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書，我在上海、北京的各書店裡乃至於台北市賣大陸版圖書的地方一再看到，終究也買了，但就像殺手凱勒買下那本廉價西部小說一樣，吸引他的僅限於封面上觸景傷情那一排字罷了：“他騎了千里路，去殺一個素不相識的人”。我也是因為它的書名而買的，但對其內容的統計學討論始終提不起興致來看，因此，這本書只一直反复跟我傳遞著同一個訊息，那就是封面上的四個大字，“馴服偶然”。
偶然，一個無法預期、難以控制的超級麻煩東西。
《馴服偶然》，的確是個好題目，卻只有很平庸的內容，這樣的書其實還算常見，年輕時你會很氣作者，有被人撩起希望卻又一腳踩空的受騙之感，但現在你知道了，也同情了，甚至一見書名就大概預知了這個結果。書寫者跟你一樣，都被同一個我們並沒能力解答的大哉問所誘引，也許他還比你勇氣可嘉些，他至少肯埋頭去打一場沒機會的仗，做不可能的夢，伸手向不可能觸及的天上星辰——題目好，因為問題是真的，甚至是迫切的，而且困擾著相當數量的人；至於內容平庸，則因為這個問題正好不容易有答案，或根本不會有答案，就人的認識限製而言。
像兩道平行向前延伸的線，人一面解答問題，又一面發現問題，而人類思維處境之所以艱難的原因之一，便在於我們發現問題(以及製造問題)的能力遠遠勝於我們解答問題的能力，像一場不公平的賽跑，我們的確是比前人知道更多事物真相，但同時我們卻也比他們更困惑更迷茫更不確定。我們更不自在，更不容易相信自己幸福，還更會身心失調暴發精神官能症甚至自殺一了百了，老一輩的人習慣極輕蔑地用脆弱、不知饜足、寵壞了等等理由來指責，這不盡然全部是真的，因為我們掘開了更多生命的縫隙成為自己的陷阱，我們也堆積了更多解不開的問題沉沉壓住心頭。
偶然和我們人生命的關係圖樣會是怎樣？我想到的，一是生物學者講的，我們是生活在肉眼不可見的微小生命包圍之中，浸泡在微生物的海洋之中；另一則是物理學家講的，每天，有數以億計的微中子轟擊、穿透過我們的身體，其間還會有一兩顆卡在我們體內留了下來——我們人的生命，便是這樣持續浸泡在無盡機遇的海洋之中，並持續被不可察覺的偶然所轟擊所穿透，比較不同的是，人比較早曉得偶然的存在，只是一開始並不覺得太困擾。
這裡，我們先把人和偶然的相處歷史粗分為三個階段：最開始，我們認為它是可忽略的，就像微中子的存在對我們的生命並不構成威脅一般，這個階段，人關心的是因果、是秩序、是紛雜偶然底下那些確定不疑的東西；然後，我們逐漸知道影響或說破壞是存在的，但我們仍相信它是可馴服的，比方說通過統計學來消除掉特例，用機率來捕捉其軌跡云云，就像我們很長一段時日相信我們有能力宰制一切生命，通過某種發明或機制(如抗生素)甚至假以時日還能完全消滅它們；最終到現在，我們在潰敗中逐步認識到它的巨大和強韌力量，更重要的，是它在生命歷史之中的主體性地位而不是龍套，因果和秩序所能支配的範疇不僅有限而且可疑，更多時候只是人暫時性的設想而已，這就是列維施特勞斯所說的：“無序，統治著世界。”
我們先停在這裡。
，這是布洛克殺手凱勒系列的第二本書，書寫的方式在此起了一些變化，原先隱身在電話線另一端經常只聞其聲的謀殺經紀人桃兒角色吃重了起來，她和凱勒的關係，逐漸由縱的指令下達，轉變成為橫的搭檔對話，把凱勒孤寂但利落的單人表演，改為一場糾纏不休的雙人舞。
