資料證明，胡適在境外看到《新證》後，非常讚賞，認為周汝昌算是自己的一個有成績的弟子。當時印出來的《新證》上，有對胡適大不敬的言辭，比如稱胡適為“妄人”，後來大陸報紙上又出現了周汝昌批判胡適、跟胡劃清界限的文章，有人告訴胡適，胡適並不在意，他說他知道那是不得已的，仍然對周汝昌的研紅寄予厚望。 又過了半個多世紀，有些年輕人不理解當時的社會政治情勢，翻出舊書舊文章，覺得周汝昌先生怎麼能那樣對待恩師胡適呢？這就說明，即使是近幾十年的事情，如果不“揭秘”，人們也會被表象所蒙蔽。好在當年負責《新證》出版的編輯文懷沙先生在我寫這段文字時還健在，他在2006年已經九十六歲高齡了，竟還能坐越洋飛機到美國訪問，我有幸在紐約跟他晤面，他對我細說端詳：原來，《新證》的書稿是寄給一家出版社被退稿後，輾轉到了他手裡的，他拿到看了後覺得非常值得出版，但那時候胡適是個政治上有問題的人物，書稿裡卻多次正面或中性地提到胡適，怎麼辦呢？他也來不及跟周汝昌商量，為出書不犯“政治錯誤”計，就大筆一揮，將“胡適先生”改為了“妄人胡適”。說到這兒他頑童般呵呵大笑，其實他選擇“妄人”還是有他的心機的，因為在當時的政治罪名里，其實並沒有“妄人”這樣一個符碼，他故意不改成“反動分子”、“反動文人”等字樣，而以一個貌似大不恭其實玩笑般的“妄人”，來替周汝昌逃避“美化胡適”的指責。現在的年輕人看到這裡，該多些對歷史情勢複雜詭譎的認知了吧？

周汝昌先生自來是個專心做學問的人。在日本佔領天津時期，他不去就業，關在家裡閉門讀書、鑽研，這應該是愛國的表現。後來日本投降，中國軍隊進城了，他非常興奮地跑出家門，到街道上去迎接中國人的隊伍，還寫了文章，刊登在光復後的天津報紙上，裡面有“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句子，於是後來也曾有人向他發難：你為什麼去歡迎國民黨的軍隊？因為那時候共產黨的軍隊接收的是東北的城市，天津是國民黨軍隊接收的。一個知識分子，在日據時期不去替日本人做事，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光復以後去激動地迎接中國人的軍隊，他錯在什麼地方了呢？隨著國共兩黨關係的日趨緩和與正常化發展，傳媒也開始正面宣傳國民黨1937年至1945年的對日抗戰，現在的年輕人，恐怕也就理解周汝昌先生當年“迎王師”的心情了吧？

但上面提到的那種情況，也確實說明，在中國，有一批周汝昌先生那樣的知識分子，他們懂學問，卻不諳政治，你要求他具有超前的“政治水平”，是否太苛求了呢？ 1954年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政治運動剛開始的時候，周先生還不怎麼緊張，因為他跟俞先生的觀點自來不同。俞先生對大體是當做純美的東西來欣賞、品味，周先生大體來說注重揭示的歷史與家族背景。他的《新證》裡篇幅最大、收羅資料最全的就是《史料稽年》。現在有充分的證據說明，《新證》一出，毛澤東看到後就是喜歡的，這部書成為他的“枕邊書”之一。到了晚年，他更讓把其中的《史料稽年》部分印成線裝大字本，以便隨時翻閱。周恩來總理肯定是知道這一點的。 “文革”時中央系統的文化人全給送到湖北“五七幹校”勞動，並宣布他們將永遠在農村里落戶，周汝昌先生當然也去了，卻在僅僅去了一年以後，忽然由周恩來總理辦公室一紙調令，獨將他一人調回北京“備用”。這對周先生本人來說自然是個喜劇，對我們後人，特別是現在和以後的年輕人來說，應該是個啟示：那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其個人命運完全是由政治因素來左右的。

