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第二節人在慾海中的迷茫與掙扎

性慾、權欲、物慾、錢欲作為吞噬影響人精神的極大因素，在慾望化書寫的不同文本中都得到了淋漓盡致的揭示與表現。本節就典型性的作品分析不同慾望在不同文本中的表現形態。 ：性本能的客觀化書寫 敘述了一個古老的亂倫故事，小說從民國三十三年延續到新時期改革開放，三代人的弒父情結在時代的變遷中，在宿命的循環中綿延著，楊金山的命運宿命般地被楊天青承續著。這種對時代背景的強調在事實上卻強化了人的生命本能，淡化了人的社會屬性。生殖是人的最基本的生命本能，是生命延續的根本方式，無論社會和時代怎樣變化，生殖都是人生命中的第一要務，它既是人的生物屬性又是人的社會屬性，性慾與亂倫禁忌的衝突是一種本原的文化衝突，亂倫的恐懼與政治運動的恐懼相比是更致命的，它摧毀的是人的生存意志，而不僅僅是人的肉體和精神。以孕育或繁殖為首要目的的慾望比情慾更本源、更具有毀滅性，因為它純屬動物的本能，只要看一看動物界為了物種的延續至今仍在進行的樂此不疲、鍥而不捨的爭鬥，我們就不難理解這個亂倫的悲劇故事了。

小地主楊金山與前妻在炕上滾了三十年也沒有完成傳宗接代的神聖使命，他用二十畝山地換回了比他小三十餘歲的女人王菊豆。對楊金山來說，性的歡娛來源於生殖所帶來的快感，性行為本身是沒有意義的，生殖的壓抑和外界的社會壓力使他早已無法體驗性本能的釋放所帶來的純粹生理的快感。於是，他百般虐待懷不上孩子的菊豆，連新生的人民政府也奈何他不得，為了使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續，他賣地吃肉吃藥進補，不惜耗儘自己最後的陽氣日夜奮戰，在折磨妻子的同時，他內心也在經歷著常人難以想像的痛苦和煎熬，對死亡的恐懼和對生存的絕望與悲哀使他喪心病狂。菊豆與侄子天青亂倫的結果——天白曾使他欣喜若狂，重新找回了失去的自我和做人的尊嚴，然而，輪迴的因果懲罰了他，他種下的“惡”生出了“惡果”，菊豆為了報復他的虐待和侮辱，不僅與天青亂倫生子，還當著他的面與天青縱慾狂歡；天青為了報復他對兒子天白的傷害，差點兒掐死他，天青伺候他是為了讓他受活罪，讓他為自己和菊豆的亂倫打掩護，天青最初的那一點點良知和愧疚逐漸泯滅了，剩下的只有對楊金山的仇恨。人性的惡在生殖慾望和性慾望的雙重煎熬下蔓延開來，肆意揮霍，怨恨和恐懼籠罩著楊家三代人。

楊金山在自殺未果之後頓悟，他苟延殘喘除了對死亡的恐懼之外，就是複仇，他要讓天青永遠得不到自己的兒子，他做到了。無論在名義上，還是在實質上，天青永遠都沒有得到過兒子，他留給這個世界的只是一個亂倫的故事，一個關於“本兒”(碩大的男根)的神話。這是一個關於人類童年的原始的神話，這是一個關於生命原欲與社會倫理規範的衝突的悲劇和悖論，擁有旺盛生命力、創造了兩個生命的天青一生倍受性的壓抑，精神上受到叔叔和兒子的折磨，一輩子被兒子叫哥，一輩子叫自己心愛的女人嬸子，還要忍受周圍環境和家族勢力的無形的壓迫，天白對他的決絕與仇視使他恐懼，天黃的出世意味著他又多了一個兄弟，他到死都是一個老光棍，他深知自己永世無法逃出命運的捉弄。俄狄浦斯得到神的啟示，千方百計要擺脫命運的安排；而天青卻被性慾、仇恨和恐懼所操縱，深陷原欲的泥淖無法自拔。這就是命運的殘酷，或者說這就是劉恆的冷漠！天青愛上了自己的嬸子，這是生命的原罪，他為此付出了一生的孤苦和強悍的生命。這就是劉恆所理解的性，性就是一種最原始的本能衝動，是人的自然屬性，是生命延續的最直接、最原始、最有效的方式。它創造著人，也毀滅著人。只要人類不消失，性就永遠牽引著人、困擾著人、折磨著人，將人引向快樂的巔峰或罪惡的深淵。

