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二節1990年代後：第四次“人”的發現

第四次人的發現表現在人文的人的發現、日常的人的發現、愛與寬容的人的發現、生態的人的發現、神性的人的發現五個方面。 20世紀80年代末端，中國當代文學中的理想主義和新啟蒙思潮受挫，90年代初，商業化、庸俗化、任逍遙潮流來勢洶湧，用王曉明的話說，“當時中國的文化狀況非常糟糕，可以說是處在嚴重的危機當中，”“當代知識分子，或者就更大的範圍來說，當代文化人的精神狀況普遍不良，這包括人格的萎縮、批判精神的缺失，藝術乃至生活趣味的粗劣，思維方式的簡單和機械，文學藝術的創造力和想像力的匾乏，等等，從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中國知識分子、文化人的精神狀況很差。”(6)危機不是這時候才出現，但人們對此問題關注的深度和廣度在這時候最為凸顯，於是，就有了歷時五六年的人文精神的討論。這個討論實際上關乎一次重要的人的發現。這一發現是發現了人與人文內在精神的緊密關係，發現了人之為人的重要標準和尺度，不是發現中國當代文學視域人文精神之富有和在人生實踐中之貫穿，而是發現其缺乏。

陳思和等認為人文精神是“一種人所以為人的精神，一種對於人類發展前景的真誠關懷，一種作為知識分子對自身所能承擔的社會責任與專業崗位如何結合的總體思考”(7)；王曉明等認為當代中國人文精神失落了，必須重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良因素應該被繼承，應該與現代人生接軌(8)；王蒙等認為中國歷史素來缺乏人文精神，本來沒有，何談失落，即便是有，也只是被閹割的偽人文精神，當下的要務是尋找知識分子的精神寄託和終極關懷(9)；李澤厚等說，文化商業化潮流並不單純是壞事，而是正好可以消解強硬意識形態包裹中的偽人文精神(10)；張汝倫等認為，應該注重自由思想的培育(11)；有人說，“痞子”作品也反應普通人的辛酸與苦痛，如果以某種道德上的優越感衡量之，以某種固定標準要求之，也可能導致潛意識中的“文化專制主義”；(12)有人認為需要人倫重建、情感重建、信仰重建與價值重建。 (13)

這一發現究竟抓住了什麼？王蒙說：“現在說的人文精神究竟是指什麼呢？指人道主義？文藝復興式的從'神權'中把人特別是把個人解放出來？指東方道德的四方八維？指'四個第一'，'八項作風'？還是乾脆指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的'四有'新人的培養？”(14)。發現者是想抓住人，發現了人的內在精神方面的缺憾，發現了人的本質要素的淪喪，發現了人珍貴品質的失落，或者發現人還未達到或未擁有健全精神指標，想抓住已有的不讓其淪喪，或向上提升使人達到標準高度。發現的核心，是人之為人的良性精神要素。 發現的一個起因“是90年代的中國現實，是對於伴隨著市場經濟和經商大潮而興起的負面現象：拜金主義、見利忘義、理想淪喪、道德解體等問題的審視。用一種經典性表述，就是對於金錢的關懷遠遠大於對精神的關懷。”(15)這一起因及相關認知在中國現當代文學視野中頗有特色。

人文精神討論末葉，趙毅衡在一篇不經意的文章中輕描淡寫地說，近來很多人談論人文精神或人文重建，基本上針對當下市場經濟大潮中“物慾橫流”、“自我主義”、“低俗”、“痞子”、“赤裸裸”而惶恐人文精神淪喪，或渴望人文精神重建。趙毅衡說，如果這樣表述，討論的起因和訴向就矛盾了，他說，如果尋找源頭探究原本理論意義上的人文精神，那麼，理論上的人文精神追求的基本要素恰恰就是“人欲橫流”、“低俗”、“赤裸裸”、“自我中心”，歷史中，人文主義是叛逆宗教秩序之神聖、莊嚴、崇高等而追逐世俗、人性和物質，消解永恆、絕對和無限而擁抱暫時、相對和有限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趙毅衡說，我們人文精神大討論中試圖重建的人文精神究竟是什麼？究竟在批評什麼？究竟要求到什麼？

此次人文精神討論中出現過3100餘篇相關論文和較多著作(16)，我以為，趙毅衡的這篇文字是最具學理性的。在我看來，這篇文章的價值，是在第一層面人的發現的基礎上，進入了第二層面的人的發現。在第一層面上，人們發現目下的人的狀態不對勁，發現人的內在精神有不足，但究竟需要何種新狀態，需要填補什麼，需要捍衛什麼，都不十分明確，也不十分準確。趙毅衡的第二層面人的發現觸及了問題的核心：如果在呼喚人文精神，那麼你呼喚的是不是人文精神的物慾橫流和自我中心之類？如果你在指責物慾橫流和自我中心之類，那你呼喚的究竟是什麼人文精神或是什麼精神？是與世俗物慾對應的神聖嗎？是與虛無對應的信仰嗎？是與相對、有限、暫時的道理對應的絕對、無限和永恆的道理嗎？我想，要回答這樣的問題，必須考慮和參照兩個重要的文化淵源：一、傳統中國文化之正面精神內涵，比如唐君毅認為，“我們所謂人文，乃應取中國古代所謂人文化成之本義，'人文化成'，則一切人之文化皆在內”，“中國儒家人文主義，以人為三才之中，上通天而下通地，所謂'通天地人曰儒'，誠是一大中至正之道。”(17)二、人文主義人欲橫流之前人的健康內涵之一：人的神聖性，這一點將在本篇論文第五部分展開論述並予以澄明。 (前兩部分可合為背景或者發展源流之類)

