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第九章民族精神與家族小說
新時期的家族小說不僅繼承了五四文學對國民性的審視表現，還在全球化文化文學的背景上，相伴當代文學思潮的發展呈現出主題內涵方面多元化的新探索，對民族精神的發露呈現出文化、人性、社會等多方面的深思。具體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表現特點：
這類作品通過家族人物命運坎坷波折的表現，思考了民眾生存與命運背後那起著重要作用的社會因素。人是社會關係的產物，在某種意義上，民族精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在具體的社會狀態中，呈現不同的嬗變和特點。
這一類作品包括《紅旗譜》、《三家巷》、《創業史》、《紅高粱》、《繾綣與決絕》、《第二十幕》、《舊址》、、《紀實與虛構》、、《家族》、等。當然，用“命運”二字來涵蓋以上諸多文本，確有太過簡單之嫌，其實，這些作品所所展示的內容和主題是紛繁複雜和多向度的。如革命戰爭的波瀾壯闊；文化風俗的奇崛瑰麗；社會主義改造的艱難曲折；高粱地裡的愛恨情仇；魯地農民的土地情緣；南方小鎮的恐怖血腥；異族土司的生活場景；遠古大地的金戈鐵馬；家族成員的革命激情；山西票號的傳奇故事等等。但是，透過這些融苦難、奮爭、傾軋、背叛、掙扎、毀滅為一體的色彩斑斕的歷史畫面，我們讀到的是一條條極其清晰的“命運”的紅線，是人們在無形的命運主宰和支配下的多彩人生。也就是說，無論這類家族小說蘊涵了多少關於歷史、人性、生存的經驗和秘密，它的人物都不能逃脫命運之繩的捆綁，最終在這條鎖鏈上終結一切。但是，由於作者主觀意圖的不同、文本地域色彩的相異、對“正史”的靠近和疏離、文化內涵的豐富與稀薄，每部作品中人物的命運曲線又有了不同的走向。同時，由於它們所塑造的人物或處於家族復仇和政治鬥爭的暴風驟雨之中，或處於生命個體在現實存在中追求與失落的永恆矛盾之下，或處於自我性格完善與裂變的衝突之中，或處於歷史急流的無情沖刷之時，他們的絕大多數也就帶上了鮮明的悲劇色彩。具有“成長小說”和“田園詩”雙重美譽的《紅旗譜》描寫的是朱、嚴兩個生存在冀中平原上的家族的命運。他們一開始也背負著生活的苦難與艱辛，胸懷著復仇的衝動與焦灼，生活在不平和壓抑之中，但是，他們在摸索之中找到了強大的精神支撐，找到了自身解放所需的最有力的力量，他們的行為就從自髮變成了自覺，最終以英勇頑強、百折不撓的精神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也使自身的命運有了不同以往的樣態。他們的命運是坎坷悲涼的，同時又是光明美好的。他們命運的曲線因為與革命鬥爭的聯繫而塗上了昂揚向上的色彩，同時也具有了解讀“正史”密碼的意義。除此之外，它還在揭示命運主題的同時給我們提供了書寫“革命歷史”的新穎範式。
《繾綣與決絕》給我們展示了這樣的寫作向度：“存在了幾千年的中國農民現在已經進入終結階段，再過一段時間，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將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將是從生產方式到生存方式乃至思想方式都變得全新的一代農民。”［6］於是，對農民與土地關係的深層回望，展示舊一代農民的歷史命運就成了這部小說的主題。