把這些背景搞清楚了，也就不難理解，當批評俞平伯的事情發展成為批判和清算胡適的時候，周汝昌為什麼會緊張了。現在某些年輕人查到報紙上有周汝昌署名的批判胡適的文章，就大驚小怪起來。現在和以後的年輕人應該懂得，在當時中國大陸的政治情勢下，如果認定你跟被批判的靶子觀點相同，屬於“一類貨色”，那麼，你就是想寫文章“參加批判”、“劃清界限”，也未必還讓你發表出來。當時周汝昌為什麼要寫那類文章呢？原來，是毛澤東發了話，要保護周汝昌。怎麼個保護法呢？一是派他當時的愛將（帶頭批判俞平伯的“兩個小人物”之一）李希凡到醫院看望正在住院的周汝昌，告訴他他們將發表一篇批評《新證》的文章，但跟批判俞平伯不一樣，屬於“同志式的批評”。 “同志式”在當年是一粒政治救心丸，就是說沒把你看成敵人或反動觀點的代表。這個安排說明政治家的水平確實高。因為你批判俞平伯是“反動的胡適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推行者”，但俞跟胡在交往上、學術觀點上並無甚麼把柄；而周汝昌先生呢，盡人皆知，胡適連自己的甲戌本都藉給他，兩人的學術觀點關聯處很多，《紅樓夢新證》就是從《紅樓夢考證》發展來的嘛，怎麼能繞過去呢？繞不過，那就來個區別於批判俞平伯的“同志式批評”。二是由《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出面，約周汝昌寫篇既批判胡適也自我批判的“劃界限”文章，保週“過關”。週寫了，改來改去難以達到要求，最後由報社加工，終於刊出。這件事反映了當時一個不懂政治的知識分子的“幸運”與尷尬，更反映了那個時代政治壓倒一切的社會特徵，怎麼能據此得出週“忘恩負義”、“投機”的結論呢？拿這些事去攻擊這樣一個知識分子的“人品”，顯然，如果不是幼稚，就是別有用心。

你看，光是甲戌本這樣一個古本，就引出來這麼多的故事，真是書有書的命運，人有人的命運啊。 這個甲戌本，是不是曹雪芹親筆寫下的？或者，是不是脂硯齋親筆抄錄和寫下批語的？不是。這仍然是一個“過錄本”，就是根據最原始的本子再抄錄過的本子。當然，它“過手”的次數似乎不太多，應該是很接近最原始的那個母本的。那個母本上可能有曹雪芹的親筆字跡，也可能沒有，但肯定是脂硯齋本人的筆跡。說它是甲戌本，是因為這個本子上自己寫出了“甲戌抄閱再評”的字樣，但脂硯齋的批語，卻不完全是甲戌那一年所寫的。在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過錄本上，出現了甲戌年以後的年代的少量批語，有的研究者就判斷這個本子是假的。其實這個現像是很容易解釋的：甲戌年脂硯齋整理好這樣一個本子以後，一直留著，到了若干年後，還會翻看，偶然有了想法，就又寫在上面，並且寫下時間。如果脂硯齋要造假，何必留下這樣的破綻呢？而且，曹雪芹寫書和脂硯齋批書都是寂寞之極的事情，毫無名、利可收，我們找不到任何造假的動機。

甲戌本雖然只存下了十六回，但它最接近原始的母本，最接近曹雪芹的原筆原意，彌足珍貴。但是，我們讀古本，不能單讀甲戌本，它缺失的太多，又不連貫。 那麼，有沒有保留篇幅比較多的古本呢？有的。下面會講到幾種：二、蒙古王府本。這個本子現存於北京圖書館。據說是從一家沒落的蒙古王府收購來的，它叫，有一百二十回，而且有程偉元的序，乍看似乎是個通行本。但通過研究發現，它八十回後的四十回是根據程甲本抄配的，序也是抄來的，它的前八十回裡，又發現五十七回至六十二回也是從通行本里抄來補齊的，但其餘的七十四回應該是從沒出現通行本以前的一種在貴族家庭間流傳的手抄本過錄的，屬於古本性質。 三、戚序本。這個本子很可貴，書名，有完整的八十回。它在清末民初以石印的方式流行，有多種印本，其中有正書局的影響最大，書前有一位署名戚蓼生的人寫的序。戚蓼生是個真實的名字，他是浙江德清人，跟他合作的書商叫狄楚青，他在書上印了“國初鈔本”四個字，有跟已經流行開的通行本叫陣的意思。它所依據的過錄本，經研究證明是一個保留了很多曹雪芹原筆原意的本子。 四、己卯本。它的全稱是《乾隆己卯四閱評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這個己卯是乾隆二十四年，公曆1759年。甲戌本是脂硯齋的重評本，這個本子是四評本，可惜脂硯齋的初評本和三評本沒有流傳下來。 這個本子也不完整，但存下來的也不算很少，有完整的四十三回和兩個半回。它現存於北京圖書館。本子裡有“己卯冬月定本”的字樣。它也是個過錄本。有意思的是，研究者考證出它最早的收藏者是乾隆朝怡親王府的允祥的兒子弘。 