與世界文學狀況不盡相同，一般環境中的常理，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一些階段卻不便提說，在正常環境中不值一提的事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卻會構成重大主題，正常環境中被看重和珍惜的，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很可能被界定為無。比如關於日常，人類存在的首先狀況就是日常的、個體的、私下的人，但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日常的人常常被隱蔽、被壓抑、被辱沒，以至於日常的人的面目有時模糊，有時負面，有時淡去，以至於當有人發現了日常的人或發現了日常的人的價值點時，這樣的發現就構成整個文學界面的亮點。 中國二三十年代的文學中，鬱達夫的傳記體小說多表達日常存在在現實人生境遇中的苦悶與徬徨，丁玲早期小說表達女性人格獨立、個體自覺的社會人生矛盾，劉納鷗的私人小說寫都市人在現代節奏中的飄零感，冰心、林徽因、沈從文、廢名、許地山等關於日常的訴說和探究都極豐富。應該把這樣的文學事件與日常的人的發現聯繫起來予以梳理，但縱觀中國現當代文學脈絡，由所涉及的日常人的要素之廣、之深看，真正日常生活中的人的發現，是在啟蒙和宏大敘事的時代基本結束之後，是在商業化世俗化潮流不可逆轉的時代，是在慾望化被人們廣泛回應的20世紀90年代。原因是：一、90年代日常寫作時代，冰心時期真學理、真哲學、真啟蒙的理念已經被邊緣化；二、90年代日常化寫作時代，文革時代假大空的偽道統基本被人們看清底細。這時候有非常突出的特點，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除非觸及敏感政治，這是一個在日常生活談論空間和想像空間前所未有的任逍遙時代，是一個真正可能把日常心思如實說出的時代，這個如實說真心思，就構成了把人生日常因素講說到大過市場或多過慾望而講說日常真正價值的歷史可能。

新世紀之交，雷達說，“人的再發現，本是二十世紀貫穿至今一個重要的不斷深化的精神課題”。 “'新世紀文學'在原有基礎上深化著，那就是更注重於'人的日常發現'。有一種說法，認為新世紀的'人'既不同於1980年代的'理性'的人，也不同於1990年代新寫實的'原生態'的人，或'慾望化'的人，而是'日常'化了的人。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依我看，近些年來，一些作品更加註重'個體的、世俗的、存在的'的人，並以'人的解放'、'人的發展'作為'靈魂重鑄'的內在前提和基礎。”(18)諸如：張潔的是有意繞開宏大敘述，有意在生活細節中體味真實人生，用生命血淚體驗人生的個人化作品，表面上是女性的私人生活史，實際上是民族的心靈史；王蒙的《青狐》寫一個“老是趕不到點上”的女人的近乎極限的細微的人生體驗，是一部天問無解，風流自適之作，這些作品中蘊含了遠遠超出女人私生活的日常人生價值關懷點；探討愛情哲學，《外省書》寫精神救贖，《中國：1957》寫苦難中的昇華，寫家族文化背景下現代知識分子的沉浮，、《隱秘盛開》、《紮根》、、《抒情年代》、《愛人同志》、《命運峽谷》等都是以日常的眼光看見了人生的本來要素，發現了人心的發端和歸宿，發現了人的落腳點，發現了人本身。

林白《同心愛者不能分手》、《子彈穿過蘋果》、《晚安，舅舅》、《一個人的戰爭》等作品，陳染《與往事乾杯》、等“私人化寫作”或“慾望化寫作”的文本展示著幾乎“純粹”的個人世界。有意義的是：這些個人的空間和場景，一是與“人類”、“國家”、“集體”、“民族”、“人民”、“大眾”等宏大意向無關，二是與“啟蒙”、“教育”、“喚醒”、“解放”、“理想”之類理念訴向無關；三是與“正確”、“光榮”、“英勇”等正面旗幟無關。如林白所說，這裡表明的是“個人方式的純粹性”(19)。這個純粹性不可能是完全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相對而言，這個時代，人的本色內涵有可能被展示出來，有可能被看清楚。 私人的意義是基礎、豐富和本色的，有人說，90年代的“私人化”至少包含三層意義：一是“性別立場”，構成女性作家與歷史和當下對話的出發點，一切在女性之我的視域被定位；二是私人經驗，自我既是自由表達者，又是被審視者，由此把人生引向深層經驗，引向心靈世界；三是獨特的個體性，私人化寫作多表達強烈的精神品格、獨特的女性生活、極端的女性體驗等(20)。私人、日常的文學表達和核心追問往往是透過表層而深入到人的內心，陳染說，她尋索的是“人類精神的家園”(21)，她在關懷人的心。女性的、私人的、日常的發現最關心的是描寫後面的人心。非常重要的價值點，看上去是大篇幅的性，歸結點卻是心。

心是人的根，心是人的開始和結束。日常寫作述說的是當代社會與人生最本色、最真實的部分，或許是困境，或許是孤獨，或許是迷惘，或許是慾望，或許是逍遙，或許是無根，或許是隔膜，或許是異化，或許是摯愛，或許是自由，而最終顯露的是由日常承載的本來樣子的人。對日常的人的發現關注了日常的人的珍貴性，肯定了日常的人的細微要素，一方面是對人內部軟性要素、非理性要素力所能及的寬容、贊同與接納，另一方面是在人生結構中對觀念要素、理性要素予以緩解，讓人盡量多地顯露其內在本色，盡量少地表現出外化、社會化成分。如同心理學意義和社會學意義上人的發現一樣，文學表達中日常的人的發現展現著人的心裡的最初的真實，對這個真實的人的發現意味著發現了私人的人的客觀容貌。

