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田一生只寫了一本書：《隨筆集》，這部獨特的書沒有預定的寫作章法，也無條理秩序，隨著遇事和讀書偶感命筆，嘔心瀝血，鞠躬盡瘁。他相繼四次出版《隨筆集》，我想說四次“改頭換面”。第一版於一五八〇年，時年四十七歲。這個文本，他一再修改，使臻完善，直到去世（一五九二年）還留下一冊綴滿修正和增補的著作，作為未來多次再版的藍本。其間蒙田遍遊德國南部和意大利（1580—1581），然後擔任波爾多市長重要職務（從一五八一年到一五八五年）：他讓讀者分享他在國外的所見所聞，分享他在宗教戰爭混亂不堪的時期擔任公職的經驗。
在此之後，他把注意力從公共事務轉向修身養性（我的意思是，他悉心整理自己的思想），身居自家的“書局”，閉戶不出，直到仙逝，一直待在他出生的佩里戈爾小古堡裡。他寫了一些新篇章，組成《隨筆集》的第三冊；他重新修改潤色前兩冊，並增改六百處。蒙田也把勤讀時摘錄的語句引入書中，使得第一冊臃腫龐雜，因為他確信一切皆已有古訓，所以潛心證明人類的思想時時處處相同和相似。大量的旁徵博引使《隨筆集》的某些章節變成一塊塊密集的希臘和拉丁作者“補丁”，讓人懷疑蒙田的獨創性。獨創性真要非常鮮明，才能凌駕這堆雜亂的堆積。
炫耀學識淵博並非蒙田個人所為，當時希臘羅馬文化仍舊獨領風騷。吉本恰如其分地指出，鑽研比文藝復興初期早得多的古文學，延遲了而並非加快了西方各國人民的智力發展。其時人們尋求典範，不大在乎吸取靈感和衝動。在薄伽丘和拉伯雷時代，學識的淵博壓抑著知識分子，非但幫助不了他們自身解放，反而使他們窒息。古人的權威，尤其亞里士多德的權威，給文化打下深深的烙印。整個十六世紀，巴黎大學只培養出學究和書呆子。
蒙田不至於反對書本知識淵博，但他善於消化，為己所用，絲毫不影響自身思想的形成，這是他區別其他學者之處。充其量他遷就時尚，在自己的著作中充塞了引語。但他指出：“我們肚子裡塞滿肉食有何用，如果消化不了，如果增加不了營養，如果不能強身健體？”（《隨筆集》第一冊第二十五節）他還更形像地自比蜜蜂：“蜜蜂到處採花，釀成蜂蜜，完成自己的傑作。”
《隨筆集》若沒有作者非同凡響的人格是不可思議的。那麼他帶給人間什麼新東西呢？認識自己。他對認識其他種種事物不怎麼有把握，但他發現的人性，給我們揭示的人性，是那麼可靠那麼真實，以致每個《隨筆集》的讀者都在他身上認識自己。
每個歷史時期，人類總想用約定俗成的形象來掩蓋真正的人性。蒙田揭去了這個面具，追本溯源，抓住了本質。他之所以達到這一步，是因為他孜孜不倦磨煉獨特的洞察力；是因為他反對循規蹈矩，反對一成不變的信仰，反對因循守舊；是因為他具有始終清醒的批判精神，一張一弛，既玩耍取笑又瀟灑和善，寬厚放達而不刻意討好，只因他力求認識，而不求說教。
在蒙田看來，肉體與精神同等重要；他不把兩者分離，切忌抽像地闡明自己的思想。所以，聽其言之前先觀其行就特別重要了。好在他本人已把自己的風貌和盤托出了。那就看一下吧。
他身材矮小，臉部豐滿而不肥胖，按當時流行的方式留著不太長的鬍鬚。五官“十全十美”。儘管他放縱糟蹋健壯的體魄，身體依然十分結實，只在四十七歲上得了腎結石。他步態穩健，動作猛銳，聲音洪亮。他健談，總是慷慨激昂，而且伴隨種種動作。他吃什麼都很香，而且狼吞虎咽，甚至咬著自己手指，因為那時還不用叉子。他經常騎馬，直到晚年長距離騎馬都不感覺勞累。他寫道，睡覺佔了他一生大部分時間。
