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第一節“新世紀文學”的命名

2004年，我曾對新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的走向進行總體研究，發現近五六年的中國文學確乎發生了許許多多重大而深刻的變化，於是，就此撰文對“新世紀文學”進行了論述，此後，又與人合作進一步論證了“新世紀文學”的概念、審美特徵等問題。與此同時，我發現有許多學者和批評家對“新世紀文學”進行了積極的倡導和研究，他們或以文學的表徵為出發點進行研究，或以“時間”為邏輯起點進行研究，或以文學的格局變化為起點進行研究，張頤武、張未民都是其中引人注目的學者，張未民先生還就此申請了一個課題：“新世紀文學研究”。與學者和批評家們的積極姿態相對應，文學期刊、出版社或者以專欄，或者以叢書形式，紛紛亮出“新世紀文學”的旗號。 《文藝爭鳴》專門開設了“新世紀文學研究”論壇，已經有一年多時間了，一大批學者和批評家紛紛撰文，從各方面論證“新世紀文學”現象，“新世紀文學”一時間成為文學界的熱點話題。當然，也有人對這一概念發出質疑，認為“新世紀”才開始五六年，就用“新世紀文學”的概念顯得過於草率，是過於偏重時間概念的表現。更有人懷疑這是否與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一樣，搞新名詞轟炸，以標新立異為務？

面對這樣的狀況，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對“新世紀文學”的概念進行一次徹底的辨析。此前，我已經在文章中論及這一概念的要義及生成，本文則要對“新世紀文學”進行進一步論述，或者說，這篇文章要討論的，是在文學發展史的視野中，“新世紀文學”的概念是如何生成的？它與此前文學史的分期概念的關聯如何？它產生的語境是什麼樣的？其構成如何？與世界文學的關係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一般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的時間段指1917年至1949年，“當代文學”是指1949年至今。而“新世紀文學”則指2000年前後開始的中國文學，大部分學者和批評家把它仍然歸入了“當代文學”的範疇，或者說，它仍然是“當代文學”的一個時期。然而，80年代中期，“現代文學”、“當代文學”的概念就已經受到了廣泛的質疑，代之而起的是有識之士提出的“20世紀中國文學”、“新文學的整體觀”等學術觀點，這其中暗含的是對於文學史上具體分期的否定和貫通曾被政治意識形態“阻隔”的“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學術期待。然而，如何真正獲得貫通，真正做到“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整體性研究卻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對文學史的研究來說，這也是一個可以重新發現的學術空間。新世紀之初，本文作者在論著中對80年代以來的學術思路進行清理後曾提出了“現當代文學是一個整體”的學術見解，在這裡，作者並沒有貿然取消“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概念，只是對這種人為性的分期進行再認識，即二者是一個整體。作者還將整體觀進行了具體化，把“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看作是一個整體，做到了從時間概念到內在精神上的貫通，對現當代文學一以貫之，並從“現代性的燭照(觀念)”、“民族靈魂的發現與重鑄(思想主線)”、“游離與回歸(思潮演變)”、“'西化'與'本土化'的碰撞(文體)”等不同方面對這一整體進行了研究。這不同於人為性劃分文學分期的學術方法，因為其側重點在於文學史的整體性研究及對於這一整體具體共同特徵的觀照。

