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1923～2013日本推理的前世今生

“偵探”一詞在英語世界最早出現於1194年，當時寫作“sleuth”，最初的含義是“足跡、踪跡”，對象可以是人類，也可以是其他動物。到了15世紀，這個詞有了“狗追踪目標”的含義，例如現在的“獵犬（sleuth-hound）”一詞便是由此引申而來。在19世紀，這個詞的名詞形式有了“偵探”的意思，動詞形式則表示“搜查、調查”。而在今天，“sleuth”指代偵探小說中調查和解決事件的主人公，也就是偵探。我們現在更多使用的“detective”一詞要年輕得多，19世紀中葉才出現在英國大文豪（也是偵探小說先驅）查爾斯·狄更斯的作品中。 偵探小說於19世紀末傳入日本，得到日本社會各階層的認可，日本出現了大量翻譯、翻寫及原創作品。 20世紀20年代，日本作家兼評論家水穀準首次提出了“推理小說”的概念，其目的在於突出這種文學類型的“本土氣息”。之前，日本稱這種發源於西方的小說為“探偵小說”，“探偵”是日語，就是“偵探”的意思。實際上，這是直接傳承了西方“Detective Story”的說法，因此“推理小說”的叫法在伊始沒有得到太多的認同。直到20世50年代，日本成為世界偵探文學的核心，“推理小說”的概念才逐漸流傳開來，成為人們普遍使用的稱呼。

推理小說誕生於1841年的美國，由一代鬼才埃德加·愛倫·坡所創造。令人驚訝的是，坡一生只寫了五篇推理小說，卻奠定了推理小說中幾乎所有方面的設定，一百七十餘年來不曾被超越。經過英國人威爾基·柯林斯和法國人加博里奧等大師的雕琢，推理小說漸漸擺脫了稚嫩和青澀，“席捲”之勢呼之欲出。而在1887年，一位叫柯南·道爾的英國醫生塑造了偉大的夏洛克·福爾摩斯，推理小說由此步入全盛時期。隨著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因、約翰·狄克森·卡爾、多蘿西·L.塞耶斯、範達因、雷克斯·斯托特、約瑟芬·鐵伊等天才的“批量”湧現，這個全盛時期持續了近半個世紀，才被第二次世界大戰無情中斷。這就是推理小說的“黃金時代”，也正是在這個時期，遠在東方的日本列島上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

就在坡創造了推理小說的同一年，一個日本人的傳奇經歷使得這種文學體裁越過太平洋，來到了這個完全不同的國度。 在日本土佐藩中浜村一個貧窮的漁民家裡，有一個名叫中浜萬次郎的年輕人。 1841年，他與同伴出海打魚時遭遇暴風雨，逃命到一座荒島上，最終被一艘美國捕鯨船救起。由於當時的日本實行“閉關鎖國”政策，美國船無法靠近，捕鯨船的約翰船長只得先把他們放在了夏威夷。 來到夏威夷的萬次郎非常驚訝，他看到人們食用牛羊肉，看到在日本無法治療的疾病被美國醫生輕易根除，看到船長與船員竟然平等相處。 1843年，萬次郎來到美國大陸，被約翰船長收為義子，改名為“約翰萬次郎”。不久，他學習了英語和科學知識，當上副船長進行了一次環球旅行。

在離家十二年之後，穿著洋裝的萬次郎回到日本，將自己接觸的西方文明傳授給同袍。在打開國門之後，萬次郎還成為了一名政府工作人員，致力於日美之間的各項事物。晚年的萬次郎遠離政治，專心於翻譯和教育事業。 1869年，他成為了開成學校的教授，而這所學校就是後來世界聞名的東京大學。 萬次郎的經歷是帶有傳奇色彩的，是他幫助日本打開了國門，以一種正常的心態認識並接受了西方文明。今天，儘管沒有資料顯示是萬次郎把推理小說引入日本的，但毫無疑問，他為推理小說來到日本舖平了道路，並且創造了這類文學形式賴以生存的科學與民主的土壤。江戶川亂步、橫溝正史、松本清張和島田莊司在談論日本推理小說的歷史時，無一例外地都從萬次郎講起。可見，萬次郎對於日本推理文學有多麼重大的意義。