劉恆沒有賦予性“形而上”的意義，他展示的是性的形而下的自然意義，這種生物性的本能在與社會倫理規範發生衝突時，人就會陷入萬劫不復的罪惡的深淵。菊豆一生受盡磨難和屈辱，愛和恨撕扯著她，她像一隻老母雞一樣地活著，養著她的雛和雛的雛，她不能像天青那樣擺脫情慾的困惑，她還有母性，我堅持認為母性更多的是一種動物性，它的形而上意義是人類社會賦予的或強加的。從菊豆的故事很難透視出什麼時代的主題或脈搏，她幾乎就是一個自然人悲苦的掙扎與抗爭的寓言，與社會文化習俗較量，個體的力量實在是微乎其微的，難道這就是女人的宿命？作者沒有將之處理成一個紅顏薄命的故事，也沒有將之演繹成轟轟烈烈的愛情故事，他只是平靜地向人們訴說了一個女人被男人的慾望和自己的慾望所牽引一步步走向毀滅的故事，父親發家致富的慾望將她推進了楊金山傳宗接代的慾海之中，楊金山的殘忍、天青的愛慾和她自己的性慾、復仇欲將她推進了亂倫的陷阱和恐懼之中，並將她永遠釘在了人們記憶的恥辱柱上。

：各種慾望的集體展示 1993年，賈平凹的發表，引發了一場文壇地震。 1990年代溫飽問題已經不是社會和大眾關心的首要問題，只有對性慾的客觀、寫實性的展示才能引起轟動效應。這是眾多文本將性作為核心展開敘述的主要原因，因為文學走向市場之後，作家就必然要考慮小說的消費市場需求，人們潛意識中的某種慾望膨脹之後也需要一個適當的渠道進行釋放，文學作品的消費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或滿足了某些讀者潛在的心理需要，人的某些慾望通過文學閱讀在想像或幻想中得到釋放，從心理學上說對人的身心健康是有益的，的出現恰恰滿足了一部分讀者的審美期待。不僅“是一次對純粹的閱讀慾望的最成功的煽動”，而且“有對慾望的革命性放縱”。 (陳曉明語)路文彬也指出在裡湧動著的，是對那個時代主流精神的必然回應。這種主流精神就是對慾望的發現和肯認。小說寫出了全球化時代人們日益膨脹著的慾望追求，活脫脫就是一次人類慾望的大聯展，但就莊之蝶來說，他的慾望其實是很實在的，也是非常具體的，是屬於莊之蝶個人的，不僅包括強烈的性慾望，還包括生存的、藝術的、感情上的、物質上的，等等。他的物質欲求被遮蔽在名人外衣之下，他的權力欲在那場訴訟中嚴重受挫，他偽裝自己維護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名人形象和尊嚴，在家裡，他要保持家長的尊嚴，在社會上要樹立精神領袖文化名人的高大形象，在周敏面前他要擺出大作家為人師表的姿態，在婚外性生活中要表現出浪漫激情性技巧和男人的雄健耐力，還要在幾個女人中游刃有餘，就像印家厚一樣，每一個角色他都力不從心，各種慾望的圍追堵截使他陷入慾望的泥淖無法自拔，他選擇逃避——出走，然而在這個物慾的時代，他只有逃向死亡或混沌(中風)。就這樣，理想和崇高被作者不動聲色地、無情地解構，徹底地顛覆了，剩下的只有慾望。

的外在形態是莊之蝶和幾個女人的性愛故事，其內在形態是藉著莊之蝶在政治文化經濟大潮的漩渦中艱難掙扎的生命形態，寫出了中國1990年代現代化過程中現代觀念對傳統知識分子行為規範和內心世界的衝擊，寫出了知識分子在轉型期對現代文明拒斥、對傳統農業文明變態依戀的文化心理，以及兩種文明在他們內心深處的巨大衝突。小說的隱性結構是社會文化批判，把人物的政治遭際與性愛生活交融在一起展示人物命運，借個體的日常生活，特別是婚姻生活和性交往來審視時代的政治文化變化，這種結構模式為展開更豐富複雜的生活內容和人物的心靈世界提供了更廣闊的敘述空間。受幾千年傳統文化的影響，中國知識分子一向不屑於談論物質欲求，而性是與人的生命力和創造力相關的，因此性較之物質欲求就具有更大的誘惑力。