一個作家的重要性不僅在於他固有的價值，而且更在於他的啟示的切合時宜。有的傳經送道只有一時的重要性，如今已引不起共鳴了。當時能喚醒良知，激發熱忱，掀起革命，但對我們已沒有召喚力了。偉大的作家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其著作不僅符合一國一時的需求，而且為世代各族種種不同的飢餓提供充足的食糧。蒙田說：“一個自信的讀者所發現他人思想的長處，往往不同於作者所寫進書裡的和所重視的，而且賦予更為豐富的含義和麵貌。”（第一冊第二十五節）他自己是否“自信”？是否能夠回答年輕的美國那些“自信的讀者”向他提出的種種新問題呢？我將拭目以待。這篇序言的撰寫和蒙田文選的編纂正是為了滿足一位紐約出版者的要求。
我們這個時代，無論在哪個國家，富於建設性思想的人總備受青睞。一個作家最受人稱讚的是，向我們提出一個井然有序的體系，一種解決政治、社會、道德問題的方法，因為令人焦慮的問題多多少少折磨著各國人民，尤其困擾著我們每個人。蒙田確實沒有向我們提供任何方法（一種在他那個時代有價值的方法今天行得通嗎？），也沒有提供任何哲學或社會體系。他的思想遠非井然有序，而任其歡蹦亂跳，信馬由韁。他持久的懷疑使得愛默生認為他是懷疑主義最完美的代表（即反教條主義的代表，精神探索的代表），有人說他的懷疑論可比作催瀉藥物，讓病人排出瀉藥所清除的污物。由此某些人確實認為他的“我知道什麼”一說是對其智慧其教誨畫龍點睛，但我卻不能得到滿足。懷疑主義不是《隨筆集》中我所喜歡的東西，對我尤其不足為訓。一個“自信的讀者”從蒙田著作中會找得到比懷疑和疑問更好的東西。
彼拉多所提的惡毒的問題：“何謂真諦？”一直迴響在歲月的長空，對此蒙田好像借用了基督非凡的回答：“吾即真諦”，儘管從人的觀點來看，其方式完全屬於世俗的，其含義與原義也是非常不同的。就是說，蒙田認為除了能認識自己外，對任何其他東西都不可能真正認識。這便是他滔滔不絕談論自己的原因，在他看來，認識自己比認識其他一切更為重要。他寫道：“應該既揭開事物的外表又揭去人物的面具。”（第一冊第二十節）他寫自己為的是自我暴露。面具雖屬人物，但更屬時代和國家，所以人是以面具來區分的，以致我們從真正被揭去面具的人身上能夠很容易認出我們的同類。
他甚而至於認為他自己的寫照可能會引起更普遍的關注，儘管這個寫照在他是更具個別性的。根據這個深刻的道理我們重視他自己的寫照，因為“每個人載著人類狀況的全貌”。 （第三冊第二節）更有甚者，正如品達所說，蒙田深信“真正的生靈是大善大德的開端”。 （第二冊第十八節）這句妙語，蒙田是從普魯塔克那裡借用的，而普魯塔克又藉用於品達，現在我再把蒙田的話為我所用。我很樂意把它當作《隨筆集》的題銘，因為我若時時處處銘記這個重要的教導，必定受益不淺。
這種只取真實的自己和把自己描繪得惟妙惟肖的決心，蒙田起初似乎並沒有這一膽量和把握。由此，他自畫的輪廓有某種初期的猶豫；由此，他從歷史茂密的棘叢中尋找庇護：由此，他堆積經典語錄，蒐集各種範例，我想說，他引經據典，不斷摸索，如履薄冰。他對自己發生興趣，起初是隱約模糊的，不太清楚其重要性，懷疑表面上最無關緊要的東西以及最使大家不屑一顧的東西，是否恰恰是最值得注意的東西。他身上的一切在他都是好奇、逗樂、驚異的對象：“到頭來我只看到世上的厭物和尤物集於我一身：人們久而久之對一切怪異習以為常；但我越糾纏自己越認識自己，就越驚異於自己的醜怪，就越與自己過不去。”聽他如此談論自己的“醜怪”難道不有趣嗎？因為我們在他身上所喜愛的，正是讓我們在他身上認出與我們相像的東西，與平凡樸實的人相像的東西。