除了約翰萬次郎，另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也影響了包括推理文學在內的日本所有事物。 一百五十年前，日本是一個貧窮落後、內戰不斷的弱小國家。從17世紀中葉開始，德川幕府仿效明王朝，實行“閉關鎖國”政策長達兩百餘年。相比於地大物博、自給自足的中國，島國日本堪稱舉步維艱。 從18世紀末開始，英國、法國、俄國的艦船紛紛在日本列島周圍游弋，試探著打開日本國門。但當時的幕府頒布了《驅逐外國艦船令》，繼續強化鎖國政策。結果適得其反，這激發了外來勢力打破日本國門的決心。 1853年，美國東印度洋艦隊司令佩里將軍率領兩艘半蒸汽半風帆驅動的外輪式軍艦和兩艘帆船，從上海起航，到達日本。美國人以武力威脅，在久里濱強行登陸，直接殺奔東京（當時的“江戶”）。這幾艘軍艦全身漆成黑色，加之大煙囪裡不斷冒出黑煙，日本人將這種前所未見的船稱為“黑船”。

日本舉國上下一片驚恐，這種軍艦比當時日本最大、最先進的艦船大至少二十四倍。一切抵抗都是徒勞，京都的孝明天皇不得不接受了佩里將軍轉交的美國總統的國書，將緊閉了兩百多年的國門打開。翌年，佩里再度率七艘戰艦到達日本，以更強硬的態度逼迫日本幕府“長老們”與美國簽訂了《美日親善條約》等一系列條約，徹底結束了日本閉關鎖國的歷史。 “黑船事件”對日本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日本由此認清了西方文明的先進與強大，開始不遺餘力地“西化”。放眼世界各國的近現代史，唯有日本在“西化”的道路上走得最為堅決。 1868年，日本爆發了“明治維新”，正式成為了資本主義國家，並迅速躍居世界強國之列。 值得注意的是，現在的日本已經不把“黑船事件”視為“國恥”。相反，每年日本都要舉行“黑船祭”來紀念這個事件，而佩里將軍則被視為英雄，日本許多地方都立有他的雕像。日本人認為，正是這個事件警醒了自己，使自己的國家擁有了現在的強大。此後，和諸多西方文明一起，推理小說“西學東漸”，在19世紀末傳入日本。

明治維新之前，日本流行的大多是些描繪舊時代的風俗小說，這些小說大都以江戶時代的真人真事為藍本；1868年之後，為了推進“全面西化”的國策，日本學者翻譯了大量的實用類書籍，介紹西方的政治、經濟及法律制度等。 1881年，日本法務部出版了美國庭審實錄《情供證據誤判錄》，以供司法人員參考。而在1886年，經濟學家神田孝平翻譯了全本的《楊芽兒奇談》，作者是荷蘭人克里斯蒂·邁埃爾。這部書通過一樁罪案介紹了荷蘭的司法及審判制度。因為全書是以小說的形式講述的，因此在當時的日本人眼裡，這部書應該是第一部被譯介到日本的推理小說。 在夏洛克·福爾摩斯登場的1887年12月，日本推理文壇同樣發生了一件大事。著名媒體《讀賣新聞》刊登了署名為“竹之社主人”翻譯的埃德加·愛倫·坡的《莫格街兇殺案》。這篇推理文學史的開山之作，終於在四十六年後登陸日本。而在這之後，日本推理小說最重要的先行者黑岩淚香登上歷史舞台。

黑岩淚香出生於高知縣安芸郡，本名“黑岩週六”。他於1882年任《同盟改進新聞》主筆，後於1886年轉入《繪入新聞》。黑岩淚香在求學期間就對推理小說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預言這種小說定會在日本擁有一片廣闊天地。因此在工作以後，黑岩淚香不遺餘力地將優秀的西方推理小說介紹到日本。 1888年，黑岩淚香翻寫了英國作家修·康維的推理小說《法庭美人》。他按照日本人的習慣翻新了這部作品，把其中的人名和地名全部日化。出版之後，小說受到讀者熱捧。黑岩淚香大受鼓舞，在之後的六年裡陸續翻寫了三十餘部西方推理作品。受到黑岩淚香的影響，越來越多的日本人投身到了推理小說的翻譯和創作領域。 1888年6月，作家須藤南翠發表了首篇真正由日本人原創的推理小說《殺人犯》。這部作品無論情節還是謎團都很難令人滿意，甚至連一般水準之作都算不上，但它的意義是無法抹殺的。 1889年，黑岩淚香發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原創作品《無慘》。這部作品擁有推理小說應該具備的所有元素，是那個時代當之無愧的傑作，也是日本推理小說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1894年，《日本人》雜誌上出現了一篇翻譯小說，譯名為“乞食道樂”。後來的資料顯示，這是第一篇被翻譯成日文的福爾摩斯故事，原文就是我們熟悉的《歪唇男人》。 1900年，一篇名叫“新陰陽博士”的小說在《文藝俱樂部》雜誌上與讀者見面，譯者署名為“原抱一庵”。這就是福爾摩斯系列第一作最早的日文譯本。考慮到當時的信息傳播手段，我們不難發現，這種速度是非常驚人的——福爾摩斯於1887年在英國登場，而在1894年就來到了日本，可見日本人對推理小說是多麼熱衷。 明治之後，日本進入了大正時期，推理小說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在這個時期崛起的谷崎潤一郎、芥川龍之介、佐藤春夫等大文豪的取材範圍較之以往更加廣泛，某些作品具有濃厚的推理意味——芥川龍之介在1915年發表的就是典型的代表。

