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第五章“先鋒文學”的本我探尋

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存在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它是以西方現代哲學和現代心理學為基礎的。從文學範式的角度看，現代主義與傳統的現實主義及其當代的現實主義沒有本質的區別，因為為它的關注點仍然是“人”。在現實主義文學產生之前，文學的關注中心是“神”，例如古希臘神話、史詩等關注的是“神”的世界、英雄的世界，這樣的文學具有神奇性和娛樂性，它指向的是彼岸世界。文藝復興後才提出了“人”的問題，但是“神”和彼岸世界仍然在起作用。十八世紀以後，“人”才真正成為世界的中心，這一時期發現的“人”是理性的人，在文學世界中，“人”的本性是理性的。但是此後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西方性氾濫的產生及其帶來的一系列嚴重的後果，使人們發現理性的“人”的虛幻性和不可靠性，人們又一次發現：“人”的本質不是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這樣的背景之下，產生了現代主義思潮，比如像徵主義、表現主義、意識流等等。至20世紀後期，人們發現“人”本質不論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其存在性都是值得懷疑的，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文學不再強調真實，不論是現實主義有關世界自然的真實，還是現代主義有關“人”的非理性層面的真實，文學開始明確地張揚其虛構特徵和文本特徵，對一切的解構也成了文學的特徵之一，後現代主義思潮產生了。八十年代，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幾乎是爭先恐後地湧入中國的，他們對於中國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形成起著重要的作用。

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在中國的傳播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儘管它在中國時沉時浮，但是它貫穿於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的過程之中，並且不斷深化、不斷推進。總體看來，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在20世紀中國文學中影響較大的時期主要有三個：一是“五四”文學革命，二是三四十年代，三是八十年代。 中國現代文學自其誕生之日起就受到了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影響。 1917年1月，胡適發表於“五四”文學革命主要陣地《新青年》第2卷第5號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也是受到了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這篇一發表就以空谷之音震動文壇的文章被看作是事國現代文學發生的標誌。事實上，在此之前的1915年，陳獨秀就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三號(當時名為《青年雜誌》)上發表了《現代歐洲文藝史譚》，介紹了西方象徵主義文學。此後的現代文學巨將們也紛紛在他們的創作中積極借鑒現代主義。現代主義在中國現代文學中不只是一種創作方法，它還包含了一種對於“人”的發現，這“人”更多的是個體的人，在強調人的個體價值上，“五四”文學革命的先驅們表現出了驚人的一致。周作人在1919年3月就指出，文學的內容與形式都是重要的，“文學革命上，文學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卻比第一步更為重要”。 (1)他所說的第二步就是“人的文學”。而這“人的文學”是人道主義的文學。周作人對其“人的文學”的本質概括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 (2)魯迅同樣提出了“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的思想，創造社成員郭沫若鬱達夫等強調表現自我、展示自我的精神特質更是顯而易見的。個體的人在“五四”文學革命先驅們心中佔有極重的位置，現代主義對於“人”的發現在這裡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裡的“人”主要是個體的人的覺醒。

