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一節五四到1980年代末：前三次“人”的發現

劉再复說，中國現代史上，有三次對人的發現： 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茅盾對“人的發現”的論述，周作人對“人的文學”的論述，魯迅“救救孩子”的吶喊，以及陳獨秀、胡適、傅斯年等人的相關論述等都是基於對我國傳統社會、人生、現實非人狀況(不公正、冷酷、虛偽、隔膜)之揭示； 第二次人的發現貫穿於二十到四十年代，發現人的解放必須基於階級的解放和社會的解放，魯迅、瞿秋白、巴金、趙樹理、丁玲、周立波等一直到文革的浩然、姚雪垠等，如此果決地重視階級與社會的解放，以至於到極端執行者那里個體人的幸福、快樂與自由就成了無關要緊的事情； 第三次人的發現是文革後對文革的反思和對人實在性的重新發現，這時候主要發現了人的豐富性和多重性。劉再复說，這三次人的發現是從非人到人，從人到非人，又從非人到人的過程。 (1)

這三次人的發現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注重理性，表達著“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懷疑、批判、推理、人性的精神意向。一直到當代，“五四”傳統最普遍強調的概念是人性，這一概念雖然文革時候遭到踐踏，但踐踏它的也只不過是人性。李澤厚說，“人性不應是先驗主宰的神性，也不能是官能滿足的獸性，他是感性中有理性，個性中有社會，知覺情感中有想像和理解。”(2)“五四”以來對人性的解釋一直是源流不清，內涵模糊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前三次人的發現雖說是理性的，但不是真實意義上學理性的，而是經驗性的、感受性的、揭示性的和模糊的。 與前三次人的發現貫通著，成為前三次人的發現與第四次人的發現之間漫長過渡的，是“五四”文學傳統的重要一脈：自由主義。由於各種現實原因，自由主義總是不能發出客觀真實的和持久的聲音，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無論哪個階段，展開討論或深入思考自由主義的文化要素和現實訴求都是攔阻過大於本身力量的。這一文化脈相一直顯弱，但還是要提及。胡適說，“自由主義最淺顯的意思是強調尊重自由”(3)，朱光潛說，“我在文藝的領域維護自由主義，”因為“這自由性充分錶現了人性的尊嚴”(4)。胡秋原認為，“文學與藝術，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5)顧准在更困難的時代堅持爭取自由的權利，述說可能自由的話語。高爾泰《美是自由的象徵》把自由的人生內涵、文化內涵美學化了。就其本質而言，一方面，這種美學化顯然是對發現人和發展人的一種堅持，但更重要的一方面，給明眼人一看，這恰恰是一種放棄。中國歷史上追求理想願望屢屢受挫多遭打壓之後，基本上都退讓，轉換，轉向所謂藝術追求，求正事而不能，蟄而求藝術，求美；說正事而不能，蟄而說美，只能說美。這種情況中，當事人是在堅守本來的理念，很辛苦，但就本來所說的正題而言，你的言說實際上已經到正題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