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第三節對“先鋒文學”的反思

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從登上中國大陸起就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關於它的爭論也一直在持續，最初是有關中國要不要現代派的爭論，在爭論的同時，許多作家卻在默默地進行現代主義文學創作，有關這一點我們在本章第一節裡已有論述。此後引起反響較大的是80年代末有關“現代派”還是“偽現代派”的爭論。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在80年代文壇上的影響之大是不容置疑的，然而，由於中國當時的現代主義文學作品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大師的明顯的互文關係，甚至一些作家對於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作品進行了較為直接的模仿，使中國學界和批評界對本土上的現代主義文學產生了懷疑，他們思考後得出結論，認為中國的現代主義文學是西方的仿製品，不具有獨立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即中國的所謂現代派是“偽現代派”，中國的現代主義文學是不真實的，反映的生活與當時一般人的生活不同，不具備形而上的意義。持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有劉曉波、李潔非、季紅真、王曉明、楊劼等。

劉曉波在1986年就提出中國現代主義文學中存在著外在形式與內在觀念的分離，他們要表達的內容與現代派的藝術手法根本不一致，現代主義文學作品必須將要表達的內容進行提升，並認為當時中國出現的新的審美思潮還“沒有最後找到一種完全適合於當代中國的時代精神的藝術形式”。 (42)季紅真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她認為西方產生現代主義文學有其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而中國並不具備現代主義產生的必然條件，同時也缺乏現代主義賴以生存和繁衍的社會文化哲學土壤，先鋒文學只是在不同層面接受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影響，但是沒有創造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主義文本，她甚至否定了這種創造的可能性。 (43) 李潔非的觀點更加明確，他認為“越來越多的'偽現代派'作品充斥著文藝界”，(44)“在新時期文學的探索、實驗中，文學語言的功能始終是單一的，即作為一種傳達某種駕臨於文學之上的意義的工具。這樣，對現代文學藝術技巧的借鑒實際上變為一項純技術的活動，不含有任何生命的意味”。他以《無主題變奏》為例論證，認為這部作品“不過是塞林格《麥田的守望者》中譯本的仿製品”。 (45)此外，陳沖、陳晉等人還提出了“橫移西方”說，徹底否定了中國“現代派文學”存在的可能性和真實性。於是，當時的文壇上展開了一場關於“偽現代派”的論爭。

在論爭中，黃子平、張陵等人站在了這一論點的對立面，他看到了“偽現代派”這一概念在語言邏輯上的不嚴密和構成上的缺陷，對這一概念本身存在的正確性提出了質疑：“'偽現代派'不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概念”，“'偽現代派'這一術語背後蘊含了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即存在一種'正宗'或'正統'的現代派文學或別的什麼派，即便不能原封不動地引進，也可以成為引進是否成功的明確的參照。如果意識到現代派文學產生於東、西方文化的價值標準都發生移易的時代，意識到現代派文學的'反規範'傾向，那麼，就會感覺到設立一個'真現代派'的先驗規範可能是徒勞的”。 (46)面對黃子平對於這一概念的消解，李潔非專門撰文對其進行了回擊，他說：“概念可以消解，現象卻依然存在——直到現在我仍堅持'偽現代派'作為現象的那種實在性。它獲證於如下兩種事實：(1)新時期文學發展過程當中確確實實惹人注目地具有效仿'現代派'的慾望和言論；(2)已經問世的一大批所謂'新潮作品'中不僅很多是與'現代派'觀念、技巧具有間接的借鑒關係，甚至不乏直接摹仿某部'現代派'作品的情況。”(47)他在此文中還指出批評一些作品是“偽現代派”的部分含義超出了“現代派”的直接內容，現代派最重要的不僅是具體作品和藝術原則、經驗，而且是一種精神，一種突破傳統的藝術進取心，而“偽現代派”違背了這種精神。這次論爭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現代派文學”的歸屬問題，它只是使“偽現代派”這一概念被學界和批評界所默默認可。其主要原因在於論爭雙方的立場並不是水火不容的，他們的立足點在不同的角度，李潔非等人重點批判的是中國“現代派文學”對西方“現代派”文學作品的摹仿現象，而黃子平卻利用對方用“偽”來否定這一現象的概念上的不嚴密消解了這一命題，把中國“現代派文學”從“偽”的處境中解脫出來。