我在《揭秘〈紅樓夢〉》裡講到乾隆四年的“弘皙逆案”，弘皙是康熙朝廢太子胤的兒子、弘的堂兄，允祥是康熙的第十三個兒子。康熙第一次給兒子們封爵位的時候，允祥還小，但第二次分封時，他已長大，那次連十四阿哥都得到了分封，他卻仍未得到爵位，處境非常尷尬。康熙為什麼不封他？我在《揭秘〈紅樓夢〉》一書裡提出過自己的解釋。這個允祥在康熙朝後期一些兄弟為爭奪皇位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卻很低調。他也只能低調，是不是？但是雍正奪得帝位後，立即封他為怡親王，並且委以重任。曹雪芹的祖父和父輩在康熙朝深得信任寵愛，雍正上台後，在江寧織造任上的曹很快受到了訓斥和追究，現在可以查到雍正二年皇帝在曹請安折上的一段頗長的硃批，全文如下：“朕安。你是奉旨交與怡親王傳奏你的事的，諸事聽王子教導而行。你若自己不為非，諸事王子照看得你來；你若作不法，憑誰不能與你作福。不要亂跑門路，瞎費心思力量買禍受。除怡親王之外，竟不可用再求一人托（這個別字是雍正自己寫的，正確寫法應該是“拖”）累自己。為什麼不揀省事有益的做，做費事有害的事？因你們向來混帳風俗貫（雍正就這麼寫，沒寫成“慣”）了，恐人指稱朕意撞你，若不懂不解，錯會朕意，故特諭你。若有人恐嚇你，不妨你就求問怡親王，況王子甚疼憐你，所以朕將你交與王子。主意要拿定，少亂一點，壞朕聲名，朕就要重重處分，王子也救你不下了。特諭。”這個奏摺上的雍正硃批幾乎句句都是怪話、黑話，如不予以揭秘，實在不知究竟是怎麼回事。這裡且不去揭歷史上這真實硃批裡所包含的秘密，但我抄下它來，是要提醒讀者們，曹雪芹他們家，和皇帝，以及許多的皇家人物，關係實在太不一般，而且，顯然，怡親王跟曹家的關係更不一般。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時期捲入“弘皙逆案”的，偏有怡親王允祥的兒子、弘的哥哥弘昌。那些被雍正整治過的皇族成員，他們反對雍正和雍正選擇的繼承人乾隆倒也罷了，怎麼深得雍正恩惠的怡親王府裡，竟也出了反叛？還是怡親王的大兒子弘昌？這實在耐人尋味。更耐人尋味的是，過了二三十年，偏是怡親王府裡，流傳下這麼一個己卯本來，作者正是雍正二年雍正讓怡親王親自看管的曹的兒子曹雪芹！ （也有研究者認為曹雪芹是曹的遺腹子、曹的侄子。） 五、庚辰本。己卯年過去就是庚辰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五年，公曆1760年。這個“脂硯齋凡四閱評過”的手抄本也是一個過錄本。全本七十八回，缺六十四回和六十七回，現存北京大學圖書館。它裡面有“庚辰秋月定本”字樣。雖然和己卯本一樣都是脂硯齋第四次寫批語評論的本子，但又經過一些整理，跟己卯本還是有區別的。現存的這個過錄本可能過錄的時間離母本比較遠，分頭抄書的人也不是都那麼認真。比如前十回沒有批語只有正文，估計並不是原來的母本上沒有批語，而是分工抄錄這部分的人懶得連批語一起抄下來；而第十一回以後，抄書人比較認真，不但有批語，而且耐心地抄錄了回前批、回後批、眉批、行間批、正文下面的雙行小字批，有些批語母本是硃批，就也抄成硃批。這個本子有其優點也有明顯的缺陷。 六、楊藏本。這個本子最早是由十九世紀一位叫楊繼振的熱愛文化的官僚私人收藏的，現在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我們上面提到的古本，名字都叫，這個本子叫《紅樓夢稿本》，它是個一百二十回的手抄本，後四十回大體是抄自程甲本，前八十回所依據的過錄本看來比較複雜，是用幾種流傳在社會上的手抄本拼合而成的。前八十回裡，它又缺第四十一回到第五十回，楊氏得到它後，據程甲本補入。 七、俄藏本。原來是蘇聯的列寧格勒，現在是俄羅斯的聖彼得堡，那裡的圖書館裡藏有一部手抄本的，是清道光十二年（公曆1832年）由俄國傳教士帶回那裡的。這個八十回的本子缺五、六兩回。 這個本子流失海外一百五十二年以後的1984年，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不再“以階級鬥爭為綱”連續搞政治運動了，許多過去顧不得去做的事情終於可以去做了。