在以農民與土地關係的幾次變革為線索的敘寫中，農民的命運變遷呈現了這樣的圖式：在原始土地時期，農民眷戀與渴望擁有土地，隨著歷史的變革，農民對土地的依賴發生了位移，最後，他們不得不接受眼前的現實，無奈而尷尬地看著土地商業化的實現，在此過程中，農民最終從土地的擁有者變成了“無根”的人。在眾多的農民形像中，封大腳是最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他的座右銘就是：“在這個世上，你就是有金山、銀山，也不如一塊好地。”為了滿足自己對土地的熱望，他起早貪黑，把地種得像繡花一樣精細；他帶領妻子秀秀艱難地開墾鱉頂子的荒山；分田到戶時，他以耄耋之軀奮力保護屬於自己的土地------最後，與其他農民一樣，封大腳的命運也隨土地的變革而變動，最終痛苦地實現了由肉體到心靈的現代化轉換。 《繾綣與決絕》以飽滿的情感記錄了這一過程，用蘊涵著濃烈同情的敘事全景式地對二十世紀農民的命運進行了藝術關照。
《第二十幕》敘述了具有家族工業特性的尚吉利絲織業在二十世紀中國動盪變遷歷程中的興衰史。作品通過浸湮著的濃烈的男權文化與禍兮福兮的文化內涵、通過飽含著複雜人性的搖曳多姿的情節和細節、通過“中庸”色彩鮮明的敘述格調，完成了尚家五代人物的命運描畫，展示了頗具中國內陸色彩的工商世家既雄心勃勃又相當脆弱的社會特徵。尚達志為了振興家族企業一生歷盡滄桑，最終也沒有獲得想要的幸福；盛云緯在男權文化的擠壓下漂泊無依；草絨隨著身份的變換嘗盡人間酸甜----要言之，他們的人生都是由苦難與痛楚連綴而成的，每個人都依照自己的信仰與追求在命運的牽引下畫就了鮮明的軌跡。 《舊址》所描畫的人生境況更是獨特的。它通過南方小鎮鹽城的兩個家族的歷史變遷，反思了具有理性的人類所“創造”的非理性的歷史的殘酷與荒誕。由於幾乎所有的人物都在非理性的舞台上被擠壓、撞擊和殺戮，因而人物的命運就具有了震撼人心的悲劇格調。無論是殫精竭慮、力挽狂瀾的家族長輩李乃敬，還是自毀容貌、犧牲青春的貞烈女子李紫痕，都沒能逃脫非理性歷史所預設的種種陷阱，在畢生追求慘遭失敗後失去了生命。 《舊址》雖然貼近歷史，但它的人物由於不具備《紅旗譜》中人物的身份，他們的肉體和靈魂不但沒有被歷史吸納與融合，反而被無情的歷史決絕地裹進了毀滅的深淵，這就使得《舊址》瀰漫了一片濃重的悲涼。
《紅高梁》所描繪的歷史是真正的民間歷史，它雖然也有著中國革命的比較清晰的時代背景，但它描寫的重心是民間文化與民間精神，無論是“我爺爺”，還是“我奶奶”，身上都潛藏著無比頑強的生命力，他們敢愛敢恨，敢做敢當，充分地顯示了人性的複雜與多樣。他們以自己的喜好和選擇書寫著自己家族的歷史，書寫著中華民族民間的歷史。他們與中革命的關係是明朗的，即革命的跌宕更能襯託他們生命的美麗。他們不一定理解革命，但他們不反對革命，在時代需要的時候，他們能夠挺身而出，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對抗異族的侵略，保衛自己的家園。他們的犧牲具有悲劇色彩，但更多的是崇高。 “我爺爺”和“我奶奶”雖然沒有朱老忠的階級覺悟，但他們與侵略者英勇鬥爭的精神卻是共同的。他們的家族命運與中國的歷史緊緊地糾纏在一起，歷史的每一次轉折，都會使他們的家族產生激變，因而影響到每一個人物的命運轉折，這種轉折，既成就了“我奶奶”輝煌的愛情和瑰麗的人生，也折射了“我爺爺”以男子漢情懷打造的自身的命運。