開始於凱勒一次心事重重、始終陰影揮之不去的任務——這次刺殺行動沒什麼不順利的，隨機應變的殺人方式也堪稱漂亮無比，但奇怪就是不舒服，從機場接機的名牌和方式，委託人提供的全家福照片和一把點二二手槍，到住進去的廉價汽車旅館云云。旅館裡，先是有醉漢上門找錯人，然後又被樓上房客鬧得幾乎睡不了覺，而更換了房間又藉助耳塞的凱勒，在有些心浮氣躁但不改專業地完成任務之後，居然發現他原來的旅館房間出了謀殺案了，搬進去裡頭的一對偷情男女在凱勒打包走人的前夕挨黑槍成為比翼鳥連理枝，這是向著凱勒來的一次誤殺呢，還是妒恨攻心的丈夫循跡找上門的單純情殺純屬巧合？
由此，凱勒開始進入了“某種狀態”之中了。
凱勒不自主想起那個和他上了床又不告帶走他那隻取名“士兵”的狗的安德里雅，那個滿腦子“氣”、滿腦子古怪玄想卻誤打誤撞猜中他職業身份的女孩——這一回，困擾他的不再是存在主義式的大題目，我從哪裡來，我要往哪裡去，我的父母是何許人，我和他媽的這個世界究竟是什麼荒謬關係云云，這次的問題不是如此猛暴性的心理“絕症”，而是某種精神層面的黴菌香港腳之類的，不像會致命，但讓人時時刻刻癢得很難過。凱勒專業控制的、嚴密不容一絲意外的秩序世界開始出現了裂縫，不知所措地感受到了機遇和偶然的一次又一次撞擊。
而這回，當然也在某種偶然的指引之下，他找的不再是同樣在專業秩序中執業的心理醫生，而是神秘的星象學者和靈媒——最有趣的是，科學性的心理醫生沒能通過治療過程解讀出他的秘密，那位在上一冊書中心懷不軌想利用凱勒而最終從高樓當超人飛下來的心理醫生，係由其他管道探知了他的真正身份；但我們常識中走江湖騙財騙色的命相之術，卻不偏不倚地看出來，凱勒天生一隻“兇手拇指”，雙子座的凱勒有典型的雙重人格。凱勒極其溫和冷靜但奇怪“生命中有這麼多暴力”……
不問蒼生問起鬼神，寫小說的布洛克究竟想幹什麼？
桃兒這個角色人物，仿昔日斯卡德系列的喬·德肯和羅登巴爾系列的凱瑟琳，但挑眼點說，卻沒那兩人真誠放鬆，去不掉一種冷酷感、固執感，好像難保哪時候會翻臉不認人——當然，桃兒是黃雀在後真心地護衛著凱勒，但我以為，她還堅定護衛著凱勒的職業而不是凱勒的情感，她消滅一切足以讓凱勒殺手世界瓦解的人和事物，她不眨眼地抵抗凱勒生命中愈來愈形成威脅的機遇和偶然，我們可以說，桃兒是凱勒和殺手世界聯繫的一道最強韌的繩索，拉住凱勒不讓他漂流回偶然和機遇搭建起來的正常世界。
也可以說，拉住了這組仍勉強隸屬於廣義推理偵探的小說，不讓它們真正漂流到邏輯、秩序、因果無力統治的廣漠現實人生去。
推理小說，從人類思維歷史的階段演變來看，是某種抗拒真實時間的化石現象。推理小說出現於十九世紀中，但它的書寫哲學基礎卻是足足一百年前的理性主義，甚至還要早，古希臘的柏拉圖。柏拉圖是人和偶然相處第一階段的代表人物，他不以為現實世界誰也無法視而不見的種種機遇偶然有什麼重要性可言，他把這些解釋為某種殘缺，只是現實事物之於永恆理性世界的拙劣、不完美摹本而已，即使在書中隨著辯論展開，柏拉圖感覺到現實世界的蕪雜扞格於他乾淨的理性秩序王國，他斷然的處置是為他的理性王國豎起四面高牆，把一切不聽秩序號令的事物連同詩歌文學神話傳說一併逐了出去。這就是他封閉性的理想國建構，也成為日後科學主義者卡爾·波普爾嚴厲聲討他的罪狀，波普爾的名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列出了思維歷史上開放社會的三大罪人，柏拉圖正是帶頭的那一個(當然，波普爾的科學主義傾向，其實是另一種封閉性的思維方式，只是他重要性有限，無法列名馬克思之後成為第四個敵人)。
