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第二節“改革文學”：對英雄的呼喚與對個體迷失的憂慮

如果說傷痕文學是對疼痛的本能反應的話，那麼反思文學就是對疼痛原因的追問。但是文學不能永遠沉溺在對文革災難的聲討和痛苦的撫摩上，“20世紀70年代世界範圍內蓬勃興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動世界經濟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明顯拉大，面臨著巨大的國際競爭力。我們必須通過改革開放，帶領人民追趕時代前進潮流”。 (3)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社會開始了自上而下的全國性經濟體制改革，改革帶來的日新月異的變化讓人目不暇接，作家們也不可避免地投入到改革的大潮中去，許多作家開始把創作目光由歷史拉到現實，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柯雲路的、高曉聲的“陳奐生”系列，何士光的《鄉場上》等一系列反映城市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作品應運而生，作家們一邊關注著現實中的改革發展，一邊在文學中發表自己關於祖國發展的種種思考和設想，從而形成了風騷一時的“改革文學”思潮。凡反映我國各個領域的改革進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會變化、人的心理命運的變化的文學作品，都應屬“改革文學”。 (4)《喬廠長上任記》創作於1978年夏，當時的蔣子龍在天津重型機器廠鍛壓車間當主任，《人民文學》約稿，他恰好因病在家休息，就用三天時間寫成了這個短篇。小說是虛構的，但有生活背景和作者對現實的思考，他所在的車間問題很多，諸如：有圖紙沒材料，好不容易把材料找齊，機器設備又出故障，等把設備又修好了，人心又不整齊，等等。他感到“自己像天天在'救火'，常常要晝夜連軸轉，身心俱疲”。 30年後，他追述到：小說“寫得很容易，就寫我的苦惱和理想，如果讓我當廠長會怎麼幹……”“'喬廠長'是不請自來”，“當時我完全沒有接觸過現代管理學，只有一點基層工作的體會，根據這點體會設計了'喬廠長管理模式'”。小說1979年發表在《人民文學》第7期，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的反響，首先是企業界，某些基層領導甚至把小說當成中央社論或企業管理的教科書來使用，還有個天津企業家為“喬廠長”稱號的歸屬而找人理論，還找到蔣子龍要求為之正名。一篇虛構的小說引起這樣大的社會反響，就在於它撥動了現實中最為敏感的一根神經，揭示了舊的經濟體制與建設“四個現代化”的矛盾，記錄了改革事業艱難曲折的歷程。後來有人將改革文學分了幾個階段：《喬廠長上任記》標誌著改革文學的開端與發軔期，這一時期的作品格調比較明朗；1981年底張潔的《沉重的翅膀》問世，“改革文學”進入了第二階段，這一時期的作品大都剖示了改革進程的繁難與艱辛，透射出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所帶來的社會結構的整體變化，特別是思想、道德和倫理觀念的變化；1985年以後，作為思潮的“改革文學”逐漸結束。

改革文學塑造了一批開拓進取、不畏艱險、頂天立地的“新英雄”形象，喬光樸就是改革者形象的一個代表，他臨危受命，去整頓一個被稱為爛攤子的重型機器廠，他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很快使工廠的生產步入正軌。張潔在《沉重的翅膀》中塑造的重工業部副部長鄭子云性格剛直，敬業奉獻，與舊傳統格格不入，陳詠明在改革中以人為本，作風嚴謹。 《花園街五號》(李國文)中的劉釗在過去由於出身問題經受了許多磨難，在新時期，又為改革事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也被坎坷命運和宦海沉浮鑄造成了當代的改革英雄。張賢亮在《男人的風格》中，塑造了一個風度儒雅、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另類英雄陳抱帖，他崇拜權力，仕途一帆風順，處處顯示出男性的雄風和人生的力度，表現出作者對改革英雄理想人格的期盼和對改革前景的樂觀想像，雖然有悖於生活的真實，卻很能振奮改革精神，激勵人們的鬥志。這些改革者為了改變國家或企業的落後局面，克己奉公、義無反顧地投入改革的洪流中，與各種反對勢力、落後思想和不良習慣堅決鬥爭。年輕的縣委書記李向南()自願放棄優越的工作環境，到偏僻落後的古陵縣工作，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招致了以副書記顧榮為代表的反對派的重重阻撓，從而陷入矛盾糾葛與困境之中難以自拔。中的傅連山為使省局的電力體制改革方案得以貫徹實施，觸犯了地方保護主義者的局部利益，他因此遭到冷嘲熱諷和人身攻擊。但是這些改革者不論遇到什麼艱難險阻，都會在上級領導的關懷下或者在黨的政策關照下排除一切困難，取得改革的階段性勝利，他們身上帶有鮮明的英雄主義色彩和革命浪漫主義精神，他們在精神上是與十七年文學中的英雄崇拜相通或延續的。儘管有些小說寫到了改革的艱難和阻力，但改革必勝的結局卻幾乎成為千篇一律的敘事模式。這些表現城市或工業改革進程的小說涉及的領域極其廣泛，上至國家要害行政部門、國有大中型企業，下至街道小廠、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和內心世界，體現出作家對社會、時代的廣泛現實的思索與關注。