小說的中心事件是一場因報告文學引起的關於個人隱私和名譽權的官司，訴訟本身就是一個富有現代意味的事件，因為只有在法制日益健全的社會環境裡，在人的自我意識充分覺醒的情況下，才可能發生這樣的訴訟。圍繞著訴訟，當事各方站在不同的文化立場上，表現了人們對代表著現代文明的這場訴訟的不同態度，莊之蝶希望私了，上竄下跳，托關係走後門說情，他潛意識中認為知識分子、社會名流涉足官司無論如何不是一件好事，千方百計阻止這件訴訟成為社會熱點，這和當前的名人名星借隱私和“訴訟”大肆炒作相比，莊之蝶還算是一個羞恥心尚存的無行文人。景雪蔭提起訴訟的目的一是顯示自己的權利和高潔，二是藉機自高身價。周敏本來想藉名人發家，沒成想“賠了夫人又折兵”。莊之蝶與幾個女人的性交往都是圍繞中心事件展開的，在訴訟的間隙中發生、發展的。

從莊之蝶與幾個女人的交往模式來看，他們的關係幾乎都是建立在莊之蝶自我文化身份認同的基礎上，他的文化身份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遺留物，他的文化心理和價值觀念是傳統的，他缺乏商品社會的應有平等意識和開放自由的品格，他與女性之間缺乏心靈的平等交流與對話，即使在性行為中，他也始終要處於主導地位，一旦性對像有了需求，他就會產生挫折感，並在生理上表現出來，在妻子麵前性無能就與他在經濟上對妻子的依附有關。他是西京四大文化名人之首，還有老婆借他名氣開的一家小書店貼補家用，無論從文化修養、經濟收入、社會地位來看，都該被列入十年後權威人士所開列的中產階級的指標了。他的生活方式、精神困惑和崇尚清靜的心境，也都是中產階級才可能有的。因此，莊之蝶做什麼事都放不開，連傷感和自怨自艾也生怕被他人知曉，處處以假面示人，他最怕別人觸及他的心靈深處，習慣成自然，他自己也害怕觸及自己的精神世界，舉步維艱地躲藏著，許多人指責作者在小說中過多地保留了自己的影子，作者也說小說的創作是為了“安托自己的靈魂”，是自己的一段“心跡”，那麼，作者越是迴避莊之蝶內心的苦痛和悲涼，我們就越能感受到作者所未能言說的或不願言說的屬於作者的獨特的心靈感受和體驗。小說是對社會轉型期都市文化生態的一種白描，四大文化名人借都市這座舞台展示自己生命的原欲，他們的生活態度、行為方式、精神世界，都使人難以認同，更不要說激起人的崇高感了。在物慾橫流的社會，深陷於形而下的世俗生活，沉溺於金錢、肉慾、名聲等慾望的旋渦，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操守和社會良心正在喪失。莊之蝶在人格上缺乏應有的道德能力來約束自身的慾望，調節主體與社會的關係，從而迷失了自我。

賈平凹說寫性“只是寫了一種兩性相悅的狀態，旨在說莊之蝶一心要適應社會到底未能適應，一心要有作為到底不能作為，最後歸宿於女人，希望他成就女人或女人成就他，卻誰也成就不了誰，他同女人一塊毀掉了”［31］小說“大肆描寫”、“過度渲染”的性，實際上是一種在現實包圍中的偷偷摸摸的可憐的性，一個名人將自己的靈魂寄託在“兩性相悅”上，又生怕因此而影響他現有的既得利益，他用成功人士和文化名人的外衣遮蔽著他內心的痛苦，在外在行為上他是“偷情”，在精神維度上他的痛苦也處於黑暗中，見不得光，見不得人，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隱藏起來，連與他“兩性相悅”的女人也要迴避。他一心要融入社會，適應社會，從沒有想過要站在社會和現實的對立面，他珍惜和看重世俗社會給予他的社會地位，他的精神苦悶是中年知識分子的苦悶，他的精神頹廢和虛無是有分寸的，小心翼翼的，需要算計得失的，他做不到徹底的放浪形骸，所以作者用放肆的筆墨書寫被主體自覺壓抑的性，是“反諷”技巧的完美運用。他要所有與他有關係的女人都來遮蔽保護他，維護他的名人形象，竭力對外塑造他完美的外在形像或者公眾形象，你說他虛偽也好，說他玩弄女性也好，說他自私也好，反正他自我中心的神話不能打破。當一切昭然若揭時，他精心構建的“求缺”的理想生存境界被現實擊得粉碎，他的精神也隨之崩潰，他選擇了逃亡。面對精神的苦悶和現實生存的困境，他採取的人生態度是“求缺”、逃避，具體表現就是頹廢傷感和自戀自憐。