推理小說抵抗偶然的浸蝕，採用的便是柏拉圖的封閉法。我們知道，推理書寫有它一而再再而三宣誓的書寫規範，至SS範達因的二十條推理書寫守則集其大成，採取的都是負面表列的禁令方式，不要神鬼、不要直覺、不要神秘之事，甚至不要情感和文學性描述(文字只求其素樸性功能性的表達通順為止)云云，這就是柏拉圖為他完美秩序理想國所做的，把一切偶然，連同可能召來偶然、感染偶然病菌的可疑人事物全排除出去，N95口罩，洗手消毒外加居家隔離。而我們常見推理小說所發生的世界，封閉的房間、四面環海的孤島、惟一聯外吊橋斷絕的古堡或度假旅館，或那樣困在冰封無人荒野的一列火車，意思是沒有控制不了的陌生人可能進入，意思也是沒有任何偶然的因素可能侵入。
有沒有意識到偶然的透滲呢？當然有，否則不需如此緊張的防禦。要不要正視它呢？很想，但很難的，要怎麼做它才能跟秩序、跟因果邏輯和平相處呢？因此，偶然的存在，在古典推理小說內只能是裝飾、是煙幕、是某種文字趣味，或作為留伏筆的尾巴。最極致的例子大概要算《特倫特最後一案》一書，它找到了一次漂亮的結合，把由偶然搭建起來的真相和推理者的因果邏輯對照起來，打著紅旗反紅旗地站穩在安全的封閉推理王國中大聲嘲笑推理王國，但只此一次下不為例，其餘的，依然只能嘴硬地說：“我不相信有巧合這件事。”事實上，就連一炮而紅決定寫下去的特倫特探案，亦乖乖回去當王國的順民。
從這個角度來看，冷硬派的美國革命才是推理小說正式面向現實偶然世界的一次冒險出走，所以我們總說，它某種程度跨入了正統的、一般性的小說領域了。
一般文學性的小說(乃至於所有的文學作品)，沒有四麵類型禁令的高牆隔絕保護，從來就得浮沉於機遇偶然的大波大浪之中，因此，很長一段時日，文學者一直扮演著秩序的大敵，只是，它的努力並不見得受人歡迎。哲學家要建構大體系，科學家要追尋因果明白、不擲骰子的真理，宗教家要宣揚宇宙永恆秩序，以及更可怖的，現實的掌權者要號令一切不留胡思亂想的餘地，文學就得遭受輕蔑、鞭撻、禁止、流放甚至消滅，蠻倒霉的。
文學性的小說和偶然相處，但如果要選一部最正面揭示著偶然無垠無際決定性力量的小說，我個人的答案是，托爾斯泰的不朽巨著，我相信這不是我一個人一廂情願的答案而已。
寫拿破崙揮軍莫斯科的法俄之戰，書中的重頭戲是莫斯科陷落前的博羅迪諾大會戰。在這個小說史上著名的片段之中，托爾斯泰動員了幾乎小說中所有角色凝視解析這場雙方兵員超過百萬的戰役，包括參戰不幸重傷但若有所悟的安德烈公爵，包括徘徊戰場邊緣的皮耶，包括在後方焦急等待的娜塔莎和瑪麗，還包括法俄兩軍統帥的拿破崙和庫圖佐夫等等，這托爾斯泰還覺得不夠，最終他自己跳出來，以歷史學家的身份直接在小說內文中論述這場戰役，就跟交戰兩方一樣，凡是能動用的武器，管他合不合理符不符合規範，小說家也全押下去了。
這裡，托爾斯泰“還原”了一場百萬人戰役複雜、混亂、人人茫然的模樣，瓦解了歷來史家對這場戰役的有條有理描述和明晰事後解釋，尤其對雙方統帥一切了然於胸的戰陣掌握和預見能力更嗤之以鼻。托爾斯泰以為，戰爭一起，人人救死不暇，每個人都只剩眼前成為一個個孤立斷絕的點，左邊不知右邊，前方不知後方，勝負生死都得在眨眼間決定，訊息真假不分如子彈四下流竄卻又無力及遠，沒有人有機會看清楚這場戰爭，實際上杵第一線的士兵見到的只是那一兩個想置你死地的敵人，至於後方運籌帷幄的統帥，他們只能猜測並等待結果。小說中，托爾斯泰更辛辣地描述了拿破崙和庫圖佐夫茫然失措的反應，他們甚至不知道該把預備兵力投向哪裡，就連傳回來的勝負消息也不曉得怎麼研判。
這是由超過一百萬個不同意志、遭遇、賢智愚庸不一反應共同參與並決定的結果，托爾斯泰甚至不用略帶神秘性的“偶然”一詞來說明。他堅信“因果之鍊”的存在，每一個結果都有前導的原因，但麻煩在於，原因的數量接近無限大，而每個原因的分量又趨近於無限小，這就是托爾斯泰說的“歷史的微分”，你要洞悉結果，發現歷史法則，理論上可能，通過“歷史的積分”的藝術，找出無限小的總和就好了。但這又是做不到的，因為沒有任何人能完全觀察並完整記錄下這無限多而小如天上星海中砂的原因，予以排比、串組並演算，這些逸出我們認識能力之外的無盡因果，於是又只能以偶然視之。