只是從《隨筆集》第三冊和在末卷裡（最初幾版所沒有的），蒙田才得心應手地談論自己的問題，不再猶豫摸索了。他知道自己要說什麼，重點說什麼，而且說得精彩，行文優雅，詼諧有趣，表達有致，曲徑通幽，妙語無窮。他寫道：“人家培養人（如醒世作者），我則吟詠人。”（第三冊第二節）稍後寫得更微妙：“我不描繪存在，而描繪瞬息即逝的東西。”德國人說Werden（探幽燭微），因為蒙田一直關註一切事物永恆的流動，換言之，注視人類性格的不穩定性：人格永遠不固定，只在難以把握的變化中意識到自身。至少這個確實性在其他一切確實性紛紛崩塌中壯大起來，在以他自己為主題的問題上，他是“活在世上知之最多的人”（第三冊第二節），“任何人永遠不能像他那樣準確那樣充分地鍥而不捨，使臻完善”，與確實性相輔相成的美德只會是“忠實性”，因此蒙田認為可以立即加上一句：“確實性一目了然，最為真誠最為純正。”
我認為我們從蒙田《隨筆集》得到的最大樂趣來自他撰寫此書的最大樂趣，我們幾乎從每個句子都感覺得出來。在組成三冊《隨筆集》的所有篇章中，只有一篇枯燥乏味，就是那篇最冗長、寫得最認真、承上啟下、講究章法的文字：《為雷蒙·德·塞邦德辯護》。德·塞邦德是十五世紀西班牙哲學家，曾在法國圖盧茲大學講授醫學。蒙田應父親之命十分吃力地翻譯了德·塞邦德的《自然神學》。 “這在我是十分奇特和新鮮的事情，但既然有運氣有空暇又不能違背有史以來最好的父親之命，我就盡力而為，總算把它譯完了。”（第二冊第十二節）這篇文字位於《隨筆集》中部，是蒙田第一篇著作，是最出名最常被援引的文章之一。蒙田的思想放達無序，信馬由韁，但他寫這篇文章下了很大的功夫，詳述一種學說，給他不確定的神秘主義披上堅定如一的薄紗。但恰恰因為他在這裡緊緊管束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便幾乎失去全部典雅，失去他那閒雲野鶴般超脫的魅力。我們感覺他把思想引向一個目的時，讀起來興味索然，只在後來的行文中他偶有所感，信筆而至，宛如信步所至，走進一條沒有預定的小徑採摘百花，我們這才感到津津有味。我樂於在此指出，最受歡迎最優美的作品也是作者最高興最開心寫的作品，這樣的作品讀起來才輕鬆灑脫。藝術不是靠嚴肅站住腳的，而樂趣則是最可靠的嚮導。 《隨筆集》各種不同篇章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文字所闡述的蒙田思想差不多都處於流動狀態，是那樣的拿不定主意，那樣的變幻無常，甚至矛盾百出，以至後人可以作出各種不同的解釋。有些人，如帕斯卡爾和康德，從中看出蒙田是個基督徒，又如愛默生則認為他是懷疑主義的典範；還有人說他是伏爾泰的先驅，聖伯夫甚至發現《隨筆集》是斯賓諾莎《倫理學》的準備和前奏。但我認為聖伯夫最接近真實的蒙田，他指出：“他採取與眾不同的態度，把自己變成奇特的怪癖，從而觸及每個人的小天地，並且通過自畫像（他漫不經心、不厭其煩、鍥而不捨給自己繪製圖像）更好地成為大多數人的畫家和形象捕捉者，為此他經常精心解剖自己，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剖析自己的變化無常和多層重疊。”“每個人在他（蒙田）身上都有一小塊天地。”（《波爾-羅雅爾修道院史》第三卷第二章）