中國現當代文學貫穿太多的仇恨與鬥爭，一直到上個世紀末，錢理群、摩羅、余杰等學者總結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學課文中貫穿的仇恨與鬥爭，總結現實的種種惡像，驚呼：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政治化教育、仇恨教育、教條化教育已經結出嚴重的惡果，由此掀起了全國范圍內中學教育內容及教育體制革新的討論。 摩羅認為，現在教育的主要弊端是教育內容的單薄和教育思想的單一，只要一個主題、一個目標、一個思想、一個聲音，而使人類更多寶貴的文化資源和精神財富被拒之門外，仇恨教育的指導思想在較長時間裡被正面宣傳，被正義化，被情理化，被體制化，最終由意識形態轉化為全民濃厚豐富的日常潛意識，從家長、老師到整個社會，仇恨化成了一種主宰人生的力量，太多對人格的踐踏、太多對人的尊嚴的凌辱，太多暴力，太多暴力的惡性循環，終於使社會捲入了蔑視和敵視人類的可怕境地，簡單來說，這種教育最終導致人心的淪喪。健康的出路在哪裡？就是放棄單一思想統治中人為的等級、敵意與仇恨，就是面向全人類的愛、關懷、憐憫、同情、體恤、寬容、人道(22)。摩羅《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等極力高舉的就是這些人生要素。

余杰說，“1949年以來的半個世紀，我們經歷了太多的失誤，得到了太多的教訓，有的失誤是能夠彌補的，有的失誤卻正在並將長期地成為中華民族發展前進的巨大障礙。”余杰評說冉雲飛《沈痾》時說到中國教育的三條線索：第一條線索是中國當前教育的現狀，從小學教育到中學教育，從大學教育到師範教育、成人教育，從宏觀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方針到微觀的師資力量、教材編寫、課程設置等，都存在嚴重問題，一直深入到中國人國民性病根“整人壓制人、把人當奴才使喚”。第二條線索是中國的教育發展史，病根在漫長的專制，“奴才教育是中國教育的核心，傳統教育是專制制度的幫兇。”第三條線索是對比西方人道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行為。余杰說，教育的對像是人而不是工具，教育的目的是把人教育成健康和幸福的人而不是教育成某種工具，清華大學學生劉海洋傷熊事件暴露的是當今教育的失敗和社會狀況的不健康(23)。呼喚愛是余杰教育思考的核心，余杰《愛應當成為教育的主要線索》說，“愛應當成為教育的主要線索，成為公民社會最堅固的基石。”他講的一個故事對中國人來說，對中國的教育來說，是很有價值的，“1991年11月1日，一名剛剛獲美國愛荷華大學太空物理博士的中國留學生盧剛，開槍射殺了3位教授、1位副校長和1位同樣來自北京、同時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山林華。……中國留學生在日本、加拿大、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地犯罪成風，中國國內大中學生的犯罪也在迅速增長。有人驚呼，在1980年代出生的青年人中，冷漠、放縱、自私、自我中心成為精神時尚。”“然而，就在安？柯萊瑞女士遇難之後的第三天，她的家屬發表了一封給盧剛家人的信件：信中說，我們剛經歷了突發的巨痛，我們在姐姐一生中最光輝的時候，失去了她。我們深以姐姐為榮，她有很大的影響力，受到每一個接觸她的人的尊敬和熱愛———她的家人，鄰居的大人和孩子們，她遍及各國的學術界的同事、學生、朋友和親屬。……安生前相信愛和寬恕。我們在你們悲痛時寫這封信，為要分擔你們的哀傷，也盼你們和我們一起祈禱彼此相愛。在這痛苦時刻，安是會希望我們大家的心都充滿同情、寬容和愛的。我們知道，在這時會比我們更感悲痛的，只有你們一家。請你們理解，我們願和你們共同承受這悲傷”。余杰說，“這封信戰勝了邪惡與死亡，體現了人性的高貴和寬容。這封信件展示了教育中最為寶貴的一個側面：這就是愛的教育、人性的教育和寬容的教育。”(24)余杰《我的夢想在燃燒》、《光與影》、等主要關注的就是愛與寬容等正面的人生要素。 “人必須要做的敬畏生命本身就包括所有這些能想像的德行：愛、奉獻、同情、同樂和共同追求。”“多一分寬容和愛、多一分對和平的渴求，也就少一分戰爭的危險，避免悲劇的誕生。”“沒有信仰的人生、沒有愛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人生！”(25) 劉青漢《跨文化魯迅論略》的核心是在基督教文化與漢文化基本要素的對比中分析中國文化要素的本質，認為，在中國，最重要的，不是在不健全的、負面的、不足夠的和黑暗的文化精神資源里反反复复顛來倒去咒詛、揭露、批判、否定、顛覆、仇恨、鬥爭、痛苦、絕望，最重要的，是讓人在健全的、正面的、足夠的、光明的精神資源里滋養、哺育、茁壯、喜樂、肯定、相愛和蒙福。至關重要的，不是去揭露、懷疑、批判、毀壞作為果的不好的人心和不好的人生，而是光明地、積極地、清晰地、建設性地看取和吸收作為因的、健全的精神資源。魯迅精神的人類價值告訴我們，在中國文化語境中，魯迅改造國民性的努力幾近絕望，魯迅是中國文化的一座高峰，而高峰的高處卻是絕望。魯迅確實是一坐橋，中國文化資源中的人要最終走向盼望，就必須走進魯迅，然後出來。必須走進魯迅，就是必須開始不再蒙和騙，就是開始象魯迅一樣正視和直面現實。走出魯迅就是走離具體的魯迅而走向魯迅的眼前、魯迅的盼望：愛的人間。這是中國文化資源中魯迅研究最應確立的價值定位，也應該成為中國文化精神資源自身不斷淨化的內在要求。