以對鮮為人知的藏族土司生活的文學想像揭示了不同人物的不同命運。雖然作者在細緻的描畫中也隱約閃現了“漢人”的出場與退場，但其人物與其家族命運緊密相連。每個人物的人生軌跡都有其內在規定性，所謂家興我興、家亡我亡。既可以道家“盛極必衰、物極必反”的義理觀之，也可以歷史潮流不可抗拒為其做結。 《紀實與虛構》是王安憶數量不多的具有實驗性質的論說體家族小說。它以虛實相間、真假相生的藝術手法，描述了“茹姓”家族祖先及後代的歷史命運。作為對照，它以祖先精神的勇猛頑強以及金戈鐵馬的生活場景反襯了今人生活色彩的蒼白、單調與貧乏，試圖從虛構的歷史中汲取生命存在所必須的強健與野性，使今天的生活富有激情與活力，以此來沖淡當下生活的瑣屑與無意義。其中的人物命運以縱橫交錯的形式展開，畫出了符合他們歷史本質和生存方式的合理曲線。是“作家以其小說家的眼光和手段，對一種偉大的金融傳統的複活與惋嘆。”［1］在曲折的故事和復雜的人物的展現過程中，作者奇蹟般地複活了逸出中華文化常規的另一種極其複雜、龐大、神秘、精微的工商文明傳統。由於其中的人物“在文化精神上充滿了矛盾，開拓與保守，開放與守舊，開闊與狹隘像夢魘般的糾纏在一起，於是出現了行為上的超前性，民主性，與觀念上的極大保守性、封建性的交錯”，［2］這一切使他們的命運塗抹上了一層極其鮮明的悲劇色彩。
前文已經敘及，在80年代中後期至90年代，文壇出現了波及面廣、挖掘深刻的“文化熱”，人們從不同的文學思潮出發，將筆觸指向了傳統文化，對其中的優劣進行了探討和檢視。家族影響具有濃重的傳統文化色彩，家族個體生命由血脈流傳口耳相傳中滲透了許多傳統文化的積澱，因此他們的思想精神狀態也必然有某些民族性遺傳的共同之處。當代家族小說作為其中的一股力量，也顯示了鮮明的寫作實績。
這一類作品有《古船》、、《活動變人形》《羊的門》、等。這些文本與第一類作品的不同之處在於，雖然它們也在書寫家族命運，但側重點在於深入挖掘傳統文化在中華民族心理結構中的深層存在、它與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對現實世界中的人們精神的影響和箝制。 《古船》雖然反映了歷史變革中窪狸鎮上三個家族的不同命運，涵蓋了相當豐富的歷史及現實的內容，但其審視儒道文化在人物心理結構中的深層存在、對人們的現實行為正在產生巨大影響的寫作維度還是相當明顯的。而且，它著重挖掘了道家文化的精神內涵及人生智慧，閱後使人如沐春風，豁然開朗。隋家作為窪狸鎮上的造絲大戶，從民國時期到改革開放，經歷了數次的大起大落，家族中的每一個成員也都在這些風雨飄搖中演繹著不同的人生軌跡。到了隋抱朴這一代，他因為自身的精神痛苦而開始了對自己家族的反思。他的反思力量既來自儒家文化中的內斂、忍讓、悲憫等人道主義情懷，更來自道家的“盈滿則虧、物極必反、知足長樂。”這種深刻的反思，使他對自身、時代、人生等都有了一種全新的認識和感悟。他最終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窪狸鎮。作品通過隋抱朴、張王氏、趙炳等人物形象和富有地域色彩的生活畫面透射出了作者對道家精神的吸納和接受，展示了一種文化的巨大力量。誠如富有見地的論者所指出的，隋抱朴的所作所為，“象徵著一種內聖式的自我斂悟之力，它要實現的是一種內向性價值，即自覺的道德內省和人格的自我完善，以及帶有原罪意味的自我受洗。”［3］他的這種“道德人”的完美與其弟隋見素的人生追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顯示了作者欲以道家的“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等觀念糾正市場經濟帶來的價值觀的失落和權欲、物慾的過度膨脹的明顯意圖。雖然作者極力推崇的人生信仰在窪狸鎮暫時取得了勝利，但它卻忽視了在現代社會人們個體價值實現的重要性，因而也就影響了其主題的深化。可以肯定的是，隋家家族文化中所信奉的人道主義在新的歷史時期必定要經受巨大的考驗。總之，《古船》的出現顯示了當代家族小說的敘事模式已經從“英雄主義”轉向了“人道主義”及“文化探微”，在一定程度上更顯示出了道家文化的巨大魅力。
