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現在，我還偶爾會想，二十世紀，要是沒有六年代，不知道會有什麼不同，會好一些還是壞一些？那些經歷過這一場的人會過得快樂些還是無聊些？
天知道，或莊重一點、正式一點說，只有上帝知道。
這回，布洛克這本書中，為我們找到一個六年代走出來的人——小說中，她取名薇拉，高大美麗，四十出頭當然不年輕了，她曾是“進步共產黨”(虛構的團體)的一員，事過境遷不革命了之後，大隱於紐約五十一街當房東，出租廉價公寓，因為公寓發生命案而結識了前來“關心”的馬修·斯卡德。
薇拉談起“進步共產黨”，說該黨的縮寫PCP和迷幻藥“天使之塵”的縮寫一模一樣，言下頗為自嘲。
六年代是革命的年代，但較諸人類歷史層出不窮的其他革命年代，很顯然革法不同——我不記得有另外哪次革命能有這麼多迷人(當然，不見得最好)的論述(想想馬爾庫塞、阿多諾、薩特云云)，有這麼多迷人的主張(想想反戰、民權、黑權、女權、性愛、人類四海一家云雲)，有這麼多迷人的文獻和宣言(想想金博士“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講詞，還有休倫港宣言云云)，有這麼多迷人的詩歌(想想鮑勃·迪倫、約翰·列儂、瓊·貝茲云云)，有這麼多迷人的搖滾歡唱(想想伍德斯托克搖滾大會)，以及，有這麼多迷人的麻醉品和青春(想想大麻和那一張張輟學到伯克利朝聖的年輕男孩女孩臉孔)。
米蘭·昆德拉回憶同在六年代他家鄉布拉格那一場春天一般又璀璨又短暫的革命，曾說，與其說他們反抗暴政，倒不如說他們是反抗自己的青春。
“如果你去舊金山，可別忘了戴朵花在頭上。”六年代他們這樣子高歌，是什麼意思？
六年代這些年輕男孩女孩，自喻是花的世代，是花的兒女——我們曉得，在性愛一事上，人類在整個生物界中其實是很特別的。就外在的文化機制來看，人類通常把性器官視為身體最隱秘的部位，就像吃了分別善惡果實的亞當夏娃，覺得羞恥且第一個想遮掩起來；而就內在的生物機制來說，人類的發情期大約是行有性生殖的所有生物中最隱晦最不明顯的，就連和我們血緣最接近的其他靈長類都不如此。因為交配繁殖是生物傳種生存的首要大事，理論上應該大張旗鼓進行才合理，它們或借強烈氣味的傳布，或借鮮豔顏色的吸引，或借性器官的腫大讓目標明顯可辨識，因為在生物護種競爭上這可失誤不得。
其中，顯花植物恰恰好和人類完全相反，當配種的時刻來臨，它們讓性器官滿滿開放在最顯眼的位置，搭配以一切想得到的手法，包括最美的色彩、最撲鼻的香氣、最濃郁的甜蜜，惟恐你看不見、聞不到或不願靠近，無所不用其極，只為了傳達一個訊息：“快來，我在這裡。”
人，在性愛一事上，為什麼不能像花一樣，如此滿滿開放呢？
二十年之後，這些花兒都哪裡去了？
據我個人所知，好像下場都不怎麼樣——有回，我曾聽六年代保釣健將劉大任先生隨口聊到一些當年引領風騷者的下落，包括誰誰到中南美某小國蹲點，誰誰成了小學老師，誰誰選上某小郡小市的議員但也就到此為止，誰誰把革命轉成打劫殺人進了聯邦監獄等等。
當然，還有我們這位溷跡紐約當起房東的高大薇拉。
這裡所說的下場不佳，倒不見得窮困潦倒或惡貫滿盈什麼的，而是緩緩凋零，平平淡淡被吞噬於茫茫人海之中——如果我們了解，這些人當年曾是同儕中資質最好、最心有大志的人，若沒有這一場，理論上到八年代之後，他們最應該是社會各領域手握大權之人；如果我們了解，對這些繁華如花的一代，歷史最大的嘲笑便是讓他們變得平凡，變成面目模糊之人。如果我們最起碼想到上述這兩點，你不得不為這樣的收場啞然失笑。
其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很多很多事，不一而足，但我忽然想到的是孔子的一句話，講當年和他餐風宿露、周遊各國的第一代弟子：“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
仔細想想，這是很辛酸的一句話，過往，對這句話的解釋，我以為孔子為這群忠心耿耿的老弟子抱屈的是，他們星散各地，被拋擲在命運的各個角落之中。此刻，我才曉得，孔子心疼的極可能還包含了他們的心理狀態，某種再難以回頭的心理狀態。
滄海月明珠有淚——一種和現實社會、現實係統格格不入的心理狀態。
孔子弟子之中，依我看，論才藝、論胸懷、論個性，這些陳蔡弟子的確比他返魯專心教學所收的二代弟子如子遊、子張等人要有意思多了，然而，子路慘死衛國政變，顏回貧病早逝，子貢成為大商人，有若接不下二代尊師的衣缽尷尬不已，冉有甚至被逐出師門鳴鼓攻之，不都是這樣子嗎？
