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第二節“新世紀文學”的構成及展望

90年代的中國文學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進入新世紀後，變化更加明顯，出現了一些新的審美特徵，我在一些文章中已經論及，這裡著重要強調的是“新世紀文學”的構成。 “新世紀文學”在構成上與90年代文學有著很大的不同，最主要的變化是打工文學、亞鄉土敘述、“80後”寫作、網絡文學成為其非常重要的構成因素。 今天面對的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仍然是關懷人與關懷哪些人的問題，而我一直認為關懷人的問題應該先於關懷哪些人的問題。有關這一點，我在《新世紀長篇小說的精神能力問題》一文中有過詳細闡述。關懷底層是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偉大傳統，但流行一時的底層寫作的名稱卻令人生疑，自中國現代文學起就有關注底層的寫作，茅盾在《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中就提到了這一問題。在新世紀，所謂的“底層寫作”主要是指打工文學。打工文學是“新世紀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打工這個概念來自民間，它本身不具備嚴密性和科學性，文學對打工者的想像也往往帶著悲憫和同情的色彩，打工者往往等於農民工。 2006年年底，我參加了“打工文學創作實踐與未來發展”全國學術研討會，會上有人認為不能對打工文學進行界定，但客觀看來，打工文學還是一種特殊的文學現象，是現代社會轉型期中特有的、過渡性的文學類型，所以，對打工文學的概念必須重新界定。而幾乎與此同時，有一家報紙很鄭重地發表了有關該報不再使用“民工”一詞的聲明，這兩件事情的共同點是對於打工的極大同情。但是打工的含義是很複雜的，打工群體的成員也是比較複雜的，比如有人把打工者分為金領、白領、藍領等。新世紀的打工文學大多把這一主題限制為表現農民工題材上，側重於站在打工者立場上進行敘述，這是一種新的主體的探索。打工文學的主體大多是從農村流入城市的，他們對未來生活充滿了希望，渴求成功，但是現實遇到的往往是失望與失敗。需要指出的是，打工文學的作者未必是打工者。新世紀幾年中，羅偉章《我們的路》、《大嫂謠》、劉慶邦《麥子》、陳應松《太平狗》、白連春《靜脈血管》、遲子建《世上所有的夜晚》、於曉威《我走在深圳的大街上》等作品都堪稱打工文學的代表作。應當看到，由打工者和一些作家所創作的這類作品也許與知青文學一樣是一個過渡性的階段性現象，但打工文學在現代轉型和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社會是極其重要的，它幾乎包含現階段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道德倫理的各個方面，充滿了種種精神衝突，表達了面對城市的漂泊感和異化感，不容忽視。最重要的是一旦湧入城市，就會同時面臨物質的貧困與精神的貧困，就只能“在路上”，永遠成為無根者。羅偉章《我們的路》著力表達的就是這種狀況。

與打工文學密切相聯的是亞鄉土文學，這也是“新世紀文學”中出現的一種新的文學現象。現代轉型社會時期農村的人口大量湧入城市，使得大部分鄉村出現空心化狀況，沒有了青壯年勞動力，留下的只有老人、小孩和一些婦女。一些作家敏感地發現了這一現實，開始揭示這一問題。可以說，當下的亞鄉土文學與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極為相似，它們用力在揭示社會問題，表現真切的社會人生圖景，而對所涉及的社會問題沒有提出根本的解決辦法。或者說，亞鄉土文學並不缺乏揭示負面現實的能力，它缺乏的是呼喚愛、引向善與光明、正面造就人的能力。在亞鄉土文學中，鄉土已經不再是此前文學想像中的美麗家園，也不再是荒蠻愚昧所在的荒野，而無情地呈現出一種無奈的景象——這裡的人正受到城市生活觀念的衝擊，卻又面對著空虛的鄉村。在亞鄉土文學中，作家們面對這樣的一個空殼化的鄉村時，首先揭示了現實問題，然後把揭示重點落在鄉村中人的精神層面。賈平凹的中揭示出的就是一個連作者自己也無法定義的鄉土，它陷入“無名敘述”，顯得那樣空茫，傳統文化(秦腔)正在消亡，新的文化又無處可尋，引生的香和賈平凹的香一樣，都是為傳統文化的消亡而燃起來的。李佩甫、劉醒龍、何申、王海等人的長篇小說中都表現出了類似的特點。亞鄉土文學中，生活在鄉土中的人往往大聲地呼喊著兩個字：進城！劉慶邦的《到城裡去》表現了這方面的極致，宋家銀一直做著進城的夢，但在現實中他卻是節節敗退、無奈黯然地退回鄉村。打工文學描繪農村人進入城市後的精神狀態，而亞鄉土文學除了表現鄉村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精神的空茫的同時，還表現城市人進入鄉村後的衝突。陳應鬆的小說往往能關注到這一點，《馬嘶嶺血案》中所有的悲劇來自於人與人的無法溝通，農村人與城市人的隔膜隨著社會的發展越來越深、越可怕，這篇小說彷彿是帶血的警告牌。