今天，中國的根本問題是人心淪喪，人心出了問題是人生最可怕的狀態，改變這種只有欺騙沒有誠實的可怕狀況的唯一有效辦法是改善人的心靈品質，汲取人心健康成長的良性飲食。今天，在中國，最需要的是在健全的文化資源、精神資源、思想資源、心靈資源、生命資源里持之以恆地講誠與愛的正確的道理，而不是在不健全的思想資源里一如既往地講惡的、虛假的、欺騙的、指鹿為馬的或掩耳盜鈴的道理。中國人心的土壤最需要的是正面的、積極的、肯定的、建設性的培育、呵護。一點一滴，用愛、同情、善良、寬容、悲憫、仁慈、盼望、信念，去滋潤、澆灌、餵養、培育和保守。道理是明擺著的，更需要的是希望(而不是絕望)，是祝福(而不是咒詛)，是培育(而不是揭露)，是信念(而不是徬徨)、是建設(而不是毀壞)(26)。 《聖經》箴言說：“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27) 建議您把這兩部分刪去吧，余杰的觀點只是一家之言，而且爭議很大，用劉青漢的觀點統領百年思想史可能不妥，作為文化資源是可以的。 徐志摩、沈從文、廢名、許傑、冰心、許地山、彭家煌、台靜農、王任叔、許欽文們的文學世界早都把人文關懷與生態公義相關聯了，而且關聯得氣韻非凡。沈從文一個人的文學世界，就足以讓我們把人文關懷與生態公義的道理看得通透。但實際的情況是，就中國大多數人的生命經驗而言，沈從文們在我們稱之為現代文學的那個領域為我們展示的人文關懷與生態公義的道理，高過、遠過和深過了我們所能看得懂的程度。因為如魯迅所說，我們忘心大，今天的人們，都是以史無前例的開拓者的飽滿姿態，都是以曠古未有的第一個大救星的真誠心在重履昨天災難的覆轍，我們很難把距離遠一點的原因和結果聯繫起來，只有當古怪的結果被一個極端醒目的原因立竿見影地引發出來時，我們才能通過眼睛看到部分究竟。而沈從文們描繪的田園牧歌式的美麗大地，沈從文們以心血和情感熱愛和捍衛的自然狀態的土地家園，與被沙漠化廢墟化的家園之間存在著一個較遠的，一個使我們的眼光難以粘連到一起的遙遠距離。彌補了一些我們心智的缺陷，很醒目，很短時段和很明確的歷史線索，70年代天堂一般美麗富饒的內蒙古草原，經過30多年轟轟烈烈的偉大建設，73%的草原變成了沙漠，這一圖景較為直觀，我們大多數人能夠看得懂。在這樣的文本中我們可以看見不同的人，在大自然中為所欲為的人，主宰、踐踏和屠殺其它生命的人。 人的地位和人的道理被重新審視，由人組合而成的社會的道理被重新探究。宇宙自然的大道理與人為的小道理的關係非常微妙，如果小道理順應大道理，使小道理與大道理和諧，那麼，小道理會造福於人；相反，如果小道理逆大道而行，使小道理處在與大道理的矛盾衝突對抗當中，那麼，小道理必將製造災難。畢利格老人說，在蒙古草原，草原是大命，剩下來的都是小命，小命要靠大命才能活命，連狼和人都是小命，草是大命。大命是大自然的規律，是天理，天理始終先於人的道理和政治的道理。畢利格老人說，草原狼是騰格里派來保護白音窩拉山和額侖草原的。 (28)在人看來，消滅狼是為了保護羊和馬，但天理是，只有保護草原才能保護羊和馬。畢利格老人說，草的命最苦最薄，蒙古人最可憐最心疼的就是草和草原。 (29)“草原是大命，可它的命比人的眼皮子還薄，草皮一破，草原就瞎了，黃沙刮起來可比百毛風還厲害。草原完了，牛羊馬，狼和人的小命都的完，連長城和北京城也保不住。”(30)烏力吉說，草原太薄太虛，怕的東西太多，最怕的是不懂草原的人來管理草原。 (31) 人可以製造超過人們想像和常常被人們忽略的滅絕性災難，很多災難是不經意當中釀造的，很多災難造成的後果卻不可挽回。社會化的人的行為更加會出離常理，社會的方針政策更加會忽略天理。人類最大的錯誤在於忤逆自然規律的行為，包順貴是的政治化身，他是一個以時政的小道理率性妄為的逆天理而行者。政治的道理是，今天他認准一件事，今天就“不惜一切代價”只做這件事，今天認准要砍掉山上的樹，他就在一天之內用行政命令傾萬巷萬民把樹挖光、燒光，第二天發現洪水來了，發現前一天錯了，那麼，他還是只管今天的事，而今天的事就是“不惜一切代價”抗洪。包順貴面對一場狼災時就把所有問題看在狼身上。草原人烏力吉面對一場狼災時更關注草原存在的綜合因素和長久命運，包順貴們認為，搞農業“才是內蒙長遠的出路”，於是，在廣積糧的政策下，拖拉機、汽車、卡車、機關槍、又燒又懇的兵團開進了草原，草原狼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曾經是那樣美麗的草原，一望無際的天堂般的草原，11.23億畝的草原，多有濕地、小河、湖泊，遍地野花，就像天堂。幾千年的草原，到包順貴們手上，僅僅30年工夫。 (32)陳陣感慨說，“體制黃沙比草原黃沙更可怕，它才是草原沙塵暴的真正源頭之一。”(33) 2005年，徐剛說，“以草原文化著稱的內蒙古草原面積為11.23億畝，已經和正在退化的草原達8.20億畝，其比例高達73%，……因而，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內蒙古大草原已經徒有其名徒有其表，在最乾旱的1999年，內蒙古大草原的羊在吃光了草根之後只好吃沙子和死老鼠，或者羊與羊之間互相啃吃羊毛，當有的死羊解剖後胃裡的羊毛、死老鼠和兩公斤沙子呈現在牧民眼前時，牧人的淚水奪眶而出，這片沒有羊的土地，人怎麼活下去啊！內蒙古是中國土地荒漠化最嚴重的省區之一，……荒漠化土地為6.3億畝，佔總面積的35.6%；水土流失面積2.9億畝，佔總面積的15.8%”。 