我以為，這樣格格不入的心理狀態我們應該並不難察覺，比方說，就算在今天台灣，仍不乏有某些人，儘管時隔三十年，地隔一萬英里，而且只因當年某種偶然的機緣被六〇年代的流風掃到(比方說喜歡約翰·列儂的人和歌，看過兩部詹姆斯·狄恩的電影如《巨人》《養子不教誰之過》，懵懂年歲被忽起的民族主義鼓動而腦袋發熱過，或僅僅恰巧在那個年代談第一次戀愛而與有榮焉的移情作用)，遂數十年如一日的無視於時間推移滄海桑田，只專心做一個“六年代的人”。
六年代的人——看六年代的老電影，聽六年代的老歌，找尋一切和六〇年代掛得上點邊的事物和符號，甚至酒酣耳熱在KTV點的歌也永遠是“Imagine”、是“Blowing in the wind”等，而且唱起來永遠一臉失樂園的泫然欲泣樣子。老實說，我朋友中就有幾個這樣的人，基於公德心，我們這裡不好提他們的真名實姓。
這些人無法(也不願)從那個時間狀態出來，自然也就和三十年後的今天格格不入。
內在的心理狀態格格不入，外在的經世技藝當然同樣格格不入。
中國有一句老成語“屠龍之技”，背後的故事大體是這樣子的：話說有人誓言學得屠龍的絕世武技，遂蕩盡家產四處尋師學藝，多年之後藝成下山，豪氣乾雲打算一展身手，這才驀然發覺，這個世界原來龍已絕種了，沒龍可殺了。
而宛如長虹貫日的屠龍劍式，不見得方便於切餃子餡所需的蔥花。
革命的學問和技藝，從來都是屠龍用的，這不光六年代如此，其他革命年代亦然，原因很簡單，目標的設定不同，思維的角度跟著不同，完成目標所要的配備和技術自然也不同，革命，你所尋求並時時磨利的是砍伐大樹的巨斧，從來不是可方便使用於修枝修葉的園藝剪刀。
革命要打倒特權，重新分配社會財富，並不教我們看懂財務報表。
革命要我們認清帝國主義侵略本質，並不提供我們旅遊佛羅倫薩須知。
革命要我們學習巷戰，並不要求我們站在十字路口計算單位時間的交通流量。
革命為的是全人類，或至少是一大部分的人類，並不建議你如何和青少年期的女兒懇談一番。
離開“進步共產黨”多年的薇拉，便是這樣從心理狀態到世俗技藝和八年代(當時)格格不入的一個樣本。
她學過戰鬥技藝，學過下毒的相關知識和技巧(若革命需要，哪天可能得在明尼蘇達某個市區自來水系統下毒)，還告訴過斯卡德，那家法國小餐廳的名字“巴黎綠”，其實是一種含砷和銅的毒藥，用來當殺蟲劑，也可當壁紙染色劑。
她當年是為了脫離組織，才匆匆嫁了個渾身鹿皮穗子的嬉皮逃出來，但她開口閉口談的仍是六年代當時。
她到八年代仍抽沒濾嘴的駱駝牌濃煙，因為“黨裡頭鼓勵我們抽，這是跟那些工人階級打成一片的方式——你敬我一支煙，我敬你一支煙，點著了，大家抽著抽著，就有同生共死的氣氛了”。
她說：“我們要展開一場革命……我們要消滅所有年齡、性別、人種的階級界線所造成的差別待遇——我們三十個人將要領導全國走向天堂，我覺得我們也真的相信這一點。”
她說：“這麼多年來，'進步共產黨'給了我生命的全部意義……那是一個看到你自己成為重要一分子的機會，你將會站在新歷史的最前端。”
她說：“這就是我們最重要的麻醉劑——你必須相信你的生命比其他人更不凡。”
極典型的革命語言。我好奇的是，什麼樣的一種情境(情境這個詞可能不對)，會讓人逃出來之後仍對它依戀不已，失敗了渾身傷痛仍對它魂縈夢繫呢？這樣的革命究竟像什麼？
像戀愛吧，或準確一點說，一種更精純的戀愛形式，通常只在小說、電影和日記本中出現的戀愛形式——我便親耳聽過六年代另一位老保釣健將張北海先生這麼說過，大意是，戀愛失敗，總比沒談過戀愛強。
或者也像宗教，比方說，像《約伯記》裡那個家破人亡、一身病痛、滿口怨言、卻也同時不改虔誠仰望耶和華的老約伯。
事實上，從這層意義來看，革命、戀愛和宗教本來就是三位一體，它們都始於天啟，時時聆聽到召喚，看見至高者所指定的一條單行道，路上滿是顛沛和試煉，而路的盡頭——依想像——是無寒無暑無空間無時間的榮光之地。
在這個三位一體的世界中，死亡便有了極特別的意義，它是選民對至高者應許的一個報稱系統，一個堅信不疑的戳記。
什麼樣的人最愛談死呢？
答案是：戀愛中人、宗教中人和革命中人。戀愛時，它叫生死相許；宗教時，它叫殉道燔祭；革命時，它叫慷慨獻身。
不這樣，你如何能回報至高者對你千萬中挑一的青睞呢？如果你不把你一切所有、包括最終的生命給獻祭出來，你如何侈言你的純淨呢？
如此，我們還需要追問，那些燔祭的花兒，都哪裡去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