在中，性是一個相對純潔的概念，它是牽涉男女雙方的生理和心理快感，還很少涉及性交易，權力、金錢、名氣都可以直接進行交換，但性還停留在“兩性相悅”的生理層面，其社會資源或經濟資源還未得到充分開發，至少在相當一部分人心目中性還沒有墮落成可以交換的商品，唐宛兒、阿燦從莊之蝶那裡除了得到肉體上的歡愉之外，就是心靈上的滿足或者說是虛榮心的滿足，莊之蝶與她們的關係還不是人與物的關係。從某種程度上說，唐宛兒和阿燦與莊之蝶的性交往還應該算是非功利的。也許正因如此，作家才會讓莊之蝶用性去拯救自己的迷失的靈魂。而當柳月以下嫁市長的殘疾兒子為代價幫助莊之蝶渡過難關時，性的純潔性在逐步蛻化。如果換個角度思考，我們會發現從一開始柳月就在利用莊之蝶，誘使他一步步落入自己預設的陷阱，這個小保姆倒很像中國當代的女拉斯蒂涅，她用自己唯一的資本——性擠進了上層社會。與莊之蝶有過情感和性糾葛的女性中，柳月是動機明確、具有強烈功利性和目的性的，她具有強烈的現代意識和自我意識，是一個清醒的、頗有心計的現實主義者，她成功地利用別人的慾望實現了自己成為城里人的原初慾望，她善於利用身邊的每一個人，並隨時調整自己的生存策略。

在小說中，女人是莊之蝶慾望的對象；莊之蝶又何嘗不是他人和那些女人們慾望的對象。作者對莊之蝶冷眼旁觀，客觀冷靜地描述他的生存困境，看著他在慾海中掙扎，一步一步走向毀滅而不伸出援手，不僅如此，還把他置於矛盾的漩渦，四大名人之首，每個人都對他寄予厚望，從市長、朋友、岳母、黃廠長到劉嫂，和他有糾葛的女人們更是如此，牛月清充分享受了名人妻子的虛榮尚不知足；唐宛兒渴望有一天能成為作家夫人；柳月作為一個小保姆也不時做著作家夫人的美夢，而且認定作家是不會虧待她的；阿燦渴望藉名人的青睞找回即將失去的青春和自信；景雪蔭則通過與名人的官司抬高了自己的身價；只有汪希眠的妻子與他“發乎情止乎禮義”，他內心對這個女人充滿了慾念和愛意，他打心眼裡敬重她，他們彼此都把愛藏在心裡，頗有張潔筆下愛情的純潔性，以至於在他中風之時，這個女人翩然而至，為讀者留下無限的遐想，也許這是作家有意留下的美麗的“花環”，想讓傳統文化的精髓在現代文明的土壤中頑強地生長。遺憾的是，作者精心描摹的這個完美的理想女性因其未與莊之蝶發生性關係和絞纏不清的糾葛而很少引人注意，兩人的關係總是那樣若即若離，又心有靈犀，反倒使那些批評者忽略了她在小說中的象徵和隱喻意義，她的脫俗、柔弱、虛幻，總像生活在夢中或隔世的情態，恪守著自己的本分，猶如一個傳統中國女性的影子飄蕩在現代社會之中，有時顯得那樣格格不入，有時顯得那樣微不足道。這個有節制的美麗女人就像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一樣，雖然美好，讓人懷戀，但已是昨日黃花，難以抗衡開放、青春、激情四射、充滿肉慾誘惑的唐宛兒之流。這就是1990年代中國大陸都市人的現實生存處境，莊之蝶身陷其中，沒有勇氣和能力進行自我拯救，就只有毀滅。 小說不厭其煩、細緻入微地敘述莊之蝶的日常生活，很少觸及人物內心深處的隱密，即使偶爾涉及也迅速蕩開筆墨，這也成了小說引起爭議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也有評論家認為，這恰是小說的成功之處，“它不寫這個人精神上的問題，寫的都是庸常的瑣事，有心的讀者卻應該能夠不時地感受到這個人物精神上的茫然與危機”，［33］的確，莊之蝶一直試圖用性來排遣精神上的茫然、苦悶和危機，但這種藝術處理未必能被所有的讀者所領悟或認可。一個為人類創造精神食糧的作家在極力逃避精神和靈魂的拷問，逃避自己神聖的啟蒙者的使命，而又無處可逃，他的痛苦是難以用語言來表達的。無論多麼深刻的思想，都要通過一定的審美形式來傳達，的外在形式之所以引起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小說的藝術形式。 