三四十年代，由於現實鬥爭的需要，現代主義文學受到冷落，但其思潮並末消失，其時的文學所受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文學自身，如西南聯大詩人群對現代主義文學的研究、譯介及創作實踐。這一時期現代主義文學思潮不是主流，但其傳播和影響變得越來越深入，在中國的文學土壤中不但產生了現代主義作品，而且還產生了現代主義性質的文學流派，比如現代詩派、新感覺派、中國新詩派等。但是，接下來從新中國成立到七十年代末將近三十年的時間裡，由於中國大陸對於文學社會功能的強調和整個社會以歌頌為主的文學基調，現代主義文學被看成是西方資產階級腐朽頹廢的文藝，受到了一致的批判。這種政治高壓下的批判在某些方面卻起到了宣傳和傳播現代主義的作用，而這一時期的現代主義文學則像地火一樣在地下運行，“文革”時期的地下創作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八十年代，中國國門又一次打開，西方的各種思潮流派及哲學文學思想又一次潮水般湧了進來。對於中國新時期及其後文學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的是西方20世紀現代主義文學和後現代主義文學。尼采、弗洛伊德、卡夫卡、薩特等人都是對新時期文學影響極大的思想家、哲學家。伍爾夫、普魯斯特、喬伊斯、貝克特等作家對新時期文學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他們對於人類新的意識領域的挖掘、對於人的異化的揭示、是對於“人”的又一次新的發現，這與新時期伊始就尋找“人”的觀念不謀而合，中國八十年代的文學借鑒學習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外來的文化對照下對“人”的問題進行了又一次思考。 確切地說，從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的十年裡，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在中國的傳播及接受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又一次和世界開始文化交流，西方現代哲學、現代心理學、現代文論和現代派文學作品開始進入中國。由於在八十年代之前受到社會政治等的因素影響，我國對於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譯介和傳播並不普及，國內對於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了解也比較缺乏，新時期對於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譯介首先是把它作為一種知識來普及的。根據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來看，朱虹發表於1978年的《荒誕派戲劇簡介》(3)和《荒誕派戲劇述評》(4)是新時期以來較早對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兩篇譯介文章。 1978年夏秋之交，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西方現代文學的人員舉行了一次座談會，研究重新評價現代派文學的問題。他們在會議上的意見是一致的，認為應該用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來評價西方現代派文學，這雖然是一次小型的座談會，但它在當時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1978年底，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在廣州召開了全國外國文學研究工作規劃會議，儘管會議上有人強調對於現代資產階級的反動文學和修正主義文學，要進行批判和研究，要讓它們成為反面教材，(5)但柳鳴九卻在會議中提出了不同觀點，他認為西方現當代文學中的確存在反動頹廢的內容，但其中不乏有價值的東西。並且舉例，現代派的幾個最重要的人物卡夫卡、薩特等人就繼承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人道主義的傳統，具有一定的進步性，在藝術上有許多可取之處。不能把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看成是唯一的文藝創作方法。意識流、象徵主義、表現主義等現代派的創作方法也有一些可取的因素。 (6)今天看來，柳鳴九的這些觀點已經不足為奇，但在七十年代末的中國，這樣的觀點是很前沿的，需要很大勇氣，在當時有開一代新風氣的意義。此後，一些雜誌開始有意識地刊發研究西方現代派文學的論文，比如《文藝研究》、《世界文學》、《外國文藝》、《譯林》、《文藝理論研究》、《外國文學研究》、《當代外國文學》等。新時期之初最早的這些文章往往是以知識普及和介紹為主要目的，雖然其後的一些文章開始對現代主義文學的性質進行探討，但僅僅是局限在外國文學研究領域，加之當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佔據著中國文學的主要地位，所以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新時期之初的影響範圍不是很廣，但是它為國人揭開了現代主義的面紗，讓國人看到了一個新的文學空間。這些文章的作者一般是專門從事外國文學研究的人員，而他們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脫穎而出的：袁可嘉、柳鳴九、朱虹、湯永寬、陳焜、董衡巽、高行健、馮漢津，等等。

從這時起，中國同時出現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文本翻譯和理論紹介，它們開始在中國逐漸產生了影響。 《當代外國文學》1980年第1期發表的薩特的作品是較早進入讀者視野的作品。 (7)與當時的西方正在流行後現代主義思潮有關，最早介紹到中國的外國現當代文學是荒誕派戲劇，加之當時中國文學界普遍缺乏清晰地區分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意識，所以，中國新時期文學幾乎是同時受到了西方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以至於今天有人認為西方後現代主義比現代主義進入中國的時間還要早。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承認的一個事實是，中國新時期文學同時受到了西方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影響。在短短的兩年左右時間裡，進入中國的有荒誕派戲劇、象徵派詩歌、意識流小說、表現主義、存在主義、超現實主義、法國新小說、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魔幻現實主義等。西方現代派的代表作家作品也紛紛湧入中國：奧尼爾的戲劇《瓊斯皇》《毛猿》《天邊外》、加繆的小說、卡夫卡的小說、喬伊斯的小說、福克納的小說、海明威的小說《乞力馬扎羅的雪》、尤奈斯庫的戲劇《禿頭歌女》、貝克特的戲劇《等待戈多》等。