“現當代文學是一個整體”的學術見解正是“新世紀文學”概念提出的理論基點，有“現當代文學”的整體觀作參照系，我們就有可能從文學發展史的角度來探討新的文學現象。既然“現當代文學是一個整體”，“新世紀文學”又是“當代文學”的一個部分，那麼，從本質上說，“新世紀文學”的概念仍然屬於“當代文學”的學科範疇，只是它的概念具有明顯的針對性，大部分人在運用這一概念時主要是相對“新時期文學”而言的。 “新時期文學”的概念已叫了快三十年，這個時間長度幾近現代文學，且當下的中國文學與“新時期文學”最初命名時的情形已經大不相同，若是一直沿用這個概念是不恰當的，用一個新的概念來取代它似乎是眾望所歸。這好比一個人，年紀小的時候可以叫他小名，當他年紀大了還叫小名，就不合時宜了。這時，提出一個新的階段性文學命名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誠然，“新世紀文學”是否會淪為一個僅僅倚重時間的概念是學界關心的問題之一，與此前文學相比，它除了單純的時間上的變化，有沒有了本質的不同？它“新”在何處？從這個角度切入文學史，我們就會發現，與“新時期文學”相比，“新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新世紀文學”的概念絕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時間概念，它更多的是從時間出發來闡釋文學的變化，而這變化主要是相對“新時期文學”而言的。

所以，“新世紀文學”這個概念不是哪個人給的，是歷史給的，是時間給的，是文學自身需要給的。而且，這是一個具有開放性的概念，2000年以來的五六年只是它的一個開端。 “新世紀文學”的性質、特徵也將在其生成過程中一步步被發現、被構造、被展開。在這個意義上，“新世紀文學”並不是一個只概括這幾年來的文學現象的概念，它有待我們去論證，去梳理，去完善，使其更具有學理性和科學性。 將“新世紀文學”置入“現當代文學”這個大的整體，其生成過程就會顯現出較為清晰的形態。首先需要明確的一點是，這裡的“當代文學”概念具有時間上的寬泛性和學理涵義上的整體性。它與“現代文學”是一種“既分又合”的關係。作為“現當代文學”整體的一個部分而存在，文學自身的發展過程中並沒有產生斷裂，而是研究者們人為地對其進行了分割式的劃分。

在這樣的背景下對“新世紀文學”的生成過程進行考察，就應該從90年代開始。尤其是1993年至1999年，中國文學是以逐漸滲入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市場經濟為基礎的，這一時期的文學所處的歷史環境、文學自身的思想內涵、審美精神等，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可以看作是“新世紀文學”的準備期，而這個準備期是可以而且應該包含在“新世紀文學”之中的。 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中國社會開始在新的深度下，以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此後，中國文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市場化衝擊，文學體制也發生了很大改革，作家紛紛“下海”、文學刊物和出版社紛紛走向市場，文學已經不再屬於單純的精神領域，而是逐漸地淪為一種可以經過包裝販賣的商品。這對中國文學來說，無疑是一次翻天覆地的變化。賈平凹、陳忠實、路遙、高建群等陝西作家的所謂“陝軍東征”，王朔等人的電影劇本和電視劇本的走紅，慾望話語的張揚等等都是市場化與文學結合後結出的果實，“個人化寫作”更是產生了巨大影響。有關這一點，我在《新世紀文學初論》一文中已經做過詳盡論證，本文不再贅述。 “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也對90年代的中國文學產生了巨大影響。當時，許多人眼裡的“西方”的物質和精神似乎都是一種優越的存在，於是，90年代初的中國作家往往把發達的“西方”的現代文學當作是中國文學發展的一面鏡子，而對“西方”的逐步了解卻使他們得到了另一種結論，那就是對於這面鏡子的失望和對於自身自信心的培養。這對於“新世紀文學”中國作家參與世界文學的信心和實踐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這也是“新世紀文學”的一個重要現象之一，我們將在後面專門論述。不同文化形態的顯現、不同文化立場的公開對抗以及知識分子的分化是90年代文學的另一特點。這一時期的文化形態已經是“大眾文化”、“知識分子文化”、“國家意識形態文化”三分天下，而人文知識分子也在這種不同文化形態的影響下開始明顯分化。 1993年至1995年有關“人文精神”的討論就是表徵之一。此外，有關“知識分子”和“民間”文化立場的世紀末的詩學論爭也是這種文化合力作用的結果。