與時代一致的是，農民的生活和精神在改革中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在許多農村題材的作品中都有所表現。賈平凹中的禾禾和煙峰在中國農村經濟轉型時期，依靠政策扶持，從單一生產結構轉變成多項經營，走上致富道路的典型。路遙中的高加林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看到改變命運的希望，他對現代文明的城市生活充滿嚮往，因此他緊緊把握融入城市的每一次機遇，雖然他的奮鬥以失敗而告終，但時代畢竟給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時，改革開放帶來的富裕生活也為底層農民贏得了“人”的尊嚴。高曉聲《陳奐生上城》中的陳奐生由於貧困被人瞧不起，在群體中處於被排斥狀態，沒人願意與他進行交流。改革開放使他有機會進城賣油繩，在此過程中他獲得許多城裡的新信息，加上與權力像徵者吳書記的偶遇使他成為村人眼中的能人，完成了他對尊嚴的尋找。同樣的情況發生在何士光小說《鄉場上》中馮麼爸的身上。從高加林到陳奐生再到馮麼爸，我們可以看出改革開放不僅改變了農村的經濟體制，而且促使農民主體意識和自我意識的覺醒，使其意識到自身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傳統農民也邁入了進取者的行列。改革開放改變了安於現狀、滿足現狀的傳統意識，進取者憑藉自身的能力和才華在時代舞台上奮力拼搏。同時，開放的社會環境使普通農民能夠走向自由發展的廣闊天地，成為自身命運的主宰者。雖然進取者缺乏改革者才具有的獻身精神，也沒有英雄氣概和遠大的理想，他們行動首先想到的是自身利益，而不是改變祖國貧弱的面貌，但正因為有無數平凡而偉大的進取者，依靠他們踏實的作風和辛勤的勞動，改革開放才能夠加快前進的步伐。改革文學受到主流文化和讀者的熱烈歡迎就是因為它的“當下性”，因為人不能永遠停留在對“過去”痛苦的回憶和反思之中，人類“健忘”的劣根性，追求“當下”快樂原則的自然本性使人們更加註重當下的生存境遇的改善，而1980年代的經濟中心的轉移，“四個現代化”的提出，“改革開放”的逐步推進都為國人描繪了一幅美好的生活圖景，一味揪住“過去”顯然不符合主流文化和經濟發展的要求，也有悖於人性的自然發展，加之改革開放初期出現的新舊體制轉換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社會矛盾也亟待解決，改革文學應運而生，成為新時期以來“功利話語與審美話語結合得較為完美”的小說思潮。