我認為蒙田善於承受包容前後不一和各種矛盾，這是一種巨大的力量。 《隨筆集》第二卷一開始那句話對我們既是喚醒又是警告：“致力於控制人類行為的人既於事無補更增遞不了光輝，因為人類行為矛盾百出，無奇不有，好像根本不可能同出一轍。”（第一冊第一節）對於人類這種自相矛盾，心靈大師們，不管名叫莎士比亞，塞萬提斯或拉辛，無不至少有所短暫的統覺。但，為了建立古典藝術，首先需要臨時確立一種心理學，雖有點粗淺，卻有確定不變的粗線條。為此必須有墜入愛河的情種，一毛不拔的吝嗇鬼，妒火中燒的醋罐子，但不可以有對上述種種都沾點兒邊的人物。蒙田提到這些“善良的作家”時說，他們“選擇普澤眾生的外表，根據這個形象，他們去安排和解釋人物的各種行為。如果無法削足適履，那就乾脆弄虛作假”。 （第二冊第一節）他添加道：“奧古斯都對此視而不見”，後來聖埃夫爾蒙也以相同的調子寫道：“我們心靈中的皺褶和曲徑，他（普魯塔克）視而不見……他對人的判斷大而化之，不相信別人跟他有什麼區別……當他覺得露出破綻時，他便歸咎於外部原因……而蒙田則理解得深刻多了。”我覺得蒙田甚至看得更為透徹，不單單如聖埃夫爾蒙所說的“人的易變”。我認為在“易變”一詞的掩護下恰恰隱藏著問題的癥結，直到很晚以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才涉及，再後是普魯斯特，因此有人說：“這是對我們賴以生存的人的觀念提出了異議”，並由當代弗洛伊德等幾個人把人的觀念打破了缺口。也許在人格不確定的界限和自我的不穩定性方面，蒙田向我們提供了出其不意的線索，信筆所至，天然成趣，這使我最為驚奇，並且是直接訴諸我們的。
蒙田的同時代人對那些最震動人的段落想必忽略而過，視而不見，至少看不出其重要性。或許蒙田本人對同代人的無動於衷頗有同感，不管怎麼說，他也關注當時的興趣熱點，而今天已不再使我們感興趣了。倘若他又回到今天的世上，可能會說：“我若早知道你們關注的是這事兒，我就會多說一些了！”唉，放馬後砲有什麼用呢？誰讓您一味迎合同代人而想不到我們這些後代人哪。他的時代向他指責的問題或最為忽略的問題，往往正是一個作家如何通過悠悠歲月能與我們溝通的問題。透過眼前的憂慮測出使子孫後代感興趣的東西，是需要特殊洞察力的。
愛情好像在蒙田的生活中沒有起什麼大作用，他更注意肉體的快感。似乎結婚時熱情不高，如果說他是好丈夫的話，暮年他就不會寫下這樣的話：“偷情時更容易盡性，而與妻子結伴則要循規蹈矩，處處節制。”（第二冊第三十三節）當然此話並不表示他身體力行。他不大器重婦女，每每尋歡之後，便讓女人去做家務。我摘錄了蒙田在《隨筆集》中談論婦女的段落，都是些不堪入耳的話。至於他的子女，他在書中一筆帶過：“他們全在嬰兒時就夭折了。”（第二冊第八節）只有一個女兒“逃此厄運”（同上）。子女們相繼死去好像他並不感到可惜。
然而，蒙田並非不近人情，他特別同情小民百姓：“我一心向著平民百姓，心里天生對他們有著無限的同情。”（第三冊第十三節）但需要理性平衡時他立即恢復鎮靜：“我非常同情他人的痛苦，心腸極軟，很容易跟著別人痛哭流涕，如果是在我深感傷心的場合。”（第二冊第十一節）拉羅什富科後來說：“我很少有憐憫心，根本不想有此心。”最終導致尼采的名言：“讓我們具有鐵石心腸。”這樣的聲明來自像蒙田或尼采這些天生有著軟心腸的人特別使我感動。
蒙田情感生活方面惟有友誼在他的著作中有所反映。他對埃蒂耶納·德·拉波耶第的真摯友情似乎一直藏於心中，在他的精神上也佔有重要的位置。這個比他大三歲的摯友僅有一篇小論文：《論自願的奴性》。這本小書不足以使我們把拉波耶第視為“世紀的偉人”，與蒙田並駕齊驅，但大概足以使我們明白，後來的《隨筆集》作者係戀於一顆極其寬厚和高貴的心靈。