“80後”寫作是“新世紀文學”的一大景觀。我並不提倡以出生年代來對作家進行劃分，但是當下文壇上著力表現青春、成長等主題的，大多是80年代出生的作家，倒也不必諱言。所以，與90年代的個人化寫作一樣，“80後”寫作具有許多共同特點，不容忽視。在市場化日益占主導地位的社會背景之下，“80後”作家作品一出現，就以其驚人的市場業績和全新的文學特徵改變了傳統文壇的狀況。 “80後”寫作使文學和市場的關係前所未有的密切起來，和的發行量令人震驚。 “80後”一登上文壇就表現出了與其他作家不同的風格，他們的寫作觀念和對像都是迥異於其他作家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作家不願再承擔傳統作家的文化責任，更不願擔負文學以往的啟蒙任務，他們更關注的是人現實的體驗和即時性的消費。所以，“80後”寫作中，以往與青春主題密切相關的理想、信仰、愛情等關鍵詞已經難以尋覓，它不再像傳統文學那樣，倡導健康向上的成長體驗，代之而起的是孤獨壓抑的成長體驗。 、中的主人公的成長體驗都伴隨著孤獨感。同時，性、壓抑、暴力也成了“80後”寫作的關鍵詞，春樹的《北京娃娃》所描述的另類少女成長體驗是尖銳的、疼痛的，性與叛逆伴隨著一個少女的成長過程。

而始自1999年的網絡文學雖然還沒有完全成熟，但作為“新世紀文學”的一個構成，它已經大有佔一分天下之姿態。網絡文學表現出了與傳統文學不同的特徵，它具有發表的隨意性、快捷性，這與傳統文學的傳媒方式很不相同，這樣的特性就使網絡文學具有了平等普遍的性質。在傳統文學的傳播方式中，只有作家詩人才能發表作品，但網絡文學使文學開始變得普遍化、凡俗化、隨意化。同時，網絡文學也是非功利的，人們在網絡上更多在意的是瀏覽量和點擊率，例如，網絡文學初期，塗鴉的文章在一夜之間傳遍世界，而其後他又不知所踪。令人遺憾的是，由於發表時可以匿名等原因，網絡文學在具有宣洩性的同時就顯得泥沙俱下，良莠混雜。但是，網絡文學所擁有的強勢力量，造就了一大批在讀者中具有廣泛影響的網絡文學作家：塗鴉、沙子、痞子蔡、李尋歡、邢育森、蔡智恆、安妮寶貝、花非花、慕容雪村、竹影青瞳、何員外、寧財神，徐兆壽等等。他們的作品或輕鬆調侃、或頹廢反叛、或虛擬幻想，在讀者中都產生了廣泛影響。

前面提到，“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從90年代起對中國作家產生的影響日益加重，中國作家90年代初把“西方”想像成未來中國的鏡子，而隨著對“西方”了解的深入，這面鏡子就不復存在了。而此前，我們的文化有時在激進與保守之間徘徊，在崇尚西化與弘揚傳統之間各走極端。 “新世紀文學”到來後，中國作家逐漸地擁有了文化上的自信，80年代成長起來的先鋒作家的複雜轉變，他們紛紛走向世界學習並宣傳自己的行動就說明了這一點，2006年以來的國學熱也說明了這一點。一個微妙的變化是，當前的中國作家已經將自己視為世界文學創作者的一份子，不再將世界文學視為單純的西方文學了，那種與西方文學對立的心態漸漸在發生改變，向著共融、共生的方向行進。它從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正在上升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新世紀文學”成為世界文學的一份子在文學創作和理論研究兩個方面都有表現，一方面是余華、莫言等作家的精神姿態，另一方面是部分文學理論研究者和批評家的表現。新世紀以來，作家們紛紛出國學習，也有余華等作家帶著自己的作品出國，他們中的有些人曾經是“西方”的學習者，在80年代初登文壇時一眼就被指認出與“西方”作家的相似性，比如馬原與博爾赫斯、殘雪與卡夫卡、余華與卡夫卡、徐星與塞林格等等，但隨著90年代對“西方”認識的深入，他們紛紛轉型，有人稱之為先鋒作家的“勝利大逃亡”。這個說法的關鍵是“勝利”，這意味著中國作家開始擁有真正屬於自己的創作，結束了對“西方”的盲目模仿。所以，從90年代開始，作家們不再陷入被指認為“中國的博爾赫斯”、“中國的卡夫卡”的尷尬，開始擁有自己的藝術個性。在文學理論研究方面也是如此，中國80年代以來的文學理論研究和批評往往是跟著“西方”的，形式主義、精神分析、新批評、原型批評、馬克思主義批評、結構主義、敘事學、接受理論、解構主義、女權主義、後現代主義、新歷史主義、後殖民主義等一系列批評都是沿著“西方”批評的路子走過來的，真正屬於中國的文學理論幾乎失語。但是近年來，中國的文學理論研究幾乎與“西方”同步，比如參與生態文學理論的建設時中國文學理論研究者做到了大致與“西方”同步，而中國古代文論中更是擁有這一新興的文學理論的精神資源，中國的文學理論研究者們開始和“西方”的文學理論研究者們共同來建構新的理論，並且有著天然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