改革文學終結了“對傷痕的反思”，短短幾年之後，改革文學作家就忘記了過去的傷痛，轉而開始了對於國家“政策”的強烈認同和熱情歌詠，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高曉聲和蔣子龍。 《陳奐生上城》中的陳奐生在農村改革春風的召喚下，迅速“忘記”了文革的傷痛，精神抖擻地進城去交易，在經過一系列的奇遇之後，他做事更加起勁了，這一切改變的根源就是“坐過縣委書記的汽車”、“住過五塊錢一夜的高級房間”，這實際上是權力崇拜或偶像崇拜的變形，作家的文學想像不是建立在現實生活及其內在發展邏輯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對農村包產到戶現行政策的由衷的崇信上，作家主觀預設了農民即將來臨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轉變，小說寫出了作者意念中的“應該如此的生活”和人物“應該如此的精神面貌”，那時的作者恐怕無法預設20幾年後中出現的凋敝的鄉村圖景吧。 《喬廠長上任記》非常巧妙地將文革“三突出”的創作原則和敘事模式置換到新時期文學中，小說的故事模式與十七年那些後來被稱為“紅色經典”的作品幾乎完全一樣，只不過故事背景置換為1980年代的改革前沿，革命英雄、抗日英雄置換為“改革英雄”，但英雄的高大形象和完美品質並未改變，不僅如此，小說還採用了改革者與阻礙改革力量相互博弈的鬥爭模式，浪漫主義的改革正義力量必勝的理想結局(大團圓)，在改革初期，這種敘述迅速與人們日益高漲的社會改革願望接軌，論證並宣傳了國家政策，迎合了人們建國後所形成的文化價值觀念和審美心理定勢。若按小說的內在發展邏輯來推理，改革者遭遇的主要障礙是觀念、習慣、思想保守之類的舊體製表面上的矛盾，這種樂觀主義精神在改革初期是需要的，隨後的《沉重的翅膀》、等作品對改革的艱鉅性進行了客觀的敘述。蔣子龍以回歸文革傳統敘事模式和美學風格的方式確立了“改革文學”在新時期文學敘事的現實合法性。

改革文學強烈的社會功利性特徵與文革敘事模式與審美風格的回歸，及其理想主義與英雄主義色彩也引起了理論界與批評家們的關注和批評，改革文學試圖對急劇變化的現實作出同步的、明確的價值判斷的願望是良好的，但用誇張變形的手法將主要英雄人物人為拔高，將反面人物小丑化、漫畫化的二元對立模式的運用，卻使“改革者形象的性格特徵存在著明顯的雷同”，“在雷同化的背後是理想化”，“而在這些理想化的改革者形象背後，卻是清官主義——一個陳舊的理想模式”(5)這是改革文學的根本缺陷，當然也是歷史性的局限。 “清官意識”是中華民族的一種集體無意識，早已成為深厚的文化積澱，是集權制宗法制社會的產物，而打倒四人幫、改革開放都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改革者和作家們將改革困難的最終解決和對改革的信心與希望寄託在“清官”身上，是歷史與現實的必然，而作家們的問題在於沒有在現實中註入現代民主政治的神光，過分沉溺於對現實的書寫上，剛剛從文革噩夢中甦醒的作家們還沒有足夠的勇氣和能力對改革現實進行理性的批判。這一任務有待後來的作家們來完成，如今越來越多的作家開始對知青問題進行又一輪的反思與闡釋，相信會有作家對改革文學所表現的那段歷史進行新的解讀和闡釋，站在現代性和全球化的高度把那段歷史放在中華歷史文化的長河中去考察。

改革的激情在現實中不斷遇到新問題、新阻力，作家對現實的思考也隨之深入，關於個體精神的殘缺和失落的沉思已經逐漸浮現在字裡行間。張煒的《古船》、賈平凹的、路遙的《平凡的世界》、柯雲路的《京都三部曲》、王潤滋的《小說三題》、矯健的《小說八題》等作品所表現的改革已經明顯減少了理想浪漫的色彩和激情，他們更多地關注和表現普通勞動者對改革的自覺要求，描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需求，作品中交織著新與舊、正與邪、現代與傳統等各種各樣的矛盾和衝突，作品的基調也不再是盲目樂觀，而是客觀冷靜地反觀現實，對之進行深入地思考。在創作手法上，也不再固守傳統的現實主義法則，而是在堅持現實主義原則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鑒一些現代主義的表現技巧和手法，豐富了現實主義的表現方法。