以賽亞·伯林以“腐蝕性的懷疑主義者”讚譽托爾斯泰的無情歷史洞見，但我們可以追本溯源來說，這個腐蝕著人類建構秩序、掌握真理、預知未來的東西，正是這些不可窮盡的偶然，托爾斯泰只是個聰明銳利說出真話的老實人而已。
能欣賞偶然，面對偶然的，就只有小說乃至文學而已，但人活著有太多需求，不能只靠攝食小說過活，包括托爾斯泰自己在內。
來抄一段的話，長了點請忍耐：“學有專精的兵學批評家，非常認真地要我們確定，庫圖佐夫在抵達費里前好久，就應當把大軍調動到卡拉加公路，實際上也有人這麼獻過策，可這位大軍統帥，尤其在此生死關頭，向他提出來的不是一個而是幾十個計劃，每個計劃在戰略戰術上都有根有據，而且和其他相衝突。似乎，總司令的正事，只不過在這些方案中抉擇一個而已。然而即令這樣他也辦不到，時不我予。我們設想一下，在二十八日有人向他獻計越野到卡拉加公路，但這節骨眼上，米諾瑞將軍的一名副官飛騎來到，請示派他迎戰法軍還是退卻？……經理官來請示，倉庫要運哪裡？軍需處長也要知道把傷患運到什麼地方；彼得堡方面，信使帶來了沙皇的諭旨，堅不允許放棄莫斯科的可能性……總司令本身也需要睡眠、休息。頒發勳章時，被忽略的某驍將卻來抱怨，地區居民呈情請求保護，派去巡視的軍官，回來的報告完全和之前派去的人所說相抵觸；一名間諜、一個俘虜，以及偵察的將軍，對敵陣的敘述通通不一樣，有些人不了解，或者忘記了總司令不得不在這些必不可免的情況下運作……那麼，這個問題什麼時候決定的呢？早在翠沙、在斯摩林斯克；最最明顯的，就是八月二十四日在希弗第諾時一切就已決定了。二十六日在博羅迪諾會戰，以及從博羅迪諾退守費里時，每一天、每一小時、每一分鐘，就已經決定了。”
這段話，生動且精準地揭示了往後托爾斯泰的人生信仰抉擇——當偶然複雜到、巨大到超越了人的個別意志和認識極限，把人逼到完全不確定的思維流沙上不能再忍受時，它就很容易換另一個詞現身，成為“命運”，成為“冥冥之中的意志”，或再多加一點必要的情感慰藉，就成為預知這一切、預先決定這一切的“神”了。
最強烈的腐蝕物，會連自身的容器都腐蝕，這正是另一位小說家馮內古特愛開的玩笑，發明萬能溶劑不難，難的是要用什麼來裝它。一生憎惡一切抽象概念、深入實體細節的托爾斯泰，最終卻把生命奉獻給最大的抽象，基督教的一神——這樣，我們是否也回頭解釋了殺手凱勒這回的詭異走向，解釋了他何以求助命相神秘之術。
是否更讓我們好奇而且更不確信，這個差不多已完全腐蝕掉類型小說書寫守則的小說還能怎麼寫下去。
在上一冊的中，困擾凱勒的是職業性的道德危機；而在這一冊的中，折磨凱勒的卻是他專業秩序和封閉世界的瀕臨瓦解——前者明晰具體，但還有時間慢慢整理想清楚，後者模糊不成形好像只是人的胡思亂想，但在感受上卻迫切而且真實。拋開兩冊小說的書寫成果比較，光看這一點，我們不能不說布洛克的確是敏銳而且準確的書寫者。
當偶然成為主體，無法刪除，也無力馴服，秩序便只能相當程度退回成人為的產物，成為用後即棄的東西，這為韋伯著名的歷史除魅主張掘開了缺口，逼迫一部分人返祖性地回頭求助宗教神秘之學，但它也為韋伯悲觀的理性“鐵籠”照進來一線曙光，只是這個希望、這個自由的救贖並不愉快，也比安心囚禁於四面秩序高牆之中有更大的風險。航向偶然的大海之中，生物的演化史告訴我們，絕大部分的物種被吞噬於機遇的大浪之中，只有少數成功到達彼岸，這不只需要勇氣，老實說，還得靠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