所展示的家族文化的力量要比《古船》強大、複雜的多。它既對儒家思想的進步方面進行了發自內心的讚美，也對牠吃人的方面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它以白鹿兩家的歷史命運、恩怨糾葛為主線，揭示了家族文化的強大力量。它所展示的家族文化分有形與無形兩個方面，有形的方麵包括奉養子嗣、供養父母及祭祀祖先等“孝道”，它使得白家形成了“父慈、子孝、兄良、夫義、婦聽、長惠、幼順”的家庭倫理秩序，成了白鹿原的活教材；無形的方面指祖上留下來的“耕讀傳家”、勤儉節約、節製家產等精神財富，它使得白家幾代家業興旺、受人尊敬。當然，所傳達出的主題意義還有許多，如人性的複雜、中國革命的曲折艱難等。但是，彰顯家族文化的長久生命力、揭示它在中華民族深層心理結構中的頑強存在以及在現實中的巨大作用是其最重要的主題。如果說《古船》中的儒家思想只影響了隋抱朴一個人的話，那中的儒家思想就成了控制許多人的精神枷鎖，影響著許多人的行為舉止。白嘉軒是具有代表性的，他的精神蘊涵了整個白鹿村，他的言行有著極大的威懾力，他作為一個文化符號，一種文化象徵，展示了中國革命的複雜性與曲折性。其他人物如朱先生、冷先生亦是如此。在他們身上，體現著鮮明的“聖賢文化崇拜”，呈現了一種理想主義的文化人格。以鮮明的傳統文化意識的自覺和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精神命脈的揭示，使家族小說的敘事再次由“文化的探微”轉到了“文化的仰止”，它所顯示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意義更深刻、更具表現力。
《羊的門》從當下的現實生活出發，描述了一個平原小村莊呼家堡的家族生存樣態。他們以血緣關係為紐帶，以家族意識和家族文化為行為準則，維護著嚴格的等級秩序，依族而居、和睦相處。但是，這個表面看來平靜祥和、與世無爭的小村莊，卻是用嚴酷的宗法文化控制著的，人們的一切言行舉止，都與封建家族文化的要求相符合，人們自主意識的缺失和對權利的頂禮膜拜已經達到了令人震驚的地步。呼家堡的領路人呼天成看似處處為群眾著想，帶領大家過上了相對富裕的生活，但實際的情況是，在內心深處，他一直視民眾為草芥，用極其高超的手段壓抑著他們的精神、統治著他們的思想。他的“仁政德治”使許多群眾感激涕零，對他產生了深深的敬仰，而同時他們也變成了愚昧、盲從的一群，不知不覺中，他們的自我意識全部喪失，成了匍匐在權利與慾望前面的麻木封閉、自私怯懦的行屍走肉。作品將筆觸伸向當下的民眾生活，深刻地批判了儒家思想中禁錮人類靈魂的殘酷和落後的方面，揭示了當今社會國民性的極大缺陷，有著相當巨大的警示意義。
《活動變人形》更是開闢了一個揭示傳統文化的極其新穎的視角。它從中西文化的碰撞出發，檢視了儒家文化的落後與殘酷以及在抵抗衝擊過程中各個人物的精神痛苦。它的筆觸雖然沒有直接指向儒家文化，卻藉助激烈的矛盾衝突彰顯了背負著這一文化要義生活的人們的悲慘境遇。靜宜作為一個深諳傳統文化宗旨的女性，犧牲了一生的幸福快樂卻不自知；靜珍虔誠地為封建倫理守靈，卻不清楚是什麼讓自己跌入了生活的深淵。而由她們組成的守護傳統文化的方陣又無情地扼殺著一個渴望呼吸新鮮空氣、渴望生命質量與生存自由的倪吾誠的生命。在這種“殺”與“被殺”的循環往復中，所有的人都陷入了絕望、掙扎之中不能自拔。需要說明的是，《活動變人形》與《羊的門》一樣，是從批判的視角介入傳統文化的內核並對其進行剝離與暴光的，它使得傳統文化又一次如冰山一角浮出水面，接受現代理性的審視與檢閱。也從另一角度為90年代的文化探詢提供了具有相當深度的思想資源。從《古船》到、《羊的門》再到《活動變人形》，我們明顯地捕捉到了文化因素內在變化的軌跡，即從“英雄的凱歌”到“文化的探微”，再到“文化的仰止”和“文化的批判”。這種逐步深入的主題嬗變既顯示了文化的巨大魅力，更顯示了當代家族小說的時代特徵。