在這種情勢下，國家啟動了古典圖籍整理編印的文化積累工程，掛帥的是黨內一位具有很高文化修養的老同志李一氓，他決定派人去蘇聯列寧格勒考察那部古本，首先想到的，就是周汝昌先生。那年隆冬，有周先生在內的一個考察小組赴蘇進行了考察，周先生對這個藏本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但那次考察前後，也出現了一些蹊蹺的事情，周先生都寫進了《萬里訪書兼憶李一氓先生》一文裡，後來收進其《天·地·人·我》一書中，有興趣的人士無妨找來一讀。 八、舒序本。這個手抄古本書名題為，應該是一個八十回的抄本，但現在只存前四十回。它的過錄時間可以確定為乾隆五十四年（公曆1789年）。因為前面有一位叫舒元煒的人寫的序，所以被紅學界稱做“舒序本”。九、夢覺本。這個手抄本書名也是，八十回。它前面有署名夢覺主人的序，這個序寫於乾隆甲辰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九年，公曆1784年。十、鄭藏本。鄭振鐸是現代人，文學史專家。他曾任文化部副部長，不幸在1958年率領一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時因飛機失事犧牲，享年六十歲。他愛藏書，從舊書店裡找到兩回（二十三、二十四回）古本，雖然只有兩回，但很有研究價值。這個最初由他收藏，後來捐給國家的古本被稱做鄭藏本。 十一、程甲本。上面已經解釋了這個本子。這個本子的前八十回儘管經過改動，但仍然保持著程偉元、高鶚他們所掌握的從其他古本系列過錄來的那個本子的許多特點，因此還可以把程甲本的前八十回視為一種可資參照的古本。 有一個問題肯定是大家都關心的，那就是現在在世界上，還會不會有古本默默地存在著？我們還能不能把它們發掘出來？我在揭秘妙玉的時候，提到過一個靖應藏本，這個藏本一度浮出，卻又神秘消失，但仍留下了一張有“夕葵書屋”字樣的夾頁。這個古本，現在是否仍然存在於人間尚無從知曉。希望民間熱愛曹雪芹和的人士，都能鼓舞起來，珍惜每一個線索，去尋覓類似靖藏本那樣的私家古本。自己家裡如有祖傳的古本，實在不願意捐出原物，影印出來供大家欣賞、研究也是好的。當然，還有一條線索，就是向海外搜尋。俄藏本就給了我們一個啟示：當初中國和蘇聯同一陣營，所以蘇方主動告訴中方他們那邊有一個古本，但是一直到了1984年底，中方才派出專家去考察，可見一些古本失散在海外，長期被冷落以致不為人知的情況，還是可能出現第二例、第三例的。鴉片戰爭以後，有很多的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還有軍官、商人，他們或出於對中國文化的喜愛，或者當做“戰利品”，可能在把其他一些中國東西帶回西方的時候，也帶過去了古本，這種估計應該是不過分的。西方的一些博物館、圖書館裡的中文舊書，特別是線裝書和手抄本，他們雖然早就收藏了，卻因為缺乏懂中文，特別是懂中國文化的人才，長期沒有整理編目，或者簡單地歸類編目了，卻並不能正確衡量每一種書本的價值，也就可能埋沒掉珍貴的古本。外國的私人收藏也值得探尋，特別是日本和韓國，還有蒙古，那裡的私人家裡也還有可能尋覓出古本來。我的想法是：不能灰心，尋覓古本的事還是應該耐心去做，而且，希望在民間。 1949年以後，“四大名著”的提法深入人心。 “四大名著”指的是四部古典長篇小說：。毛澤東主席就喜歡“四大名著”，尤其是。他在1956年《論十大關係》的講話裡，把我們中國的優點概括為：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歷史悠久，以及在文學上有部（1976年12月26日《人民日報》正式發表了《論十大關係》）。半個多世紀以來，“四大名著”發行量都很大，相當普及。 “四大名著”普及本的出版，一直基本上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承擔。 1953年，以作家出版社的名義，出了繁體字豎排本。