戴錦華認為女性私語化寫作是個人化寫作的一個方面或組成部分，是具有自傳意義的女作家的個人化寫作。 “在我們當前的語境中，它具體為女作家寫作個人生活，披露個人隱私，以構成對男性社會、道德話語的攻擊，取得驚世駭俗的效果。因為女性個人生活體驗的直接書寫，可能構成對男性社會的權威話語、男性規範和男性渴望的女性形象的顛覆。”(37)簡言之，凡是以女性私人經驗為敘述中心，大膽袒露女性肉體和心靈隱秘的寫作，在一段時間內都被稱為私人化寫作。戴錦華的界定，排除了那些打著“女性主義”旗號，以暴露個人隱私吸引眼球，賺取經濟利益，陶醉於肉體慾望的宣洩與狂歡，尋求強烈的感官刺激，迎合社會上某些人的“窺視癖”和低俗趣味，靠傳媒和商業炒作自娛自樂的所謂的“女性寫作”。女性寫作通常指帶有鮮明性別意識和文化立場的女性作家的文學創作。文中的私人化寫作指以陳染、林白、海男、徐小斌、徐坤等為代表的純文學女性寫作活動。 個人化寫作在20世紀90年代蔚為大觀，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文化根源的，除了我們在前面談到的消費主義、慾望本體化傾向的影響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社會結構的變化對文學創作的影響。隨著現代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在中國社會形成了高度專門化的社會組織結構，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公共知識分子在社會結構中的啟蒙作用被逐漸消解和分化，在客觀上造成了個體生活空間的縮小，人越來越被固定在一個狹小的社會空間裡，就像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人的社會角色被社會所決定，生命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必須受制於整個社會機制的運轉，從而導致個體的社會經驗獨特而繁亂，個體難以勝任國家民族代言人的身份。人的自我分裂意識，社會部門功能的專門化，使小說家越來越難以摸清工作世界的性質，很難對外部世界進行宏觀的把握，於是，他們主動選擇了“小敘事”，選擇了邊緣化的敘事立場，即向人的消費生活和私人生活開掘，或以異化與官僚化為主題來反映作家對蜂窩一樣錯綜複雜的社會結構的反感，卻有意迴避或很少反映工作經驗，個人化寫作的作家總是選擇自己熟悉的生活向縱深處開掘，而不在反映生活的寬廣度上過分糾纏，這既是一種明智的選擇，又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女性的生活空間相對於男性顯得更加狹窄，她們最熟悉的就是自己的身體和內心，而這又恰恰是被“文明”遮蔽最久的一塊文學“處女地”，在這塊文學的蠻荒之地，還有豐富的可供開發的豐富礦藏。 私人性寫作，純粹個人化的寫作，表達女性內心世界的愛欲，以及對男權的某種優雅的反抗，常伴有“絕望的詩情”(陳曉明)，走向心靈的景象與“腹語”(夏語詩)，在孤獨中漂泊進“憂鬱的荒原”(孟繁華)。他們只有站在無人的風口無言地守望著空心的歲月寂寞地進行著一個人的沒有結局的戰爭，或者坐在“迴廊之椅”上“與往事乾杯”然後再進行“致命的飛翔”。這是男性對女性私人化寫作的調侃式的概述，卻很值得我們回味。 “我所理解的'私人寫作'，是擺脫了宏大敘事的個體關懷，是私人擁有的遠離了社會和政治中心的生存空間，是對個體的生存體驗的沉靜反觀和諦聽，是獨自站在鏡子前，將自我視為他者的審視，使自己的身體和慾望的'喃喃敘述'，是心靈在無人觀賞時的獨舞和獨白。”(38)郭春林的理解相對於前面幾位的男性話語就顯出了一些客觀與冷靜。