對新時期文學產生了較大影響的是袁可嘉、董衡巽、鄭克魯等人編輯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這套書共四冊八本，1980年開始，到1985年才出版完整。這套書中包括十個西方文學流派：後期象徵主義、表現主義、未來主義、意識流、超現實主義、存在主義、荒誕文學、垮掉的一代等，這套書以流派為經，以時代為緯，並且附有各個流派的簡介和各流派主要作家小傳。卷首有袁可嘉寫的前言，全面系統地論述了西方現代派文學產生和發展的社會背景和思想淵源哲學基礎、思想藝術特徵、歷史、它對我們的意義等問題。書的附錄也是袁可嘉撰寫的，名為《我所認識的西放現代派文學》。這套書第一版就銷售了十五萬冊，在當時影響了許多人，後來積極參與現代派問題論爭的人和積極嘗試現代主義文學創作的人最初大都是從這套書來理解現代主義的，客觀地說，這套書為普及現代主義文學發揮了很大作用。這套書有其積極的一面，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其一是袁可嘉受當時特定的時代政治氣候的影響，對西方現代派作家進行了一次分類，給作家貼上了政治標籤，把他們分成“左翼”、“右翼”、“中間派”，並且強調了他們的“資產階級性質”。其二則是把西方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統稱為現代派文學，這導致了中國新時期文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於二者的混淆和難以把握。

此外，各種西方現代文學的譯介研究著作紛紛出版，柳鳴九選編的《薩特研究》、駱嘉珊選編的《歐美現代派作品選》、陳焜的《西方現代派文學研究》、湯永寬的《當代美國短篇小說集》、高行健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李文俊等人的《福克納評論集》和《海明威評論集》、石昭賢等人的《歐美現代派文學三十講》等。新時期，我國翻譯出版的外國圖書超過了六千餘種，許多出版社還出版了叢書、文庫，均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如：“外國文藝理論叢書”、“美學譯文叢書”、“外國文學研究資料叢刊”、“西方哲學流派叢書”、“現代外國文藝理論譯叢”、“現代西方學術文庫”、“二十世紀文庫”等。這中間引起較為廣泛關注的是高行健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 (8)