當時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副牌是作家出版社，這個作家出版社不是現在中國作家協會的那個出版社，現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也不再使用這個副牌。這個版本是用1921年上海亞東圖書館的鉛字排印本作底本的，而這個底本是從程乙本演化來的一種晚清的通行本，且不說後四十回根本不是曹雪芹寫的，前八十回也問題很多，是一個缺點很明顯的本子。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不久，百廢待興，人民文學出版社能很快推出四大古典名著，對廣大讀者來說是做了一件大好事，當時版本意識不強，紅學發展也沒有後來那麼深入，這個本子存在問題是可以理解的。到了1957年10月，人民文學出版社以正牌名義再次推出了通行本，不再用亞東本作底本，改用程乙本作底本，封面署曹雪芹、高鶚著，簡體字橫排，利於一般老百姓閱讀。這個版本可真是大大地通行開來了，那以後的二三十年裡，中國大陸讀者所讀到的，一般都是這個本子。這個本子對普及起了決定性作用。像影響很大的越劇，就是根據這個通行本改編的。這個本子也讓一般老百姓在欣賞的同時，形成了一種根深蒂固、至今難以消除的錯誤印象，那就是以為一百二十回的故事是一個叫曹雪芹的人和一個叫高鶚的人合作寫出的。儘管在出版說明里也有高鶚是續書者的說明，但一般讀者都是直接去讀故事，很少細推敲前面的說明文字，況且封面上並沒有準確地印成“曹雪芹著高鶚續”，而是“曹雪芹高鶚著”，因此，也就讓一般讀者以為一百二十回的就是曹雪芹的，就是這樣的一部書。 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俞平伯先生用若干古本匯校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也還印刷過兩次。這是個把曹高分割開、努力去恢復曹雪芹原筆原意的本子，但遺憾的是，它當時並沒有在一般老百姓當中流傳開來。到了1982年3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了一個新的通行本，就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的校注本，這可以說是一個國家投資的“官修本”。相對於1957年10月推出的那個本子，這個通行本有了很大進步。它的前八十回用庚辰本作底本，再參照其他古本進行校注，每回後有“校記”，還加了不少很有必要的註釋，方便一般讀者的閱讀。現在大家讀的，一般都是它。但它仍然存在著一個老問題，就是把曹雪芹的原作和高鶚的續書合在一起印行，而且封面依然是兩個人的名字合署，使得一般讀者仍然以為曹、高是合作者。這個本子原來分為上、中、下三冊發行，各冊容納四十回，上、中是曹雪芹的，下是高續，這樣印還比較合理。後來可能是出版社從印裝方便的技術角度考慮，現在你去買它，全是上、下兩冊的裝訂發行方式，這樣，就無形中更增大了曹、高不分的缺點。另外，這個本子對所用的底本庚辰本過分推崇，對其他古本里的異文的採納持保守的態度，在斷句和加標點符號上多有可商榷處，個別地方還根據主觀判斷“徑改”庚辰本的原文，因此，建議它聽取各方面意見，再加改進。 200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將俞平伯點校本加以修訂出版，收入教育部《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指定書目的《語文新課標必讀叢書》裡，面向全國高中生，每一印次的數量都很大，在青少年中流行開來。但是它也非要把高鶚的四十回續書收入連排，封面上印著“曹雪芹高鶚著”，使一般的高中生依然走不出“是曹雪芹、高鶚合作的”這樣一個歷史誤區。而且，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俞先生的點校存在著局限性，這個版本還不能說是一個精校的善本。 （最新資料：據《北京商報》2006年9月18日引用人民文學出版社有關人員提供的數據，1982年版的紅學所校注本累計印數為370萬冊，《語文新課標必讀叢書》版則已發行到45萬冊。）說了這麼多了，還要回到那個老問題：既然現在的通行本仍然不能讓人滿意，那麼，你能不能推荐一個本子讓大家來讀呢？ 有這樣一個本子，它就是周汝昌先生根據十卷本的《石頭記會真》簡化成的一個匯校本，即前面提到過的周匯本。所謂匯校，就是把我上面開列出來的十一種古本，一句一句地加以比較——當然，因為各個古本保存的回數不一樣，以及有的句子在有的古本那回裡沒有，因此有時候拿來比較的句子不足十一種——一旦發現不同之處，立刻停下來細細思考，最後選出是——或者說最接近——曹雪芹原筆原意的那一句，耐心連綴起來構成的一個善本。這個本子可以說是八十回的古本，也可以說是八十回的古本。 周汝昌先生在這個匯校本的《序言》裡，交代了經歷半個多世紀才終於成書的艱難歷程。這可以說是一個飽含心血的“私修本”，它是一個家族兩代數人前仆後繼努力奮鬥的一個結晶。我推薦這樣一個本子，並且希望它能逐漸成為另一種通行本，毋庸諱言，其中一個主要的因素，就是我與周先生在對的看法上，有重要的契合之處。我們的基本看法，說來也簡單，那就是： 一、是曹雪芹的作品，不是曹雪芹與高鶚合著的。這一點前面已經講得很多了，道理不再重複。因此，不應該把這兩個人寫的文字印在一起，尤其不應該在書上聯署兩個人的名字。高鶚的續書應該單獨印單獨賣。要還曹雪芹和古本一個清白。 二、曹雪芹不是沒有寫完，不是只寫了八十回，故事沒完，需要別人來續他的書。曹雪芹是把寫完了的。完稿的有完整的故事，體現出了他的總體構思，僅差最後的統稿潤色。只是由於我們現在還不能完全確定的原因，他已經寫出的八十回後的書稿，被“借閱者迷失”了，至今沒有再浮出水面、呈現人間。因此，如果想知道曹雪芹的總體構思，想了解一個完整的曹雪芹的故事，就不能去相信高鶚的續書。三、曹雪芹的雖然八十回以後的文字迷失了，但是紅學當中有一個分支，叫探佚學，通過研究者的探佚，是能夠把八十回後的一些情節、書中若干人物的最後結局，以及全書結束在《情榜》等等揭示出來的。探佚的根據，主要是古本的原文，以及脂硯齋等當時批書人的大量批語。一百二十回的通行本的最大弊病，就是為了“前後統一”，讓曹雪芹的前八十回去將就高鶚的後四十回。這個糟糕的“統稿”過程不僅是削足適履，簡直是李代桃僵。因此，要品嚐曹雪芹的，就一定要讀古本。我向大家鄭重推薦週匯本，它是周汝昌先生以畢生精力研紅的一個結晶，算得是一個真本。細讀這個本子，你就會發現它保留了不少看去與高鶚續書不合的文句語辭。我們都知道曹雪芹最善於用“草蛇灰線，伏延千里”的手法，通行本為將就高續，斬斷了一些草蛇，抹去了若干灰線，不但令人遺憾，更可以說是佛頭著糞、點金成鐵。這個本子的與高續不合處，正說明它呈現的才是滌蕩了高續污染的原生態，也說明曹的八十回後會是另外的寫法。有的讀者看過，對八十回後的想像，可能就會進入跟高鶚續書完全不同的思想與藝術境界，激發起參與探佚的熱情來。 當然，周先生的觀點，只是一家之言，我就連家也稱不上，只算一個愛好者向大家公佈自己的閱讀和探究心得。我的目的，只是想為廣大的閱讀者多增添出一種可供選擇的本子而已。 下面，我說完凡例，再逐回跟大家介紹這個古本匯校的特色。最後，我參考周先生的探佚成果，就八十回後曹雪芹會寫些什麼，公佈自己的探佚心得，以供參考。希望我的文字能提起大家閱讀真本的興致來！ 在周匯本的第一回之前，有單獨的一段文字，稱作凡例。 這是非常重要的！僅僅因為這個本子有這些文字，就顯示出了它努力接近曹雪芹原筆原意的特色。所有的通行本都不收這段文字，或者只把其中部分文字嵌入到第一回裡。 凡例是甲戌本獨有的。正因獨有，彌足珍貴。現在通行的人文社（即人民文學出版社，下同）紅學所的本子，它就不收。你看它，翻開正文，立刻就是第一回，第一句話是“此開卷第一回也”。只是在回後的“校記”裡有一個交代，說明它不得不把凡例第五條勉強嵌入的原因，因為勉強，在排印上，它以退兩字的特殊格式處理。而甲戌本翻開以後，先是凡例。週匯本尊重這個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