圍繞中國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論爭從中國要不要現代派到中國的現代派是不是“偽現代派”，中國現代主義文學思潮走過了一條爭取存在合理性和存在價值性的道路。究竟如何評價中國現代主義文學思潮成為當代文學研究中無法迴避的問題之一，進入90年代，後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登上中國文壇，於是，對於80年代中國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後現代性特徵的研究又一次成為文壇的熱點，以王寧、陳曉明、王一川等為代表的學者們態度鮮明地肯定了中國當代先鋒小說的後現代性。王寧表述了後現代主義的六種形式，並總結了中國先鋒小說的後現代主義的六個特徵：自我的失落和反主流文化、反對現存的語言習俗、二元對立及其意義的分解、返回原始和懷舊取向、精英文學與通俗文學之界限的模糊、嘲弄性模仿和對暴力的反諷式描寫。 (48)陳曉明和王一川更側重的是中國後現代的不同層次及特徵。 (49)

新世紀以來，重評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又一次成為熱點，“現代派文學”的精神源頭、知識譜系、對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反叛等都成了被重新解讀的對象，(50)這些重評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文章大都把關注點放在現象本身及這一思潮在文本形式的意義上。程光煒則透過對“現代派文學”的現象分析提出了“現代派文學”對“當代文學”的反叛構成了另一個“當代文學”的設想。 (51) 站在新世紀的文化立場上，我們必鬚麵對和思考的是：中國80年代的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的價值與意義何在？正是由於人們對其先揚後抑的批評和拘囿於這一思潮是模仿還是創新的怪圈裡，所以對其在文學史上的真正價值與意義就顯得混亂不堪和不甚了了。假如我們要想對這一思潮有一個客觀而長遠的認識，即我們想對其在文學史上的價值與意義進行一個中肯的評價的話，就應該重新來評估中國80年代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對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價值與意義。具體來說，這一思潮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價值與意義表現如下：

第一、徹底改變了文學為政治而服務的當代文學歷程，成為自五十年代以來至八十年代中期之前文學史上偽現實主義文學的掘墓人和終結者。 眾所周知，自五十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文學遵循著“文學為政治而服務”的宗旨，開闢了中國式的現實主義文學創作道路。這種現實主義文學在當時具有強烈的批判色彩，也發揮了極大的功效，但是，在幾十年後再來回視這段文學道路時，人們不禁發現，這種“為政治而服務”的“現實反映論”的文學觀念是一種表相的文學觀，這種中國式的現實主義文學相比於十九世紀以為世界現實主義的偉大傳統來說，屬於偽現實主義文學。之所以說它是偽現實主義文學，也是因為它一方面成為政治的工具，另一方面是它所反映的現實是一種極其表相的，沒有觸及到歷史真實與人性真實的現實。但是，這種現實主義文學在八十年代初仍然有極其強大的市場，仍然佔據著主流話語權。現代主義文學思潮便是對這種主流話語的反動，是對這種偽現實主義的反動，儘管這種“反動”在後期仍表現為偽現實主義和偽現代主義，但它對我們認識五十年代以來至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學和文學觀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現實主義的一個重要的表現便是宏大敘事，現代主義文學思潮代表之一先鋒小說就拒絕宏大敘事；現實主義往往以歷史的真實性而揭示一段時期歷史的真實性，但先鋒小說強調歷史的虛構性；現實主義要塑造人物典型，但先鋒小說解構人物形象，甚至沒有具體的人物形象；現實主義要批判現實，先鋒小說模棱兩可；現實主義要“文以載道”，先鋒小說反對“文以載道”；現實主義重視的是意義，先鋒小說重視的是文本，甚至單純的語言，等等。總之，先鋒小說構成了與五十年代以來中國式的現實主義文學的強烈反照。 這樣一種改寫文學史的特點，使人們重新認識中國當代現實主義文學的種種局限，並且展開了一系列的討論。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重要作用在於，它銳利地將那種“文學為政治而服務”的觀念從作家的頭腦中進行了清理，使文學自覺起來。後期的“寫實主義”和“新寫實主義”的小說就是在這種變革的背景下產生的，儘管它們仍然屬於偽現實主義的範疇。而整個文學的多樣化發展也應歸功於先鋒小說的“革命”。