高行健是學習外語出身的，他對法國文學有著較為深入的研究，法國也是現代文學的重要源頭之一。波特萊爾、馬拉美、蘭波、魏爾倫、瓦萊里、普魯斯特、紀德、薩特、加繆、貝克特、尤內斯庫、羅伯·格里耶、西蒙等文學家、思想家使得法國現代主義文學、後現代主義文學的各個領域在世界上形成了巨大的影響。法國文學正是高行健進入現代主義文學的一個有利的點，它使高行健比同代人更早認識了現代主義文學的本質特徵。高行健在書中具體介紹了象徵主義、意識流、荒誕派戲劇等現代主義文學流派，並從不同角度對現代小說的發展作了分析，現代主義小說中的傳統手法已經被意識流、怪誕、抽像等技巧取代，該書中強調了現代主義文學的時代性。我們可以發現，儘管高行健的這本書貌似探討“現代小說技巧”，實則具有一種表明立場的論戰性質。他沒有把現代主義局限在所謂技巧的境地，而是把它看作中國當代文學追求的目標。他在書中指出巴爾扎克代表的現實主義已經成為古典，雨果代表的細緻描繪環境的浪漫主義也不是時代所追求的目標。高行健在這本書中提出了自己的文學觀，那就是強調文學要揭示現代社會矛盾，探索人的內心。這本書一發表就引起了新時期關於現代派文學的論爭。由於這本書的出現與當時文學界求變求新的熱情相符，所以，它在創作界得到了熱烈的響應，參與論爭的有許多是當時比較受關注的作家，他們就現代派文學所發表的觀點很引人注目，產生的影響也是空前的。葉君健先生為此書作了序，他的序文從社會發展的角度出發，強調的是現代主義文學在當時的時代性與合理性，並指出掌握當代世界文學的潮流和動態，與世界文學交流，進而參與世界文學的活動也是從事各方面“現代化”中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王蒙、馮驥才、劉心武、李陀等人為看到此書而歡欣，並紛紛就此書的出版發表自己對於現代主義文學的看法。王蒙稱這本書“論及了小說技巧的一些既實際、又新鮮的方面，使用了一些新的語言，帶來了一些新的觀念，新的思路”。 (9)馮驥才稱“在目前'現代小說'這塊園地還很少有人涉足的情況下，好像在空曠寂寞的天空，突然放上去一隻漂漂亮亮的風箏，多麼叫人高興！”(10)他還說，“現代派”並不是洪水猛獸，沒有必要懼怕，它是應社會和時代的需要而出現的。然而，我們今天回過頭看馮驥才的創作，就會發現他的作品中很少表現出明顯的現代主義文學特徵，他注重的是現代主義文學在當時的實用功能和時代性，此前的文學已經被大一統的政治氣候異化，在這個時候，文學最需要的就是走出異化，找回自我。現代主義文學思潮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進入中國的，所以，它在中國得到當時許多名作家的認可，但是這些作家接受現代主義文學的前提是從民族文化出發的，他們認為，“我們可以、借鑒西方現代派小說中的許多技巧因素，創造出一種和西方現代派完全不同的現代小說”。 (11)

幾乎與此同時，兩位中國作家的文章引發了理論界對於現代主義文學的真正關注。女作家戴厚英在其長篇小說的《後記》中直接表達了她對於長期以來居於主流地位的文藝觀的懷疑和對現代主義文學的好感。她說：現實主義方法“絕不是唯一的方法，甚至也不是最好的方法”。 “我吸收了'意識流'的某些表現方法，如寫人物的感覺、幻覺、聯想和夢境。我認為這樣更接近人的真實的心理狀態”。 (12)儘管戴厚英的的現代主義特徵並不十分明顯，但是她的《後記》由於行文不甚嚴密等原因，在當時就招來了許多人的批評。 (13)1982年第1期的《外國文學研究》上發表了作家徐遲《現代化與現代派》一文，這篇文章引發的是八十年代第一次系統的、集中的關於現代派的爭論。徐遲把現代派文學與我國的現代化建設聯繫在一起，認為這是現代化社會不可或缺的精神文化產品。 “我們將實現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並且到時候將出現我們現代派思想感情的文學藝術”。可視作這篇文章的中心論點。我們完全可以理解徐遲迫切希望中國進行現代化變革的心情，但是，他的這篇文章的表述存在著一些問題，甚至存在著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他在現代派前面加上了“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修飾語，顯出激情過度而理性不足。徐遲的這篇文章儘管存在許多不足，但是它把現代主義看作一種具有時代性的思潮，他的自相矛盾實際是間接為現代主義文學尋找政治層面合理性的依據。這篇文章發表後，全國各地報刊發表了就此爭論的數百篇文章，爭論的話題中心是當時的中國文學“要不要現代派”。在爭論中，反對徐遲的文章從數量上多於支持的文章，而且由於各種原因，這場爭論中反對現代派的一方佔了優勢。當時，人們對待一切事物往往是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新的思潮一旦出現，就立即被納入模式之中，現代主義的對立面是現實主義，現實主義代表的是社會主義文學、是主流意識形態，那麼現代主義就成了資本主義文學的代表，是與主流意識形態相對立的，這樣就把這場學術論爭引入了政治方向，因此有人稱這場論爭是一場“學術價值很低政治色彩很濃文化意義深遠的文藝論爭”。 (14)