沉溺於自我想像的詩性空間，追求極端精神狀態的女性內心生活，保持遺世獨立的生存姿態，這只是女性作家所選擇的敘事策略，用來顛覆和反叛男權話語對女性主體意識的扭曲和壓制。通過對女性個人經驗的主觀敘述來揭示女性隱秘的內心世界和深層意識空間，改變女性被言說的命運，實現女性的自我拯救，建構健康和諧的兩性關係，才是私人化寫作的終極追求。 私人化寫作是一種極端的寫作姿態和方式，帶有自傳或半自傳的性質，或者說作者有意識讓人產生類似的聯想，以封閉性的私人生活為唯一的寫作或話語空間，以女性本能慾望為核心的個性化敘事體現了女性作為生命個體的獨特的生存方式和話語方式，身體和性是私人化文本敘述的重要內容，她們試圖反叛女性曾被講述的命運，敘述經驗世界中的女性，而非理想中的女性，比起“張潔式”的精神戀愛的“聖女們”，她們充滿了肉體的誘惑，有時儼然是慾望的化身，她們未必符合傳統的道德審美價值規範，她們未必可愛，但她們比傳統女性多了一份真實和坦率，更貼近人的自然本性，也更具有人性的魅力。 私人化寫作代表著一種前衛激進的寫作姿態和文化立場，“私人化”敘述的中心是“私人經驗”，自我既是文本的書寫者，又是自我審視的對象。這種私人經驗融匯了作家獨特的審美經驗和強烈的自我意識，雖有自傳性質，但卻非紀實意義上的自傳，它經過女性作家的體味、追思、想像和智慧的整合，是一種極端個人的女性生存體驗。女性作家總是將敘述的筆觸深入到女性自我心靈的神秘領域，將敘述者及其對象的內心生活與外部世界進行隔離，形成一個封閉的自我空間，讓她們充分展示自己被長期遮蔽的女性意識。她們筆下的女性總是先天地與世隔絕，在幽閉的私人空間自由遊蕩和想像，她們自覺或被迫獨處，無父或父母離異，未婚或喪偶，內心深處對男性充滿敵視或恐懼，她們通常較少受到父權的壓制，有女性自我意識充分成長的相對自由的心理空間，她們的外在形象往往是長髮飄飄，淒美絕倫，孤獨纖弱，靈氣逼人，有旺盛的情慾和豐富的想像力，她們通過自慰和想像消磨和轉移自己的生命能量，或在同性或動物身上營造一種美的氛圍，緩解自己對男性那種即渴望又恐懼逃避的矛盾心理，或以玩弄男性為樂，畸形變態的愛又使她們產生虛無厭世絕望的情緒，總是逃向自我封閉的內心，並最終逃向死亡。失踪、死亡是女性的永恆的歸宿和家園，這樣獨特的生存狀態(我將失踪和死亡也作為一種生命存在的狀態)才讓她們有安全感，才讓她們狂躁的內心得到寧靜和安詳，猶如林白筆下那在烈火中獲得心靈寧靜的孤獨而又美麗、穿著月白色綢衣的女人(《同心愛者不能分手》)。 人總是通過對象來實現自我的審美關照的，女性放逐了外部社會和男性之後，就只有通過女性自身來實現自我關照，這時女性的眼光和女性用以關照自我常用的道具——鏡子就成了女性發現自己的重要途徑。在純粹女性目光的關照下，鏡子成為女性自我認知的道具，通過鏡子女性把純粹肉身的鏡像置換為自戀的絕對精神的鏡像，實現了多重鏡像的主觀置換，實現了女性對自我的主觀關照。在博爾赫斯那裡，鏡子指涉時間與命運幽暗玄妙的迷宮，隱喻意義十分明確。對於女性來說，鏡中之像與真實之像常常交融、揉合在一起，亦真亦幻，她們樂於纏綿其中，並巧妙地將女性肉體的美提升到精神人格的審美層面，進而對女性自我人格的完善迷戀、陶醉和崇拜。多米“在鏡子裡看見自己，既充滿自戀的愛意，又懷有隱隱的自虐之心”(《一個人的戰爭》)，主體透過鏡像深入到自我的內心隱秘——對美的崇拜、憐惜、佔有、毀滅等潛意識之中。鏡子本身就是不真實的，作家通過鏡子對生命主體進行“回望式”的主觀審視時，又經過了個體經驗和記憶、虛構和想像的浸潤，出現在我們眼前的就成為一幅神奇瑰麗充滿詩意和知性的審美想像空間。 “女孩多米猶如一隻青澀堅硬的番石榴綴在B鎮歲月的枝頭上，穿過我的記憶閃閃發光。”(《一個人的戰爭》)多米就是多米，她身上也許有林白個體生命的折射，但她決不是林白，她是林白的創造物，是林白智慧、本能慾望和生命痛苦的結晶體。 女性自慰或自瀆現象及其給女性帶來的巨大的生理和心理快感，在過去的文化語境和文學作品中是很少見的，它被男性話語傳統遮蔽與掩飾著。