第二、中國文學開始融入世界文學，成為世界文學主潮中的一支。 不管我們怎樣謾罵和批評現代主義文學思潮乃至後期登場的後現代主義文學思潮是對西方現代主義的模仿與崇拜，也不管我們是否接受這樣的現實，但實際上，自八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小說家並非僅僅模仿與借鑒西方現代主義文學，而是整個的世界文學。比如，魔幻現實主義文學並非西方文學，而是拉美文學。 如果我們考查一下整個世界文學，就會發現，西方的文學已經成為衝擊整個世界文學的一股主潮，中國也不能倖免。恰恰相反，中國需要整個世界文學的洗滌，而在這種洗滌中，便免不了要和強勢文化即西方文學發生衝擊與融合。同時，西方文學也在吸取世界文學的養分，在這種吸取中，中國文學也自然要為世界文學獻出自己的獨特的因子。這種吸取與獻出其實都是融合。

馬原被稱為“中國的博爾赫斯”，殘雪對卡夫卡的迷戀，余華與殘雪在內質上的一致性，劉索拉與約瑟夫？海勒的黑色幽默，徐星與塞林格的反叛，孫甘露與德里達的解構，這些在表面上看是著意地模仿，失去了中國作家的獨立性與中國文化的特質，其實，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它是中國作家在特殊的背景下向世界文學學習的一個過程。 在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以來的單一的以“現實反映論”為宗旨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主導的當代文學歷程中，中國的作家幾乎都是以魯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為精神偶像，此外，最多可以擴大到托爾斯泰、高爾基等俄羅斯與蘇聯作家群，除此之外，中國作家無以為寄。社會主義和現實主義之外的文學都被遮蔽了，中國古典文學的偉大傳統和世界文學的主流都與中國文學無緣了。中國文學的傳統被拘囿為“五四”以來的小傳統。現代主義文學思潮打破了這種局限，它開啟了向整個世界文學學習的新景象。它從某種程度上延續和發展了中國文學自現代以來學習西方和整個世界現代主義文學的傳統。

從世界文學那兒學習的結果是，文學是多樣的，文學的可能性是多重的，同時也使我們獲知，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有一段距離。這段距離不僅僅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不同而造成的距離，而且是表現上的距離，即中國文學的單調性與世界文學的豐富性的距離。在一段時期裡，文壇上曾掀起“中國文學如何走向世界”的大討論，便是先鋒小說所引發的。這種爭論其實對創作是有益的，它使很多作家的創作開始走向自覺，同時，也使很多作家把目光紛紛視向世界。近年來，莫言、余華、蘇童在國外的影響越來越大，而另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以先鋒創作(其實是現代主義創作)而起家的法籍華人作家高行健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雖然其國籍並非中國，但其創承的文化是一種在世界文化觀照下的中國文化。