另一宗友誼在蒙田的生活中也佔有重要的位置，即他對瑪麗·德·吉內小姐的摯情，稱她為“姻親女兒”。他入垂暮之秋時寫道：“我愛她大大超過父愛，她在我退隱和孤獨中與我形影不離，成為我自身最美好的一部分。”甚至添加道：“在這個世上我只關心她了。”當她“超飽滿”崇敬和愛慕《隨筆集》的作者時，年僅二十，而蒙田則五十有四。不談及此宗純精神的眷戀可說是數典忘祖，因為多虧德·吉內小姐照管，《隨筆集》第三版這個很重要的版本，在蒙田死後三年得以面世（1595），多虧她忠心不二，蒙田的手稿得以保存，對後來出版蒙田全集大有裨益。
蒙田與埃蒂耶納·德·拉波耶第之間的友情不管多麼高尚，我們可以猜想這種友情對蒙田是有點約束的；這個好享受的人若沒有遇見拉波耶第不知會成為怎麼樣的人，尤其倘若拉波耶第不是年輕早逝（時年三十三歲），《隨筆集》不知會成為怎麼個樣子；倘若他的思想繼續受朋友拉波耶第控制，不知會是怎麼樣了。對此，聖伯夫援引小普林尼一句很優美的話：“我失去了生活的見證人……今後我擔心生活更加漫不經心。”好個“漫不經心”，我們就喜歡蒙田的“漫不經心”。在拉波耶第看來，蒙田有點賣弄古風。儘管是真誠的，他一向如此，因為非常仰慕英雄主義，但他不喜歡，越來越不喜歡人們故作偉大，越來越擔心他將不得不先縮小再求高大。
拉波耶第在一篇致蒙田的拉丁韻文中向他指出：“你呀，朋友，你更需要克己，因為我們知道你素性既傾向於惡習又好大喜功。”一俟拉波耶第去世，蒙田越來越不屑於“克己”，天生素質使然，也是哲學觀念使然。矯揉造作和煞費苦心獲得的人格（簡直是非人格），把道德禮儀習俗乃至偏見熔為一爐所塑造的人格，蒙田是最感厭惡的。被這一切所束縛所掩蓋所偽裝的真實人性，似乎對蒙田來說有一種神秘的價值，他企盼著這種價值作出某種顯影。誠然，我明白此處想玩文字遊戲太容易了，只需從蒙田的教導中指出他主張順其自然，盲從本能，甚至聽任最低級的本能為所欲為，因為這樣的本能總顯得最為真誠，就是說最為天然，有如花瓶底端的沉積，其濃度其厚度都是必然聚成，甚至受到最高貴的激奮震蕩之後，積澱又會產生……但我認為這樣就完全誤會蒙田的本意，儘管他對我們與動物共同的本能非常關注，也許過分關注了，但他仍然超越了動物的本能，從不允許自己成為本能的奴隸或犧牲品。
很自然，蒙田並未因上述思想而感到有一星半點的懊悔和懺悔之意。他於一五八八年寫道：“自發表我的首批作品，我老了八歲，但我懷疑自己有絲毫改變。”（第三冊第九節）更有甚者：“我的放蕩，那些有傷風化的事，使我誤入歧途，叫我心裡很不痛快，但僅此而已。”（第二冊第十一節）類似的聲明充斥《隨筆集》的最後部分。後來他添加道：“倘若我得重新生活，我會像我生活過的那樣再生活一遍：我既不抱怨過去也不怕未來的不測。”（第三冊第二節）這引起某些人極大的憤怒。這些聲明當然完全有悖於基督教的。每次蒙田談起基督教，總是出言不遜，有時幾乎刁鑽促狹。他經常關心宗教，但閉口不談基督。沒有一次援引基督的話。甚至可以懷疑他是否讀過《福音書》，或者更確切地說，可以不必懷疑他從未讀過《福音書》。至於他對天主教的崇敬，確實是慎之又慎的，因為不應該忘記一五七二年卡特琳娜·德·梅迪西斯和查理九世發布敕令，引起全法蘭西王國內屠殺新教徒。伊拉斯謨（死於一五三六年）的事例引起蒙田的警惕，反正他明白自己不想勉強寫《愚人頌》之類的書。顯而易見，伊拉斯謨其實也不想寫，只是他不得不受命於教會，承諾本身就是束縛。最好虛與委蛇：蒙田在題為《祈禱》的章節中不斷增加和解的內容，一五八二年的版本如此，一五九五年的版本亦然。