2001年，錢正英帶領中國工程院專家學者調研的結論是：“內蒙古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於牲畜數量增加，草原不合理開墾，植物資源的過量採挖，使草原植被和土壤不斷沙化、退化，生態環境急劇惡化，目前已全面處於嚴重荒漠化的威脅之中。”(34)“1994年-1999年，內蒙古土地荒漠化的面積以每年平均增加3125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展，是同時期另外11個土地荒漠化區年增加面積總和的90%。”“更讓人心驚膽戰的是，這種惡劣的態勢一度曾迅猛擴張危機北京、天津、華北平原，由此可見大地的完整性一旦破壞，喪鐘就是為所有人敲響的了”。 (35) 如果沒有正確的理念，如果沒有對自然的敬畏與熱愛之心，人的負面形象就會彰顯，人就會變成破壞與作惡的機器。近半個世紀，中國的森林“被毀絕”，基本國情的報告數字讓人觸目驚心。在素有“林海”之稱的黑龍江，曾是佔全國森林總量1/4、木材產量40%的省份，到1980年代後期，“木材資源已面臨枯竭”。居全國森林面積第三的四川在建國後的30年時間里森林面積銳減，沱江、涪江、陵嘉陵江等長江主要支流流域的川中53個縣的森林覆蓋率銳減到不足3%，其中19個縣不到1%，致使近年來這些地區連年洪水滔天，水災面積是60年代的9倍。 “80年代末，一位經濟學家曾列舉了以下形象化的數字：用形象的語言說，就是在我們這個樹木就不多的國家裡，學校每上一堂課的時間，有4000畝森林被毀；每吃一頓飯的工夫，有2000畝森林被砍伐一空；甚至，每眨一下眼睛，有12畝森林從我們的土地消失……目前，中國森林資源已瀕於枯竭。”(36)“中國已無森林。”(37) 沒有愛心時，人會是麻木的和殘暴的。現在的中國，水土流失已使許多地方的人喪失了基本的生存條件。黃河每年夾帶20億噸侵蝕土壤，(38)長江每年土壤侵蝕量達40-50億噸。 50年代，長江土壤侵蝕量相當於39厘米厚的耕地830萬畝，長江流域流失面積36萬平方公里，到80年代，流失面積增長了103%以上。 (39)水土流失的另一危害是河床增高，水患連連。現在，黃河已高出濟南5米，高出開封10米，高出新鄉15米，高出鄭州20米，這種高度的災難性是不言自明的。更可怕的是，中國的珠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遼河、松花江等其它大河也都成了懸河，“半個中國成為洪水滔天的澤國的危險便潛伏在我們身邊。”(40) 沙漠化的程度極端嚴重，半個世紀的時間，人口翻了一番多，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土地各翻了約一番半，我們的生存空間已被壓縮到原來的1/5。 (41) 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的人肯定是逆天而行的人，中國所謂的“自然災害”實際上是“人造的”和“人找的”，水資源枯竭、江河湖庫乾涸、污染氾濫、垃圾成災、物種滅絕等萬劫不復的災害基本上都是體制性的、人為的。曾經的人們把過多的精力放在戰天斗地上，現在的人們把過多的精力放在抓經濟效益上，都是只看見一部分人的道理，看見特權的道理，都是沒有權衡自然的道理、天理、世間的公理、人類的良心。通過特權、破壞、掠奪、行虧、罪孽和不公義的各種道理和行動，縱然有一部分人可以橫天霸地，縱然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但是，被橫霸天下毀壞得遍體鱗傷的我們共同的生存環境，我們共同的生存基礎在災禍瀕臨絕境。不能把責任都推給自然，不能在人為的惡果之後不思悔改而繼續向天耍賴，而是要冷靜地思考自己，思考人，思考社會，要進一步發現人、認識人，改進人。 19世紀2-30年代廢名、沈從文、艾蕪、師陀、葉靈鳳、豐子愷、冰心、周作人等的，如周作人的《喝茶》、、《野草的俗名》，廢名的《浣衣母》、、《河上柳》、，艾蕪《南行記》、《南國之夜》等充分錶達著人與自然的關係，表達著人在自然中的本質。 19世紀末開始，徐剛《伐木者，醒來！ 》、《沉淪的國土》、《拯救大地》、《長江傳》等，葦岸《大地上的事情》，曲格平的《我們需要一場變革》，王治安《人類生存三部曲》、《三峽大移民》、《呼喚大地》、《血祭黃土地》等，哲夫的《世紀之癢：中國生態報告》、《中國檔案》、《黃河苦旅》、《長江怒語》等，陳桂棣《淮河的警告》，鄭義《中國之毀絕》，張煒《古船》等，張承志《荒蕪英雄路》、李林櫻《生存與毀滅———長江上游及三江源地區生態環境考察紀實》、《啊，黃河....。 。萬里生態災難大調查》等，馬軍的《中國水危機》、劉貴賢的《中國的水污染》、《生命之源的危機》，沙青的《北京水危機》、《北京失去平衡》等，錦清的《黃河邊的中國——一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楊志軍，賈平凹、郭雪波《大漠狼孩》，雪漠《狼禍》，劉慶邦《喜鵲的悲劇》，葉廣苓《狗熊淑娟》，阿來的《空山》，陳應松“神農架生態小說系列”，張煒從《古船》到《刺猬歌》在生態的人的觀察和講說方面作很多工作，給人們提供了大量寶貴資源。