私人寫作對女性身體、自戀和自慰等生理現象和內心隱秘進行了唯美的詩意的敘述，那是女性本能慾望的詩性表達。女性作為自然的生命體，和男性一樣有著源於生命本能的各種慾望。千百年來，女人正常健康的生命慾望被“文明”和“男權”所壓制，被遮蔽扭曲變形，直至重新塑造定型。女性對自身生命體驗的肯定，對身體慾望的書寫就成為她們覺醒和解放的重要步驟，但在表現女性身體慾望時，女性作家在審美上還是有節制的，文字也力求雅緻純淨，她們更注重女性在性行為和自慰過程中的生理體驗和主觀的內心感受，而不是對性行為的過程或操作細節進行生動細緻的客觀描述，她們用縹緲靈動的想像將女性的感性體驗詩意化，使之富有一種處於生命原始狀態下的巨大的張力，既痛快淋漓又細膩柔軟。林白的敘事風格細膩纏綿，富有張力，在她筆下，女性的生命體驗顯得真實、清澈、透明，充滿了動感和美感，那是一種原始生命的坦蕩的放縱和墮落，超越道德界限的生命狂歡換來的是瞬間的快感和高峰體驗。 “冰涼的綢緞觸摸著她灼熱的皮膚，就像一個不可名狀的碩大器官在她的全身往返。她覺得自己在水里游動，她的手在波浪形的身體上起伏，她體內深處的泉水源源不斷地奔流，透明的液體滲透了她，她拼命掙扎，嘴唇半開著，發出致命的呻吟聲，她的手尋找著，猶豫著固執地推進，終於到達那濕漉漉蓬亂的地方，她的中指觸著了這雜亂中心的潮濕柔軟的進口，她觸電般地驚叫了一聲，她自己把自己吞沒了。”(39)這是林白對於女性自慰行為的主觀描述。毋庸置疑，自慰作為一種性行為在傳統道德規範下是被禁止的，從生理和心理科學的角度看，也決不是一種健康的行為，然而，那種女性被長期壓抑的生命能量的突然迸發，猛然間閃現出的卻是一種讓人震驚的美。這是一種道德的混亂，是作家新舊道德衝突下對自我慾望的認同，作家似乎在有意迴避文本的道德意義。陳思和認為，林白在純粹意義上完成了女性的自覺，她在文本中坦蕩不恥地表達了人類淫蕩的本能，將色情轉化為女性的自娛自樂，讓讀者從閱讀中感受到情感的淨化，這都得力於作家女性意識的覺醒及其創作上的唯美主義傾向。 (40) 身體是女性作家探測女性無意識隱秘慾望的切入口，她們對女性身體器官及其感覺的描述，沒有停留在器官感覺的表面，而是深入到女性的潛意識。私人化寫作的身體敘事掙脫了現代國家、民族等宏大的現代性話語敘事模式，女性作家從下半身入手，是為了完成對上半身(女性意識)的闡釋。她們筆下的身體是被女性化、私人化了的女性身體，是女性獨立意識的外化，雖然在客觀上滿足了男性的“窺視癖”，迎合了文化市場的“獵奇性”，但她們的身體敘事並沒有完全肉體化。要摧毀男性話語中心體系，“婦女必須通過她們的身體來寫作”，“幾乎一切關於女性的東西還有待於婦女來寫，關於她們的性特徵，即它無盡的和變動的錯綜複雜性，關於她們的性愛，她們身體某一微小而又巨大區域的突然騷動。”(41西蘇所提到的女性的特徵恰恰是當時女性文學所欠缺的，此前對女性的敘述都是在男性文化語境遮蔽下的由男性對女性進行敘述或者由那些盡可能以男性或社會性視角進行文學創作的女作家小心翼翼地、嘗試性對女性的情感世界進行一些淺層次的敘述，對女性身體進行唯美化的詩意敘述，是從私人化寫作開始的。1980年代，殘雪最早深入到女性的心靈深處，探求她們潛意識下的深層隱秘，她筆下的女性大多有一種被“窺視”的恐懼，如《山上的小屋》中的“我”，總是把自己嚴密地包裹起來，害怕他者(包括社會、外部世界、他人等)侵入自己的內心世界，發現自己的隱秘(身體的、主體意識的)；1990年代，女性作家典型的敘述模式是暴露隱私，唯恐漏掉了某一個細節，唯恐敘述得不夠全面細緻深刻。這兩種心態在女性經驗世界中都是客觀真實的存在，敘事策略的不同實際上是由當時的文化語境和社會的寬容度決定的，與作家的思想觀念和審美價值取向也有很大的關係。