他於一五八一年遊歷期間把其著作獻給羅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這位教皇是格里高利日曆（簡稱格里歷）的創始人，一直沿用至今。教皇稱讚他，但有幾處保留意見，蒙田很快按教皇的旨意加了幾行，其用意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把這些話重複添加到另外好幾處，以表明完整的正統觀念和對教會的順從。其時教會表現得非常隨和，與欣欣向榮的文藝復興文化妥協了。伊拉斯謨被推薦紅衣主教的職位，儘管有人指控他的書宣揚無神論，繼而在巴黎遭禁。馬基雅維里的著作儘管毫無宗教信仰，卻在羅馬按克萊芒七世教皇敕書印發。
這種容忍和寬鬆使宗教改革的領袖們更肆無忌憚。蒙田和天主教可以融洽相處，和耶穌教則格格不入。他接受宗教，只要宗教滿足於裝點門面。他針對“剛愎自用的君主們”的言論，同樣用來對付教會當局：“應該向他們鞠躬和順從，但知性不在其內；我的理智不應卑躬屈節，但膝蓋卻可彎曲。”（第三冊第八節）
為了保護他的著作，他感到有必要再增添幾行使人非常放心的話，幾乎看不出是他的手筆，甚至在《隨筆集》最精彩的地方，譬如向虔誠的基督教心靈發出警告，“僅僅為了另世永生的目的就完全值得我們拋棄舒適和溫馨”（第一冊第三十九節）。這段話一直是手書眉批，只在蒙田謝世後才公佈於眾。其他類似的文字像避雷針般標插在書中，更確切的比方，就像在飲食控制時期把“糖漿”或“檸檬水”的標籤貼在威士忌酒的瓶上。離上述引文不遠幾行就有“避雷針”：“應當堅持享用生活樂趣，死死咬住和抓住不放，因為歲月一年一年無情地把我們的生活樂趣搶去。”（第一冊第三十九節）第一版的這個段落是後來增添的文字難以掩蓋的，給我們描繪了真實的蒙田，一個對“一切偽造都是不共戴天的敵人”（第一冊第四十節）。對這種假惺惺的出爾反爾，我簡直感到憤慨，如果我沒有想到這也許出於能向我們兜售其商品的需要。聖伯夫說得好：“他（蒙田）能夠表現出他是很好的天主教徒，但卻無法讓人感到他信奉基督教。”因此我們可以用蒙田評論尤里安皇帝的話來評論他自己：“在宗教上，他是處處無行的，故有背教者之諢名，因為他拋棄了我們的宗教。然而我覺得這種看法更站得住腳，即他內心從未相信過我們的宗教，但為了順從法律，他虛與委蛇……”另外，他援引阿米安·馬塞蘭“……他（尤里安皇帝）把異教久久埋在心田，因為他的軍隊全是基督教徒，不敢披露自己信奉異教。”故而尤里安這個人物強烈吸引著他。
蒙田所喜歡天主教之處，所讚賞乃至宣揚的東西，是秩序和資歷。他說：“在目前關於法蘭西內戰烽火四起的爭論，最優秀最健康的派別無疑是既維護宗教又維護古代方式治國的。”（第二冊第十九節）因為“一切大變動都是摧國亂邦的”。 “……最古老和最為人所知的弊病總比最新近和沒有經驗的弊病更容易令人忍受。”（第三冊第九節）他對《福音書》的無知並非出於對新教改革家的憎恨，不必尋找其他理由。天主教會，法國天主教會，他主張完整保留下來，並非因為他認為天王教是惟一好的宗教，而是因為他感覺改變教會不好。
同樣，我們從蒙田的一生和他的全部著作看出他堅定如一地熱愛秩序和分寸，關心公共福利，抵制把個人利益凌駕於眾人利益。然而，直抒己見和維護光明正大在他看來最為重要，優先於一切其他考慮：“……我寧願一敗塗地，也不願違背心意，屈尊俯就。”此處我想抓住他的話，不假思索地認為他也許有點吹牛，因為這些話今天聽起來仍很重要，其重要性不亞於蒙田生活的混亂時代，其時某些光明正大的覺悟者保持獨立自主，不屑隨波逐流，曲意逢迎。 “一切泛論都是怯懦的，危險的。”（第三冊第八節）還有：“沒有比按條例和紀律行事更愚蠢更脆弱的生活方式了。”（第三冊第十三節）這類段落在《隨筆集》中比比皆是，我擇其最重要的，尤其就今天而言，我最後再引一段：“公共福利要求人們背叛和撒謊”，唉！甚而至於他後來添加道：“乃至屠殺”，“把此差使讓給惟命是從、委曲求全的人吧！”（第三冊第一節）顯而易見，蒙田天生不是搞政治的。