魯樞元主編的《自然與人文：生態批評學術資源庫》(2006年版)、曾繁仁的《生態存在論美學論稿》(2003年版)、魯樞元的《生態文藝學》(2000年版)、王茜《生態文化的審美之維》(2007年版)、袁鼎生的《生態視域中的比較美學》(2005年版)、曾永成的《文藝生態學引論》、何懷宏的《生態倫理：精神資源與哲學基礎》(2002年版)、李培超的《自然的倫理尊嚴》(2001年)、王學謙的《自然文化與20世紀中國文學》(1999年)、蓋光《生態文藝學與中國文藝思想的現代轉換》(2007年版)、韓德信《中國文藝學的歷史回顧與向生態文藝學的轉向》(2008年版)、江漢大學文藝學學科近來推出了國內第一套“文藝生態探索叢書”、吳錫德《城市鄉土生態文學》、王諾的《歐美生態文學》、楊素梅的《俄羅斯生態文學論》、程虹的《尋歸荒野》等在在方面有突出貢獻。 對生態的人的發現就是發現人是宇宙自然的一部分，就是發現人應該敬畏自然，就是發現人應該與大自然和諧相處，就是發現人應該順從自然大道，順應自然天理。 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中對人的發現的第五個層面，是對人的神性存在的發現，發現，完整的人由動物性、人性、神性等多個層面的屬性構成，缺少哪一層面，都會導致人的本質的單一化，導致人生的不幸福，導致人生的危機和災難。劉小楓是最早站在足夠的精神資源進行謹慎思考的學者。劉小楓主編的“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包括古代系列：希臘化時期至十五世紀基督教思想文獻；現代系列：十六世紀至二十世紀基督教思想文獻；研究系列：十九世紀末至今以人文學角度研究基督教思想之學典下載劉小楓主編情況)對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視野是一個大的拓展。劉小楓自己的著作，如《拯救與逍遙》、《走向十字架上的真》、《個體信仰與文化理論》、《聖靈降臨的敘事》、、《這一代的愛與怕》、《揀盡寒枝》等為中國人生思考提供了另一種可能，另一種深度，另一個空間。比如五四以來的思考者似乎認為某一種哲學或是某一些先驅或某一個為人最拉不起的地方是發現了人生的無意義，似乎認為，最頂級學者境界是絕望。劉小楓在基督教文化資源背景下，就進入了實質性的思考，劉小楓說，發現人的絕望沒什麼了不起，即便人們真的深陷惡中，也不肯定惡的價值意義，即便人們不能改變惡的事實，也不認同和屈從惡。在基督教文化語境中，索尼婭的典型問題是：“沒有上帝我怎麼活”。亦即，沒有愛、同情、悲憫、公義、拯救及對上帝的永恆信仰，我怎麼活。而在魯迅精神中，“要反抗世界的惡，人就得惡。”(42)劉小楓說，魯迅覺悟後向虛無和無情低頭，給黑暗搗鬼，而不是用愛和信念來拯救世界，那麼，魯迅的“覺悟”就並不顯得“深刻”和“犀利”。雖然魯迅從未放棄希望，但如果沒有把希望寄託在愛和永恆真理的信念，而是給予姑且的複仇、鬥爭和毀滅，那麼，這樣的希望實際上就是絕望。 (43)“在現世惡中承負惡而又不被惡吞噬的希望，來自上帝在現世中受苦的愛。領受這種愛，首先要求人的靈魂對神圣美好的東西謙卑和恭順。既然怨恨已經佔據了這個靈魂，魯迅所說的希望實際上是墳墓。”(44)而在這一點上，魯迅自己其實也有極為清晰的自我認識，魯迅“不願將自己的思想傳染給別人。何以不願，則因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終不能確知是否正確之故。”(45)魯迅對自己的精神缺陷有清晰的認識，但魯迅身後的研究者卻多忽略之。 劉小楓說，在卡夫卡等西方思想者看來，找不到承負惡的力量是人不幸的本質，無處不在的惡勾銷了人反抗惡的能力。他們認為，上帝是區分善惡的價值根源，區分善惡是上帝才有的能力。人承受不起分辨善惡這個事實的重量，人分辨不了，又承受不起，於是，人會在一個極端境域里幹脆把善惡一筆勾銷。在卡夫卡們看來，人如果放棄分辨善惡的準則，人必將死得連狗都不如。 “上帝不是形而上學的善惡原則，而是逾越了善惡的神聖愛體，善惡原則不過是上帝之愛在現世中的體現。”(46)關於拯救的道路，劉小楓說，魯迅與基督教文化語境中的卡夫卡等思想者不同，魯迅認為，地上本沒有路，人可以隨便踏出一些路；而卡夫卡們則認為，“我走向哪裡呢？”如果離開上帝而完全由人做主，那麼，“目的唯有一個，道路則無一條。我們謂之路者，乃躊躇而已。”(47)解決現世惡的問題，道路只有一條，就是信靠上帝，就是信靠上帝給人類的律例、典章、誡命、法度和永恆的愛，“這意味著，人無法自救，只有上帝能救人，上帝救人走的是甘願受苦的至愛的道路。借助於十字架記號，一息生命才得以與上帝相遇”。 (48)劉小楓說，中國人如果一直以魯迅這根“人的脊梁”為最可靠，而不祈禱求告上帝的救恩，那麼，人的拯救便總陷於貌似真實、勇敢、可靠的懷疑、否定、抗爭、毀滅、徬徨和絕望的反复輪迴之中。 何光滬、楊慧林、陳村富、張慶熊、張志剛、樑工的一系列論文、譯著、專著，摩羅《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余杰、《我的夢想在燃燒》、《光與影》、《沉默的告白》、劉青漢《跨文化魯迅論略》等，北村《施洗的河》、、《我與上帝有個約》、華姿《德蘭修女——在愛中行走》都涉及到了這個問題。 什麼是神性？這是一個中國文化語境中需要探究清楚的問題。基督教文化認為，“人的全部知識，可以分為兩部分，即認識神和認識自己。”(49)在基督教文化資源中，神性就是“神的本質”、“神的性質”、“神的屬性”。關於神性，天主教神學認為，“天主的本質(Physical Essence)就是天主的一切完善之總和”，(50)其主要內涵是“只有一位上帝，他是靈體，永恆，無限，全智，全慈，全義的，一言以蔽之，是全善的；而在那獨一和純全的體中有一位：即父，子，聖靈”，(51)關於上帝的屬性，一、上帝是榮耀，上帝是無限存在，存在於無限之中，自有永有，永不改變；二、上帝是主權，上帝是時間上的昔在、今在和今後永在，是全知全覺；三、上帝是聖潔，上帝是聖潔和良善；四、上帝是愛，“上帝就是愛”。 (52)簡言之，上帝具有的一切性質就是神性。神性緯度的存在是人的各種善的品質產生、保守和延續的原因和條件。遠離神性的人生是由人的任性而為和由人的共同體的血氣主宰的人生。 魯迅對人性的態度充滿矛盾，極尊崇之，又極懷疑之。魯迅尊崇“人類之尊嚴”、“個性之價值”、“自我”、“此我”、“個人”、“個性”、“自性”、“主我”、“我性”、“人性”。他說：“人必發揮自性，而脫觀念世界之執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屬自由”，(53)“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個人。”(54)“凡一個人，其思想行為，必以己為中樞。亦以己為終極：即立我性為絕對之自由者也。”(55)“惟發揮個性，為至高之道德，而顧瞻他事，胥無益焉”(56)。魯迅說“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 (57)但另一方面，魯迅對人性又極其懷疑和絕望，在揭示世俗的重負、專制的壓迫、迷信的欺騙時，他呼籲人性中的“真”和“誠”；以進化論觀點，他認為青年必勝於老人，將來必勝於現在，最終會使當下的非人變成“真的人”；以階級論觀點，他認為被壓迫者求得解放之後，壓迫者的“狗性”改掉之後人性會好；但當他看見革命的同一戰陣中的人還是那樣出賣、殘殺時，他對人性又困惑起來；當他投身於改造人性的努力中，發現一切都不可信時，就進入盲目的、賭博性質的反叛和鬥爭。以絕望反叛絕望，以惡攻打惡，以恨消滅恨，最終進入絕望。 人性的內涵究竟是什麼？漢文化資源中，漢文化認為人性的脆弱、易變、軟弱；(58)楊雄“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59)；告子說：“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60)；孟子認為，“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人性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61)“認為，人性中的禮仁等成分都是'求則得之，舍則失之'”(62)而人性中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等是脆弱的。荀子說，人“可以為堯舜，可以為桀拓，可以為工匠，可以為農賈。”王夫之說：人性“未成可成，已成可革。”(63)道家認為健康的人性就是不悖逆宇宙規律、不被人為規矩所囚的自由的人性。佛家認為，人性好壞在乎修煉，“得理為善，乖理為不善。”(64)“自性迷，佛即是眾生，自性悟，眾生計是佛。”(65)因而，傳統中國文化資源對人性較少進行是非論斷，更多著眼於這一存在的事實探究。認為，人性善變、無常、脆弱、可毀、可造。 人性的本質是什麼？陀思妥耶夫斯基說，人的本質是非理性的。 (66)基督教文化認為，在源頭，人是神創造的，這一形像有“包括人類的知識、道德意志、未墮落之前完善的德性和不朽的本質”。 (67)即，最初的人性也共享神性品質。 (68)但後來，人犯了罪，在舊約中，罪主要意指矢不中的、達不到標準、走錯路、故意反叛、侵犯、越軌、違法、迷途、偏行、犯錯；在新約中，罪的意思指達不到標準、失敗、過失、不公、不義、違反法律、無法無天、心中無神、道德敗壞等。 (69)基督教對罪的基本定義是：凡人在思想、言語、行為一切方面悖逆神的旨意的，都是罪。 (70)人類犯罪之後人的本性是敗壞，罪完全徹底改變了人，罪完全打垮和轄制了人，罪遍滿人性，在範圍上滲透到所有人，滲透到人的全部理念、情感、行為，使人類“完全敗壞”(total depravity)、“完全無能”(total inability)；罪直接改變了原初之人的本性，中斷了人與神的關係，即中斷了人與永恆真理的關係；罪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使人類陷入紛爭、掠奪、殺戮；罪使人自己與自己的關係分裂，使人格自我反叛、自我敵對、自我張狂、自我矛盾，陷入絕望；使人與其它受造物的關係惡化，進入不和諧、污染、毀滅。 在神性與人性的對照中，一條思路展現出來：相對於人性的脆弱、敗壞、暫時性、相對性、有限性和盲目性，只有神性本質是聖潔、公義、永恆、愛、信實、拯救、絕對和無限。 使徒保羅說：“他們不知道上帝的義，想要立自己的義，就不順從上帝的義了。”(71)而脆弱和罪中的人並不具有真正意義上的義，所立的無非是自以為是的義。到頭來，立人自己的義的結果是迷惘、困惑、盲目、虛無和絕望。 “人的本質是他與上帝的關係。”(72)就是說，人的品質好壞完全決定於他與上帝是否同在。當人以上帝的心為心，有上帝神聖公義的保守和眷顧時，人的本質就是好的，人做什麼事都會是有益的；當人遠離神，讓各種惡主宰時，人的本質就是墮落和敗壞，人做什麼事都惡果難料。 比較一下人性與神性的本質，如果像魯迅那樣總體上並不信靠人性，那麼，他究竟是信靠什麼？如果像魯迅那樣有時候完全信靠人性，那麼，看一看人性的本質(“完全敗壞”、“完全無能”、“壞到極處”，“是非理性的”)，那麼，你的人生追求，比如魯迅的改造國民性，這裡非常關鍵：那麼，魯迅究竟是要以人的什麼品質改造人和社會？