私人化寫作是對女性私人經驗和話語模式的一種啟蒙，或者說是對女性軀體的一次開發和啟蒙，它尚且具有現代主義的精英意識和啟蒙意識，其文本具有一定的啟蒙意義和審美價值；衛慧、棉棉的“身體寫作”則帶有明顯的後現代的特徵，其存在價值更多體現在文學史上。 女性是在不斷逃避中成長起來，她們逃避社會，逃避男性，逃避責任，逃避道德，逃避愛情，逃避婚姻，直至逃避自己的靈魂，終日生活在幻想和鏡像之中，陷入孤獨、空虛與絕望的境地，這是女性現實的生存處境。女性作家從男性社會逃向女性的封閉、自足、自由的內心世界，以私語化的敘事策略，試圖實現女性的自我救贖。林白說：“個人化寫作是一種真正生命的湧動，是個人的感性和智性、記憶和想像、心靈和身體的飛翔與跳躍，在這中飛翔中真正的、本質的人獲得前所未有的解放。”(42)用身體的感受和想像書寫女性的歷史，女性通過身體和性發現自我，確立自我意識。在男性社會，女性總是處於“被看”的地位，當她把自己的身體作為對象進行審視時，她驚異地發現了女性軀體的自然美，於是瘋狂地愛上了自己的軀體，這通常有兩種情況：一是從類似自己的某個女性身上發現了女性獨特的美；一是從鏡子中發現自己的女性美，鏡子是女性進行自我關照的重要工具。對女性美的發現，導致了女性的自戀和對男性的拒斥，這種拒斥導致女性對男性的失望。當女性失去愛的對象時，就會發生移情現象，女性將全部的生命能量轉移到女性自身，愛自己或另一個女性，這就出現了人們常說的自戀或姐妹戀現象。 私人化寫作的作家大多在個人生活中受到過某種挫折，人格和個性有某種缺憾，自戀、幽閉、離群索居是她們現實中的生存選擇或存在方式，她們沉湎於自己所營造的詩意化的想像空間自我欣賞，自我玩味，不願或不敢與男性和外部世界展開公平對話，封閉的生活空間和孤芳自賞的性格使女性作家無法正確處理男女兩性的關係，男性在她們筆下幾乎都是類型化的、殘缺的，要么身體強悍、性慾旺盛，卻粗暴蠻橫像個暴徒；要么才華出眾、尊重女性，卻是陽萎；要么精神、肉體都很完美，卻憤世嫉俗不願結婚；要么造化弄人，理想的男性總是早夭或莫名其妙地失踪。在她們那裡，美滿的婚姻是女性永遠的烏托邦，是女性永恆的追求與夢想，只存在於彼岸世界。她們試圖將女性從兩性世界中抽離出來，再從多維空間微縮到隱秘空間，將女性還原為自然感性的人，抽繹其社會性和理性的成分，從而凸顯女性的獨立自足。 私人化寫作不如說是“囈語化寫作”，因為女性作家有意將記憶與現實疊合，將現實與夢境揉為一體，有意混淆意識與潛意識，林白慣用的伎倆就是把一個女人分裂成若干個獨立的生命個體，讓每一個個體表現自己內心的某一種慾望，或擁有自己夢寐以求的某種美麗、個性或品格，甚至人生的某段經歷。她筆下的女性是被她殘忍撕裂的無數碎片，每一個女性的“意象”都是不完整的，包括她們的生命意識，她們的美麗，她們的身體，她們的自憐自戀自虐。她們是作家的玩偶泥塑，作家按照自己的意志隨意捏造，絕不給她們完整的自我，她們都不是具有主體性的人，而是一個個符號，作家用她們來象徵自己內心隱秘的慾望，從某種程度上說，她們都是作家臆想出來，作家沒有足夠地勇氣解剖自己內心的隱秘和醜陋，於是，把自己的身體和靈魂剖開，一點一點地拿到陽光下去暴晒，所以，有人說私語化寫作真實反映了作家的內心世界，其實我們看到的恰恰是被作家精心撕碎又重新拼貼起來的，經過過濾、篩選、美化、虛飾的隱秘世界，是作家自我意識遮蔽下的慾望話語，是作家想要表達的那一部分隱秘。這種對女性的言說也許更不真實，或者說是被“政治化”(作為對男權社會的顛覆)或“女性化”的敘事。它只能代表具有話語權與言說能力的那部分女性的自我意識，這種關於女性的言說與闡釋在事實上構成了一種新的話語霸權，對男性社會，對不具備自我言說能力或不願表達內心世界的那部分女性的意志來說，它歪曲了他人的生命意志，將自己的所謂女性意識通過文本闡釋強加給所有女性，當然也包括男性，這也是女性主義和女性私語化寫作的一個誤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