對於中國農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土地”，所以1979年後，土地承包和生產責任制的實行在農村掀起了一次經濟和精神上的巨大變革。許多敏感的作家都對擁有土地支配權後的農民生產方式與精神世界的變化進行了廣泛的關注。有論者認為《黑娃照相》和《陳奐生上城》中農民形象的改變是“由於經濟上的變化而帶來精神上極大振奮”(6)閻綱認為陳奐生就像“中國社會主義革命中農民的美質和弱點的一面鏡子”，(7)但高曉聲自己卻認為主人公陳奐生“還沒有從因襲的重負中解脫出來。”(8)他始終專注於普通農民在物質與精神生活變化過程中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相對滯後的現實，沒有一味地應和主流話語的現代性期盼與想像，因為精神的現代性與農民物質生活的富足並不是同步的，普通農民的生存境遇和文化心理被某些書寫者用現代性話語圖解並敘述著。 《魯班的子孫》中，作者對新舊倫理的衝突和矛盾進行了細緻而又深刻的揭示，小說中的老木匠並不排斥小木匠的現代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能，他也承認“機器幹活快”，“抽袋煙的工夫幹的活足夠兩個壯木匠乾一整天”；但是，他不能接受的是小木匠的“誰富誰有理”的現代價值理念，這種建立在“商品交換原則”之上的現代倫理觀念與老木匠傳統的價值倫理觀念嚴重背離，老木匠篤信堅守中國傳統社會的行為規範和道德標準，他相信“人哪，走到哪一步都得講良心”。這種價值倫理的內在衝突構成了小說的內在張力，也引起了一些爭議，曾鎮南認為“《魯班的子孫》存在著為了宣洩作者道德方面的主觀義憤而犧牲了社會衝突孕含著的歷史內容的缺點。也就是說，作者在表現他純潔竣烈的道德感的同時，在某些重要的方面稍稍失去了歷史感”。 (9)那時受指責的地方，現在看來恰恰是小說的歷史價值與現實意義所在，世紀末以來，道德淪喪所帶來的精神困惑和社會問題讓我們痛惜之餘更感無奈和無力，文學也開始關注，難道經濟發展、生活富裕一定要以道德淪喪、精神迷失為代價嗎？這與改革之初的急功近利和改革文學的缺乏質疑精神和反思意識難道就沒有任何關係嗎？改革文學在推動改革進程的同時，也在客觀上影響了人心的變化。傳統鄉土倫理與現代西方倫理如何對話，改革文學的選擇在今天看來確實有點急功近利。

改革激發了人們對新生活的嚮往和追求，鐵凝的《哦，香雪》、路遙的、何士光的《鄉場上》等作品都表現了人們對新生活的熱切嚮往，對現代化的美好想像，但改革帶來的人們內心世界與精神層面的變化，以及農村人思維模式的變化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或者說被有意識地忽略或懸置了，尋根文學雖有校正的願望，但隱晦的表述方式與作品思想力度的欠缺卻無法抵擋日益豐富的物質生活給人的強大誘惑，世俗化浪潮和新寫實對世俗人生的肯定讓人倍感親近，並很快融入到追逐物質的虛假的現代化圖景之中。 改革文學中，國家、集體、個人的利益相互交錯，當國家利益與集體利益發生衝突時，國家利益是神聖的，它必然地與代表現代化的科學理性相結合，並最終戰勝集體的或區域的利益()；集體處在國家與個人的夾縫之中，那時的作家還缺乏足夠的勇氣和智慧來質疑“國家”，於是在敘述中巧妙地將集體的對立面轉換為假借國家名義徇己之私的個人，或者是障國家耳目、玩弄權術的小人(如《燕趙悲歌》、《趙镢頭的遺囑》等)。高曉聲和何士光的創作是“側面描寫改革的作品”，“更注重改革對普通人生活的影響，尤其是對普通人精神生活領域的影響”。改革文學基本的敘事模式是“改革—保守”、“傳統—現代”的二元對立，改革的價值體系構成是國家意志(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與四個現代化的美好前景的描畫)、科學、理性、效率等，改革英雄代表的是國家意志，他們的英雄品格是國家賦予的，改革的英雄壯舉是國家支持或默許的，國家在改革文學敘述中始終是隱含在文本背後的最高合法存在，而最終壓制的是人的自私自利，忽略的是人的個體存在的神聖。由於過於急切的現代化渴望和社會功利目的，“改革文學”乃至整個80年代中國文學主流最缺乏的就是個人化的話語表述，也就是說具有主體性的人在這一時期是迷失了，改革文學中的人是被體制化、概念化(現代化)、集體化的人，改革文學有力地促進了改革的發展，其社會價值是毋庸置疑的，但其文學價值卻一直受到質疑，因為改革文學最缺乏的就是對國家話語的有力質疑，及其對個體人的價值，特別是對人的精神世界的忽略，人的精神現代化的程度還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