以1889年黑岩淚香發表《無慘》為標誌，推理小說在日本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值得深思的是，為什麼推理小說能在這個東方國度生根發芽，並成長得格外茁壯呢？或者我們換一種說法：日本的製造業相當發達，但沒有人覺得日本人在這個領域是獨步天下的；日本人也很喜歡科幻小說，但科幻小說在日本卻從來沒有達到推理小說的高度；日本足球的進步之快令人瞠目，但沒有人認為他們的球隊在十年內可以超過西班牙、德國或巴西……為什麼只有推理小說可以被日本演繹到極致？筆者經常思考這個很重要也很“虛幻”的問題。除了上面提到的必不可少的“西化”環境，還有一些日本人的“特質”也是不應該被忽略的。 其一，日本人具有嚴謹的科學精神，一絲不苟卻又不乏想像力，這在技術含量極高的推理創作中是不可或缺的。其二，日本人內斂的個性成就了推理小說。不難想像，推理小說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閉門造車”的文藝形式，不需要創作者進行太多的“社交”活動。我們想一想，日本人最擅長的無不是“與世隔絕”、只需要“自我發洩”的東西——漫畫如此，推理亦如此。其三，推理小說是理性與感性的綜合體，這也符合日本人比較複雜的性格特點。其四，筆者認為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說是“致命”的一點：推理小說是極致的“真善美”與極致的“假惡醜”的矛盾體，是最能代表殺戮之美的文學類型。對於一個崇尚櫻花，崇尚菊與刀，崇尚“璀璨的死去是最偉大而美好的歸宿”的國度，還有比推理小說更能代表日本人的文學形式嗎？