此後，中國國內開始“清除精神污染”，從1983年底起，關於現代主義文學的爭論就逐漸沉寂了。但是現代主義文學的譯介卻一直在默默繼續，這一時期的出版社仍然在出版西方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文學經典文學作品的中譯本。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越來越多的中國作家和詩人在觀念上接受了現代主義，把它看成當時世界文學中最具時代性的思潮，並以此作為自己的追求目標。於是，1985年前後出現了被評論界稱之為“85 新潮”的創作潮流。一批新的作家迅速登上文壇，他們以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為主要背景，對於西方20世紀文學有較為深入的了解。他們的作品明顯具有學習和模仿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作家的痕跡，作品中帶著濃厚的現代主義色彩。這與此前文壇上人們已經習慣的現實主義作品有著天壤之別，他們出現後，立刻對於文學創作，尤其是小說創作形成了極大衝擊，因此被稱為“小說爆炸”。他們的名字有：馬原、殘雪、莫言、余華、孫甘露、格非、蘇童、阿城、劉索拉、徐星、陳村，等等。他們中大多數人發表於1985年前後的作品都具有鮮明的現代主義文學特徵，例如馬原的《岡底斯的誘惑》、殘雪的《蒼老的浮雲》、格非的《褐色鳥群》、孫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壇子》、蘇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等。這一批作家正是因其一系列具有現代主義文學特徵的作品而確立了他們的文學地位。與此同時，他們的文學作品引起了當時文壇對於一些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問題的關注，這些與現代主義文學思潮有關的文化熱點討論對於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起到了一定作用，比如80年代中期的“美學熱”、“心理學熱”、“文化熱”、“新方法熱”、“新觀念熱”。 較之此前的文學潮流，具有現代主義文學傾向的作品運用了全新的藝術手法，比如隱喻、意識流、荒誕、精神分析、變形等，往往表達的是作家對於人的非理性層面的探索和終極意義的思考，這就對文學批評提出了新的要求。此前的文學主流是現實主義文學，與之相對應的是現實主義理論。文學社會學批評佔據了批評界很長時間，用它再來規範評價現代主義文學作品則顯得很難，其可能性甚至令人懷疑。所以，在80年代中期，與現代主義文學相應的文學批評理論也湧入了中國，我國理論批評界對於新的批評理論和批評方法表現出了積極的態度，他們很快接受了與現代主義文學相關的新方法並廣泛運用，如精神分析學、形式主義、新批評、原型批評、結構主義、現象學、接受美學等，這形成了新時期文學中理論批評界的“方法熱”。這次“方法熱”中最早“熱”起來的是精神分析學。弗洛伊德在80年代初就引起了國人的關注，、《自我與本我》、等就進入了中國，到80年代中期，形成了弗洛伊德研究和討論的熱潮，精神分析方面的研究譯作、著作大量出版。 (15)文學理論批評界紛紛運用精神分析學理論對我國現當代的一些文學作品進行人物心理深層的分析闡釋。緊隨精神分析學之後的結構主義批評理論，以皮亞傑的(16)為代表的結構主義文論於80年代進入中國，這一理論在中國廣泛傳播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對於文學獨立性的強調。而新批評則因其與現代主義的密切聯繫在80年代的中國文學思潮中起到了衝擊傳統文學觀念和“社會-歷史”傳統文學批評模式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見，到80年代中期，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在中國已經得到了廣泛傳播和發展，主要表現在文學創作實踐和文學理論批評兩個方面。至80年代後期及90年代，我國文壇的現代主義思潮逐漸被後現代主義思潮所取代，文學批評則又受到了解構主義、新歷史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