他自己也覺得領導公共事務的資格不夠，當他出讓法官職務以及後來辭去波爾多市長專心修身養性，其想法都是非常健康的。他認為撰寫《隨筆集》，是他對國家最大的效勞；我要說，是對全人類最大的效勞，因為必須注意到在他看來人類觀念遠遠凌駕於祖國觀念之上。他對法國異乎尋常地讚美，至少對巴黎如此：“巴黎是法蘭西的光榮，是世界最高貴的光彩”，他“愛之切，連缺陷瑕玷都喜歡”，（第三冊第九節）但他是有心人，宣稱他對全人類心懷友情：“……我認為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像擁抱法國人一樣擁抱波蘭人，把國民關係置於世人關係之後。”（同上）他添加道：“我們努力獲得的純友誼通常超過因氣候或血緣相通而形成的友誼。我們出生於世，本來就是自由自在的，無牽無掛的，而我們把自己禁錮在某些狹窄的地方，有如歷代波斯國王以只喝舒阿斯佩茲河的水為自律，愚蠢地拒絕享用其他一切河水的權利，把天下其他水源一律從他們的目光中排幹。”（同上）
後人總欠蒙田的情。由於他說什麼都無秩序無方法，每人均可從《隨筆集》中採集自己所喜愛的東西，這往往又是他人所蔑視的東西。沒有作家像他那樣容易被人佔去好處，而又難以指控別人出賣他，因為他自己做出榜樣：不斷自相矛盾，食言而肥。 “是真理，則不必害怕承認，”他坦誠寫道，“必要的話，我很容易既給聖米歇爾上蠟燭又給他的蛇上蠟燭。”（第三冊第一節）此話當然更取悅於蛇而使聖米歇爾不快。所以，蒙田不受信徒愛戴，他也不喜歡信徒。這說明他死後，至少在派別林立、四分五裂的法國，不受重視的原因。自一五九五年（請記住，他死於一五九二年）至一六三五年，《隨筆集》只出了三四個新版本。在國外，諸如在意大利，在西班牙，特別在英國，蒙田則很快大受歡迎，而正當他在本國不受歡迎或不大受歡迎的時候。我們從培根和莎士比亞的著作中找得出《隨筆集》無可否認的影響痕跡。
蒙田遠離基督教的同時，提前接近歌德：“至於我嘛，我熱愛生活，就像上帝樂於賦予我們生命那樣培育生命……自然是個溫和的嚮導，但又是謹慎而公正的嚮導。”這些幾乎是《隨筆集》的結束語，後來的歌德想必樂意把自己的名字簽在後面。這就是蒙田的智慧所達到的結果。他的作品沒有一句廢話。蒙田精心把謹慎、公正和修養與他熱愛生活的聲明結合在一起。
蒙田給我們主要的教益，就是很久以後人們稱之為開明大度的東西。我覺得當今之下是我們能從他那裡取得的最明智的教誨，現時政治或宗教信仰使世人四分五裂，互相對立。 “由於本國目前糾紛四起，”他說，“我所關切的是我自己不看輕我的對手值得稱道的優點，也不低估我追隨的人們應受指責的品質”。 （第三冊第十節）他晚些時候添加道：“一本好書並不因為反駁我而失去魅力。”（同上）這一節的最後非常精彩：“他們想要使我們的說理和判斷不為真理服務，而為我們想望的計劃服務。我寧願走另外的極端，因為我擔心我的想望把我誘騙了。再加上我內心不大相信我所希望的東西。”（同上）這些精神和心靈素質從未比在它們最受輕視的時期更受歡迎更有用處。