可以說，推理小說在日本的輝煌是有著深刻淵源的，絕對不是偶然的幸運或者某個天才作家造成的——雖然日本從來不缺少推理創作的天才。 不可否認，在1889年之後的一段時期內，日本推理還停留在初級階段——以翻譯、翻寫西方作品為主，原創水準非常有限。因此，很多評論者把這個階段稱為日本推理文學的“探索期”。 1923年是日本推理文學的元年。從這一年開始，日本推理文學告別了在黑暗中的摸索，迎來“日出”的時刻。從1923年到2013年，日本推理走過了整整九十年。而這九十年裡的點滴，正是筆者在這本特集中想要與讀者分享的。 筆者將日本推理九十年的歷史劃分為五個階段。 1923年，日本推理文學開創者江戶川亂步創作了短篇小說《兩分銅幣》。這篇作品被視為第一篇具有國際水準的日本推理小說，這一年也因此被定義為“日本推理元年”。 江戶川亂步是一位很有“日本味道”的創作者，說得直白一些，他的作品大多非常“變態”，帶有一種日本文化特有的“異樣的美”。亂步的這種風格一直深深地影響著日本推理文學，直到九十年後的今天。於是，我們可以看到恐怖、官能、耽美、獵奇等元素，非常普遍地存在於日本推理小說中。 這個時代的日本推理風格雜糅，篇幅長短不一，既有傳統的福爾摩斯式作品，也有不少“變態推理作品”。因為亂步的出現，日本文學詞典裡還誕生了一個專門的名詞——“帶有奇異味道的、無法分類的小說”。而直到今天，這種小說依然延續著輝煌。 順帶一提，1925年，江戶川亂步塑造了日本推理文學史上第一位名偵探明智小五郎——沒錯，這就是《名偵探柯南》裡那位“沉睡的小五郎”的原型。 “二戰”後，推理小說由短篇向長篇發展。在這一時期，作者大多醉心於傳統的解謎類作品的創作，比較看重“詭計”和“名偵探”在小說裡的作用，基本不考慮故事的現實性和存在意義。日本把傳統、正宗的東西稱為“本格”，因此這個時期被視為日本推理文學的“本格時代”；因為這時的推理作家活躍在一本叫“寶石”的雜誌上，這個時期也被稱為“寶石時代”。 1946年，橫溝正史出版了，這部作品開啟了日本推理文學的本格時代，橫溝正史也成為了這個時代的領頭人。之後，他又陸續創作了等經典的本格推理小說。在這位前輩的指引下，高木彬光、土屋隆夫、鮎川哲也等人先後開始了創作。事實證明，日本的偵探絲毫不遜色於西方同行。 伴隨著經濟的飛速崛起，日本社會的重重弊端也暴露無遺。官員貪墨、政商勾結、貧富分化……日本民眾的怨氣似乎不可遏制。讀者漸漸發現了虛幻的“本格推理”與現實的腐朽社會之間的矛盾：那些表現出色的偵探和他們偵破的“奇案”，實際上並不存在。 1957年，一本名叫“點與線”的推理小說讓日本國民眼前一亮。這本小說講述了一個政商勾結的故事，日本社會最陰暗的一面被徹底暴露在陽光下。作者如同一位看透世態炎涼的老者，用最平易近人的口吻絮絮叨叨地重複著身邊的故事。 這位老者就是松本清張。松本清張是日本推理小說創作者中成就最高的一個，將推理小說引入了純文學領域，並獲得了日本純文學領域最高獎項芥川獎。可以說，日本推理文學有今日之成就，松本清張功不可沒。他所開創的這類反映日本社會現狀的推理小說被稱為“社會派”，這與之前的“浪漫主義推理”大相徑庭。 社會派推理固然偉大，但什麼東西看多了都難免產生審美疲勞。經過三十年的輝煌，社會派推理漸漸顯露“疲態”——由於過分強調寫實性，作品越發風俗化，令讀者不快。 1980年，一位叫島田莊司的作家出版了一部名為“占星術殺人魔法”的推理小說作品。這部作品中不再有“社會派”元素，而是回歸了本格推理，以華麗的謎團一舉征服了新一代讀者。 在這部作品的引領下，一大批新銳推理家以集團化的姿態橫空出世，包括後來大名鼎鼎的綾辻行人、麻耶雄嵩、有棲川有棲、二階堂黎人，以及稍晚一些出道的京極夏彥、西澤保彥、森博嗣等人。這些作家一舉“摧毀”了社會派推理的統治地位，走出了“清張陰影”，將本格推理提升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一個可以被21世紀的讀者接受並津津樂道的高度。 其中，綾辻行人在1987年出版的《十角館事件》是新本格時代開啟的標誌；而京極夏彥的等，則是新本格時代的代表作品。 多元化時代是一個很難界定的概念，筆者認為，1998年東野圭吾發表應該是這個時代登上舞台的標誌。什麼是“多元”？筆者覺得一句話概括，就是“推理小說越來越不像推理小說”了。 經歷了九十年的洗禮，經歷了無數創作者的探索，在最新的一個階段裡，日本推理文學以井噴的姿態迸發出無限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是題材的百無禁忌，是人物的立體豐滿，是故事的跌宕起伏，是講述形式的“光怪陸離”，是文學性的似有若無……可以說，縱觀日本推理文學九十年的歷史，沒有什麼時候可以像今天這樣兼容並包。在這個最好的時代中，湧現出了大量新生代作者。他們各有所長，通過自己的努力，使得日本推理文壇呈現出了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 這個時代的代言人無疑是東野圭吾，而宮部美雪、東川篤哉、伊坂幸太郎、道尾秀介、湊佳苗、乙一等新銳，無疑是多元時代裡的翹楚。 很久以前，日本文化界就有著“三大國術”的說法，指的是茶道、相撲和藝伎。經過一段時期的發展，漫畫加入其中，被稱為“第四大國術”。而到了21世紀，已經有不少媒體和讀者將推理列為“第五大國術”。這種提法沒有得到什麼官方的認可，但足以證明推理文學在日本的地位和繁榮。 九十年，對於文學來說已經是一段不短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裡，日本推理經歷了從無到有、由弱變強的蛻變。我們驚嘆於推理文學在這個國度的“幸運”——因為每到歷史的路口，或是面前出現難以逾越的阻礙之時，總會有一位天才的領路人，帶領著一群堅定的追隨者排除千難萬險，將推理文學送上新一個巔峰。 這的確是一種“幸運”，一種堅韌執著、前赴後繼的“幸運”。當推理文學的發源地歐美世界陷入模式化的泥沼無法自拔的時候，當中國的原創推理屢屢碰壁、裹足不前的時候，我們抬起頭，看到屹立在高處的日本推理金字塔的塔尖散發出耀眼的光芒。然而，我們更應該把目光移向下面，認真審視一下那夯實的地基和厚重的塔座。正是因為有無數甘於奉獻的創作者、系統寬闊的出版通路以及基數龐大的讀者，才孕育出了江戶川亂步、橫溝正史、松本清張、島田莊司、綾辻行人、東野圭吾的“幸運”，才有了日本推理輝煌傳奇的九十載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