當然，在積極“求新”、“求異”的中國當代作家和詩人那裡，也有很多“唯西方現代主義”的作家，而且這股風氣極大地抑制了中國作家向中國幾千年來的偉大文學傳統學習的興趣。這種批評在九十年代中後期以後已經越來越強。 第三、80年代的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經歷了一段藝術上的“無為”探索，為新的文學開闢了多種發展的空間。 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代表作家對於文本、語言等方面的探索導致他們與讀者之間的關係越來越遠，但他們似乎已經迷戀上這種無功利的探索，他們執拗地認為，這是真正的藝術，他們甚至宣言，他們的這些努力是為後世的，正如卡夫卡那樣，人們對他們的認識要到他們死後才能轉變。因此，有評論者認為，現代主義文學思潮是新時期文學中真正的藝術時期，文學自覺的時代。 這種藝術上的“無為”探索及伴隨著這一文學思潮的評論也是值得一提的。現代主義文學思潮一出現就引起了學界關注，它在文本方面的探索性和對此前文學成規的反叛性已經為學界所認可，但是因它而起的爭論卻總是找不到答案。這些論爭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先鋒小說的歸屬問題。拋開這些爭論的表象，可以看到每次爭論的參與者不論對先鋒小說是否肯定、不論站在哪個立場上，他們都共同關注著一個深層問題，那就是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走向。最具代表性的是程光煒通過對“現代派文學”的分析提出了“現代派文學”對“當代文學”的反叛構成了另一個“當代文學”的設想。 (52)從這一視角看先鋒小說，就會發現它的文學發展史方面的意義。對先鋒小說來說，模仿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通過一種形式的模仿對此前的文學陳規與觀念進行了一次徹底反叛，為其後當代文學的發展開闢了一個很大的新的可能性空間。 第四、80年代的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為當代文學史留下了很多“哥德巴赫猜想”，這些猜想成為所有作家和評論家共同面對和思考的重要命題。 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對傳統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思潮的衝擊和對當代文學的貢獻是不言而喻的，同時，也為當代文學史留下了很多讓當代和後世去回答的“哥德巴赫猜想”。 如文學與讀者的關係。先鋒派作家認為，文學可以不為當代人服務，文學應該是為文學史而存在的。還有先鋒派作家認為，文學是為寫作者自身而存在的，是不必要顧忌讀者的好惡的。甚至還有先鋒派作家批評當下的讀者閱讀水平太差，認為作家有引導讀者閱讀習好的責任，等等。總之，有關文學的“接受美學”被尖銳地提出。 如小說的語言問題。小說的語言要不要意義？小說究竟是語言的藝術，還是語言僅僅是表現小說內容的工具？ 如對待傳統的“文以載道”的問題。許多現代主義文學思潮代表作家不主張“文以載道”，只強調文本，但是，只要是小說，就會有所指，它就在傳達意義，就有精神指向，即使是虛無，也是一種載道，那麼，是否真正存在不載道的文學呢？ 如小說要不要講故事的問題，小說要不要人物的問題。這些本不該成為小說的問題在先鋒小說家那裡，都成了問題。但不講故事，不寫人物，怎麼寫小說呢？先鋒小說最後的宿命似乎從反面證明了小說還需要一定的故事與人物。 雖然80年代的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像曇花一樣稍縱即逝了，但是，他們的精神似乎並沒有因此而斷流，相反，他們所進行的一系列探索都成為今天文學的“常識”，而且還有一些作家仍然在進行探索。它是否又在說明，他們所提出的一系列命題有它的合理性呢？ 第五、當代文學與中國傳統文學有了微妙的繼承關係，人們開始重視傳統。 今天我們重新評價80年代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意義時，我們不能忘記它還有一層重要的意義，那就是有極少數的作家非常罕見地將他們的目光投向了傳統。從先鋒派起家的法籍法人作家高行健的作品後期非常重視中國傳統文化，他坦言中國道家和等經典對他的影響。更多的作家則學習傳統文學中的那種意境和語言，還有一些作家則直接從傳統尋找新的意義與價值。如蘇童新近出版的就想重新來解釋中國古代神話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 這些稀有現象表明，中國作家已經開始向偉大的中國傳統學習了。 在新世紀重新來評估80年代現代主義文學思潮，應該將其放在整個當代文學史甚至當代世界文學的大背景下去考察，應該更多地從積極的意識上去肯定，而不應該仍像過去那樣抱之以譏諷甚至棒喝的態度。只有肯定了其積極的方面，當代文學也才能真正有所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