這種罕見和非凡的氣勢，即他經常向我們談起的那種聆聽和採納他人意見乃至壓倒他本人意見的傾向，阻止著他過於深入地在一條道上冒險，而這樣的道路正是後來尼采的道路。同樣，一種天生的謹慎也阻止著他，為了保持謹慎，他不樂意貿然行事。他害怕荒蕪的地區，害怕空氣稀薄的地區。一種惶惑不安的好奇心在他身上悄然而起，無論在思想領域還是外出旅行的時候都是如此。陪伴他旅行的秘書撰寫的旅途日記上，我們讀得到這樣的文字：“我從未見過他如此不知疲倦，不再抱怨病痛（他當時患腎結石，但不妨礙他騎馬騎幾個小時），無論在路上還是在住處，都專心致志地註意遇到的事物，抓住一切機會與陌生人聊天，以致我認為這減輕了他的疾病。”他宣稱“到陌生地方散步是毫無計劃的”，較遠處：“他嗜好遷徙，以致厭惡他不得不歇腳的近處。”所以他經常說：“過了惶惑不安的一夜之後，早晨想起還要觀看一個城市或一個新地方，就樂不可支地起床了。”在《隨筆集》中蒙田本人也寫道：“我很清楚，這種遷徙的樂趣嚴格地講表明了惶惑不安和優柔寡斷，由此產生我們主要的、主宰的素質。是的，無可諱言，除了在夢中和想望中，我看不出哪裡是我的立身之地：惟有變動的慾望給我帶來好處，還有掌握紛繁的內容也使我獲益匪淺。”（第三冊第九節）
蒙田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長途旅行是去德國南部和意大利，其時年近半百。那次旅行歷經十七個月。要不是他出乎意外地被選為波爾多市長而不得不突然返回法國，他的旅行很可能還會延長更久，可見他樂此不疲，流連忘返。從此之後，他經常想輕鬆愉快一下，好奇心驅使他匆匆上路。
根據《隨筆集》前後的版本追尋一下蒙田對死亡觀念的態度是很有教益的。他為作品最初章節中的一節加了標題：哲學思考就是領會死亡。在這節中我們讀到：“我始終懷有對死亡的想像，勝過對一切的想像，即使在最年輕的時代也是如此。”馴服對死亡的想像力在於減少對死亡的恐懼。在最後一版的《隨筆集》中蒙田終於說：“謝天謝地，我可以在上帝樂意的時刻毫無遺憾地離去。我沒有任何牽掛，除了我自己，我向每個人痛快地告別。從未有人像我這樣又純粹又充分地準備離開世界，像我這樣時刻準備灑脫而去。”……“死亡即便突然來到，我也不會有什麼新鮮感了。”（第一冊第二十節）他幾乎愛上了這樣的死亡，就像喜愛一切自然的東西。
據悉，蒙田完全像基督徒那樣壽終正寢，雖然他走的不是基督徒所走的道路。他臨終時卻有妻子和女兒陪伴，也許是她們好心促使他比他自己所設想的更虔誠地離世，而他則“滿足於平心靜氣地死去，赤條條孑然一身地死去，這才符合本人離群索居、無牽無掛的生活”（第三冊第九節）。沒準是這種預感促使他寫道：“倘若我可以選擇我的死亡，我想，寧願死在馬上而不在床上，不在家裡，遠離親人。”（同上）
如果有人指責我過分突出蒙田思想的鋒芒，那我會反駁道，許多評論蒙田的專家竭力抹去蒙田思想的棱角。我只不過把蒙田思想刪繁就簡，把繁蕪的《隨筆集》理出個頭緒，因為繁雜的章節常常如亂麻似的讓我們看不清來龍去脈。對於大膽的作家，即使在他們成為經典之後，教育家也總想方設法使他們無甚大礙，這種鍥而不捨的努力確實令人讚賞。曾幾何時，一切新思想好像就失去了棱角；另外，對新思想有某種適應之後就玩弄起來，也不怕玩物喪志。
蒙田在遊歷意大利時驚異地發現古羅馬最傲岸的宏偉建築大多一半埋在廢墟瓦礫裡。古建築總是從頂端一點點風化崩塌。但，正是從頂端墜落的碎片堆積了起來，我們腳下的土地才升高了。如今我們之所以覺得尖頂不太高了，也因為我們眺望的基點不太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