就文學本身來看，90年代長篇小說、散文成為文學熱點，1993年的長篇小說現象就是個典型的例證。相對於80年代，這一時期的文學更多地開始重述歷史，如劉震云、蘇童、凌力、葉兆言、陳忠實、余華、張煒、李銳等人的作品都表現出了這一共同特徵。與此同時，都市生活與物質主義成為90年代文學的主要表現內容，朱文、張欣、邱華棟、何頓等作家是這方面的代表。 正是因為90年代文學與80年代文學相比發生了深刻變化，所以，90年代就已經有學者認為“新時期文學”已經結束，而“後新時期”已經到來，提出這一觀點的有謝冕、張頤武、馮驥才、王寧等人。這一觀點在當時的影響是有限的，但是他們的視域和努力卻是很有價值的。不論是“90年代文學”的稱呼還是“後新時期”的界定，都是對文學發展過程變化的體認。時至今日，回頭再看90年代的中國文學，我們會發現，不論名稱如何，這一時期的文學在文化語境和文學自身都與80年代文學大大不同，可以看作“新世紀文學”的準備期。

在經歷了不到十年的準備期後，“新世紀文學”在文學發展過程中逐漸生成。它的生成與其時的社會、文化語境有著極密切關聯。 90年代就已對文學產生影響的市場化的、全球化的浪潮仍然在繼續，但它們帶來發展的同時也不斷帶來挑戰，生態危機與精神危機的出現使人們對其產生了深刻的懷疑。市場化的重要影響之一是文學作品變成了商品後，文學越來越走向邊緣，傳統意義上的文壇的體現成為刊物、書籍和網絡三分天下的局勢。全球化浪潮對於中國作家在新世紀的精神姿態產生了重大影響，本文在最後一節中對其具體論述。 科學的高度發展對文學產生了很大影響。現代高科技已經改變了人們的傳統生活方式，科學的觸角已經伸向人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科學創造出物質的同時改變了古典的以信仰和道德為重心的精神世界，也極大地改變了作家的創作心理。而文學作為對人類實踐的精神反思，也難以逃避受其影響的命運。文學中的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抑或後殖民主義、解構主義都與科學的巨大影響不無關係。 “70後”和“80後”的很多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學時代帶給人們的幸與不幸、快樂與鬱悶、乃至死亡，甚至“60後”部分作家也紛紛表現這樣的主題。最大的一個特點便是對精神的絕望和對物質世界的信任。他們宣稱，“我的肉體便是我的靈魂”。

網絡的出現對傳統意義上的文學帶來的影響恐怕是空前的，它對文學的創作方式、態度、深度和廣度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特別是電子圖書的盛行和網上閱讀的習慣，使文學的傳播形式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標誌著一個快餐文學的時代來臨。從各種跡象可以看出，電子媒質的圖書和復制快餐型的大眾創作以及越來越難覓蹟的精英創作構成了今天新的文學態勢。這是一個擔心大於喜悅的文學時代。 文學與文化的關係在過去幾十年中較為明顯，文學便是文學，而文化也便是文化，它們是有距離的，但時，隨著社會轉型時代文化的複合、道德的重建以及教育的興起，使文化與文學的關係日益密切。文學表現的多元化和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的多重影響，使文學的文化元素顯要起來。作家向學者化轉變，文學也向更為深層的人性逼進。同時，文學與文化的互動關係也構成了現象與本質的關係。 2006年以來，在圖書市場上，學術熱興起了，相反，小說冷了下來。實際上，這種現象自九十年代就已經開始。余秋雨、謝泳、余杰等人的文化散文便是明證，而2006年以來的易中天熱、於丹熱和紅學熱更使文學轉向了文化。