民間性生存是家族小說重要的表達立場，這類作品多側重表現普通百姓的民間艱難貧苦生存狀態，通過對這種狀態中的人物表現，關照最普遍民眾同樣貧瘠無我的真實精神狀態，這無疑使民族靈魂的重鑄面臨巨大的難題和現實。
這一類作品有：、、、、《城的燈》等。生存是人類的第一要務。由不同的民間理性和生活苦難造就的生存更是五彩繽紛、各具特色。眾所周知，文學是人學，必須以展示人類生存為基本要素。人類的生存空間雖然博大宏闊，但家族生活無疑是蘊涵生存狀態的最好場所，因為在家族的環境中，人們的生存樣態最自然、也最真實。所以，作家們將人類的本真生存放置到了家族的環境當中，對其進行了全方位的臨摹。但這幾部作品卻以揭示人類的極端生存狀態而呈現了自己的特色。這種極端狀態的描摹分兩個向度：第一，通過虛構的歷史場景，放置由慾望構成的人類的生存；第二，以苦難為底色，放置由苦難構成的人類的生存。前者的代表作為和，後者的代表作為和。這些文本的貢獻在於，在重新表述歷史的過程中體現了作家以新的認識和體驗對權威歷史話語的質疑和拆解；體現了以全新的文論觀念對新的歷史話語的確立；體現了作家用新的文學話語重構歷史價值和審美秩序的巨大努力。以“馬村”為背景，截取了中國近、現當代最有代表性的幾個歷史時期，展示了中華民族劣質的文化積澱和這種文化狀態所滋養的病態的國民性格。整個馬村的歷史就是一部權利爭鬥史，時代的變遷與位移對這種人們司空見慣的廝殺沒有任何影響，人們感受到的只是一場場為了爭奪村長寶座而發生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鬧劇和鄉村民眾因政治鬥爭而煥發的極大熱情，以及從中折射出的人性的醜陋與殘酷。這是作者眼中的歷史，是反叛具有鮮明意識形態性、具有權威特性的“正史”的民間史。通過對一系列荒誕不經的歷史碎片的連綴，作者以對抗“深度模式”的寫作姿態為讀者奉獻瞭如下主題：“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4］歷史具有極大的盲動性；各種偶然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會造成歷史的逆轉；人的一生，會被無形的命運之手操縱陷入可悲境地。應該說，深得“新歷史主義”之精髓，用諷喻調侃的筆觸給讀者展示了一種全新的具有陌生化效果的歷史觀。
也是一部書寫民間歷史的作品。他以純粹的民間姿態揭示了山東高密鄉的一種生存現實，給讀者貢獻了一個感性的、直覺的文本世界，一個由生命本能和慾望所構成的生存意義上的民間社會。作品呈現出了沒有明顯的價值判斷的民間理性的特徵，反映了作者對存在和生存的深刻理解。文本雖然意在展示山東高密東北鄉的百年曆史，但歷史的出場只是為了更好地展示人類生存狀態的紛亂複雜和豐富多彩，從義和拳運動到當前社會，上官一家幾代人都在一種非理性或者說是混沌狀態下憑藉直覺感受完成著自己的人生，他們的人生觀念、生命方式、生活態度等全部來源於自己的生理欲求和直接體驗，他們對待愛情、親情、戰爭、黨派等都有著自己的是非標準，歷史的進步與否不在他們的關注之列，他們是在以一種非真實的、充滿魔幻色彩的行為揮灑著自己的生命、展示著自己痛苦的人生。