魯迅是要把人和社會的品質改造到哪一個目標上去(73)？ 故而，發現神性缺失，是中國現當代文學人生關懷中的重要發現。 當代文學創作方面，北村是一位執著尋求靈魂安寧和人生價值意義的作家，是一位探尋神性正面價值的思想者。如北村，北村的是當代中國文學領域裡少有的，以基督教文化為認識、判斷和引導人生的思想資源，以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光明的而不是灰暗的、愛與寬容的而不是仇恨鬥爭的、盼望的而不是絕望的、理性的而不是情緒的、穩健的而不是鹵莽的、心靈的而不是概念的眼光和心態看取和把握人生的一部極具思想價值的好作品。一、人心變壞的社會是最可怕的社會，一個社會沒有公理，就像宇宙間沒有法則，社會必然陷入混亂。混亂人生的駭人本質是，人的心會因著沒有人生起碼的準則而變得不好，變得壞，變得冷酷，變得荒誕和殘暴。人心一旦變壞，社會就會陷入萬劫不復的災難。北村沒有謳歌和追隨。二、以惡報惡只能毀滅人生而不會改善人生，張德彪是一個理直氣壯的壞人。他展示著現當代中國人生與文學精神生態的重要一翼。張德彪解放窮人和自我翻身的思想是，這個社會中沒有公義，公義在這個社會中行不通，他們在貪贓枉法，我為什麼要守規矩？他們能包二奶，我為啥不能玩女人？他們公開搶，我為啥不能偷？一報還一報，他強，我比他更強，他惡，我比他更惡，誰傷我一指，我就傷他十指，當人都是鬼時，對付他們的唯一辦法就是你自己也變成鬼。 (74)通過張德彪，北村說，正是以惡報惡的中國思想資源、文化心態和行為模式把中國現實人生反复推向了沒有拯救而只有毀滅的災難。三、誰沒有罪？誰有殺人的權柄？沒有人可以憑著一己的判斷而去殺任何人，人沒有殺人的權利。人的生命掌握在創造者上帝手中，掌握在上帝賜給宇宙自然及人類的律例、典章、戒命、法度當中，亦即在世俗所說的天理和規律當中。而上帝對人類是永恆的公義、無限的愛、無限的賜福、無限的眷顧、無限的憐憫、無限的拯救。人人都有罪，上帝恨惡罪，上帝為人的罪憂傷，上帝不以有罪為無罪，上帝會懲罰人的罪。但上帝同時也赦免和塗抹人的過犯，為了拯救人類出離罪，上帝甚至化成肉身親自來到世間在十字架擔當人類的罪。因為上帝就是愛，上帝愛所有人，上帝要人人得救，不要一人沉淪。李百義先前自我的道理在上帝永恆的道理面前再也立不住了，百分百的公正不在自己這裡，也不在周圍的人為環境裡，而在上帝的永恆真理裡。 “你難道不會弄錯嗎？你弄錯了怎麼辦？”，“如果你殺錯了呢？你也可能錯的。”(75)問題切迫地逼向李百義的心，作為問題，這已不再是錢家明與李百義之間的問題，已不再是這個具體案件的問題，而是真正的公正在哪裡、真正的公正源於何、真正的公正由誰保守、真正的公正保護誰、真正的公正如何實施的問題。這個追問的聲音已不再是錢家明的聲音，而是永恆真理的聲音。也不再是向錢家明交代的問題，而是向永恆真理交代的問題。現在面對的是永恆的公義，而不是某個人，面對的是真理，而不是一個藉口，面對的是自己的心，是對自己的心的切實的說服，是真正使自己的心相信，而不是敷衍搪塞。在基督教文化資源中，只有上帝是永恆的公義，那個真理的審判的聲音就是上帝的聲音，只有在上帝的審判面前人類才有真正的心里平安，因為上帝是永遠的公義、永遠的信實、永遠的愛、永遠的憐憫和永遠的拯救。人能把自己交託於誰？交給變化無常的人嗎？不，是交給永遠愛人類的上帝。只有當人與上帝的道同在時，人的心才會處在正確的狀態，只有當人與上帝同在時，人的心才能平安，平安中的人，就像李百義一樣，“不是怕死，而是怕不公，不是怕別人不公，而是怕自己不公。”(76)李百義安然地說：“我交出了我自己，讓命運引導吧”。 (77)四、相信、信仰，順從真理而不是順從人。那我相信什麼？相信法庭嗎？不，如果相信法庭，那我早就自首了。自殺嗎？我憑什麼，我有什麼權力殺害自己？如果自首，就是等於把自己送出去，讓自己被殺掉。 “這裡有兩個問題：你相信別人的審判嗎？你相信自己的審判嗎？”(78)無論在漢語文化資源還是在基督教文化資源中，這兩個問題都不好回答。不同的是，在漢語文化資源中，問題容易被迴避、繞開，人總在真正的問題之外超脫著；而在基督教文化資源中，問題顯明在你心裡，叫你無法繞開。當問題在兩種文化資源中都不好解決時，李百義認同了基督教思想資源，他首先選擇了直面，然後選擇了順服。是他的女兒幫助他跨過了最後一步：“讓我完成了最後的順服”。 (79)這個順服是向誰順服？向人嗎？向法庭嗎？向自己嗎？不，是向永恆的真理順服，是向上帝順服。順服，是向心中的上帝。 “我的法庭在我的心裡。”(80)除了上帝之外，世上別無公義，除了向上帝順服，別的選擇都可能出錯。順服的一個前提是面對上帝的覺罪、認罪和悔罪，是懺悔，是淨罪離。 (81) 文革結束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有了相對的人生自由，有了相對能夠安靜下來的時間，有了對人生真相予以思考和自覺體驗的起碼可能。 20世紀下半葉，中國人神性的發現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強硬拒絕人道、斷然否定愛、默然無視靈魂的時代基本過去，人們有可能對靈魂予以反觀了；二是現實的無理、冷酷和災難讓人們對天理倍感渴望，所謂神者，天理也，永恆之道也，中國人也想和全人類共同擁有天理，共同享受永恆之道的賜福與保守。 發現神性的人就是發現人的神聖性，就是發現永恆真理，就是發現上帝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