只有了解了“新世紀文學”的準備期和生成語境，才能理解為什麼新世紀一來臨，馬上就出現了有關“新世紀文學”的論述。就目前擁有的資料看，僅2000年，發表在刊物上的有關“新世紀文學”的文章就有十餘篇。這個數字不算大，但把它放在新世紀的第一年，就顯得有些出人意料。然而，考慮到“新世紀文學”的準備期，這又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這些文章分別從新世紀的文學期待、文學功能、文學批評、文學出路的角度對“新世紀文學”進行了論述，令人遺憾的是，這些文章中沒有一篇專門對這一新的文學概念進行闡釋，遂使得“新世紀文學”一開始就具有了時間上的不確定性和概念上的模糊性，所以，其後有關“新世紀文學”命名的爭論和這一文學概念的建設的研討就成為必然。 2001年至2004年間，研討“新世紀文學”的文章日益增多，但大多仍然停留在一種斷想式的、片面的研究，真正有系統的研究頗顯匱乏。自2005年起，《文藝爭鳴》開闢了“新世紀文學研究”論壇，這時出現了一批有系統的“新世紀文學”研究文章，眾多學者對其概念、性質、發展特徵、趨向等進行了綜合論述。可以說，在“新世紀文學”的構造中，這一期刊起到了很大作用。在此期間，學界還舉行“新世紀文學”及與之相關的論壇、研討會等，如“新世紀文學學術戰略名家論壇”、“新世紀文學發展態勢研討會”、“中國古代文學思想與新世紀文學理念”等等。

與以往的文學分期命名不同，“新世紀文學”的名稱從新世紀開始就出現了。我們回溯1917年以來的文學史就會發現，始自1917年的文學被冠之以“新文學”的名稱也是在其後十餘年的30年代，如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1932)、王哲甫《中國新文學運動史》(1933)及趙家壁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35-1936)等。而“現代文學”名稱的大規模使用則到了50年代中後期。而“新世紀文學”卻是在文學發生的同時就使用了這一概念，這令一些研究者生疑。他們質疑的主要問題有二：一是為什麼會突然產生這一概念？即它有無學理依據，會不會對時間過分偏重而忽視了時間背後的文學特徵和意義？二是“新世紀文學”若是以時間來認識新世紀的中國文學，那麼，它的時間涵蓋究竟有多長？

就時間背後的特徵和意義來看，我們可以說，“新世紀文學”與五四時期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學，上世紀30至40年代的民族革命戰爭文學，50至70年代的階級鬥爭文學，80年代的計劃經濟文學相比較，都有著明顯的不同。 就時間涵蓋的意義來看，在回答問題時，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新世紀文學”的概念是在這一文學時期發端就產生的，它的生成主要是學界對於2000年至當下的文學變化的一種考察所產生的，這一概念在生成過程被逐步賦予了學理內涵和意義，它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時間性概念，它所凸現的，主要是文學在發展過程中的變化，而非時間。儘管“中國文學的'時間'，是認識中國文學的一種方式，是歷史的方式，也是最為現實的方式”(張未民)，但我們應該對文學的特徵的意義給予更多的關注，否則，這樣的命名就會如同“20世紀中國文學”一般，在用時間強調文學整體觀的同時，難以將整體觀真正滲透進文學史的骨骼和血脈之中。而作為“當代文學”的一個分期，“新世紀文學”的時間涵蓋則是不確定的。 “當代文學”本身俱有時間上的寬泛性，“當代”作為一個時間概念是特殊的，而中國“當代文學”是指1949年以來的文學，我們將其看作“現當代文學”整體的一部分，而“新世紀文學”又是它的一個分期。這樣一來，“新世紀文學”的時間就具有了開放性的特質，它可以指2000年後至今的文學，也可以指21世紀以內更長時間的文學。然而，它同時也具有時間上的不可知性，目前，我們提出它是為了凸現文學在新世紀的新變化，它在擁有物理時間的基礎上擁有了一種心理和文化的暗示，也就是說，它暗含著中國文學進入新世紀以後人們的文化想像。因而，“新世紀文學”或許會成為一種文學史上的階段性、過渡性名稱，如同“新時期文學”一樣，生成後卻又成為一種文學上的記憶和文學史上的名詞，存在的意義隨著文學的發展和文學史的發展不斷淡化甚至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