與所不同的是，前者雖然“寓社會的宏觀把握於鄉土的微觀描繪，縮歷史的巨大身影於小小的村史演義”［5］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一種“新的歷史”，反映了一定的文化語境對文學的影響，能通過生動的描寫給人深刻的啟迪，而卻深受市場經濟的影響，熱衷於滿足市井人類閱讀的渴求，在主觀臆造的歷史中無所顧忌地展示著人類無盡的慾望和貪婪。雖然歷史線索比較明晰，但其所描畫的人生卻是詭譎怪異、低俗不堪的。作者似乎要通過山東高密東北鄉上官家族自抗戰以來的漂泊不定展現人民所受的苦難，以及由此造成的昂揚的生命力，但其中氾濫成災的慾望描述早以沖淡了這一主題，讀者讀到的只是“乳房的盛宴和性變態者的囈語”而無任何“擔道義、濟蒼生”的精英意識，後現代的消解精神得到了極大展現。從這一格調不高的文本中我們獲得了以下啟示：作品的主題須建立在嚴謹的結構和高遠的立意之中，建立在準確的語言和真實的形象之中，否則只能纏繞於低級趣味的泥淖而最終被其淹沒殆盡。同樣是展示主觀虛構的歷史，展示一種似靜還動、在轟轟烈烈、熱熱鬧鬧的表層下面凝滯不變的生活狀態，同樣是揭示人類的醜陋與殘忍，同樣是由單色歷史向多彩故事的一種過度，能使人感受到一種解讀歷史的新穎別緻，卻只能使人感受到真實性和道德情懷的缺失。在此，歷史視野與道德關懷的存在與否成了衡量文本價值大小的最佳標尺。總之，色彩的絢爛遮掩不住精神的虛無，神秘的傳奇無法抵擋慾望的氾濫，所揭示的非社會現實的歷史是經不起推敲的，它在世紀末的出現說明了“商品拜物教”的巨大力量，展示了文學在商品大潮的衝擊下對其應有的道德價值的極度漠視。
與和不同，以極其冷峻的敘述展示了人們在特殊年代異樣的生存，具有真實的藝術效果。在較長的時期內，孫家所有的成員都生存在極度的愚昧和冷漠之中，他們天生不具備“愛”的能力，彼此之間相互仇視、相互傷害；他們的內心深處極度荒蕪，沒有任何美好的因子，只有自私和貪婪、慾望和渴求。他們的存在，反映了人類生存的一種醜陋和絕望。目睹他們荒涼的內心世界，人們會感到不寒而栗。更是表現了一種極端苦難的生存狀態，即人們的生存總是要和苦難、死亡，恐懼、悲傷等糾纏在一起，從肉體到精神經歷種種致命的打擊。富貴老人的一生是忍辱負重、歷盡艱辛的一生，他經歷了人類所能遭遇的一切苦難和絕望，他的生命歷程囊括了人類在終極意義上的一切災難，但他卻在經歷了一連串令人窒息的事件之後變得更加堅強、更加坦然了。這一形象，體現了作者對人類的終極關懷，顯示了人類在本體意義上的生存，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同時，作品通過富貴老人的一生，表現了人類與生俱來的堅韌和耐性，具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它給人們的啟示是明顯的，即泣血的生存只能破壞人類生活的物質條件，而不能摧毀人類的意志，人類之所以偉大，就在於他能夠戰勝一切災難，而像一個真正的人那樣活著。 《城的燈》是一部理念的偏執狂熱與形象的生動豐滿相互交織、彼此融合的作品，其中的人物如馮家昌、劉漢香等的生存也呈現了一種極端的狀態，他們或卑劣、或聖潔，都有悖於人類生存的常態而使人難以言說。總之，這一類帶有後現代意味的作品以家族生活作為支點，多方位地展示了人類的極端生存狀態極其精神特質，它們與當時的文化詩學相呼應，顯示了文本書寫的多種可能性，體現了當代文壇，尤其是家族小說對多種藝術手法和風格的積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