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為止，我們所做的只是掃清道路。在論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之前，我想提請大家謹防陷入謬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一生最後十五年間花了很大精力從事編輯一本雜誌。他為這本雜誌撰寫的文章匯集成冊，定名《作家日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該著作中闡述他的思想。因此不斷參照該書似乎再簡單自然不過的了，但，可以馬上告訴大家，這本書令人大失所望。我們讀到社會理論的闡述，其理論模糊晦澀，表達極不高明；我們讀到一些政治預言，沒有一項預言得以實現。陀思妥耶夫斯基力圖預測歐洲未來的狀況，幾乎總是估計錯誤。
蘇代先生不久前在他的《時代》為陀思妥耶夫斯基闢了一個專欄，樂不可支地挑陀氏的毛病。他同意說陀氏的文章只不過是通常的新聞體之作，這我完全贊成，但我反對他認為這些文章為我們了解陀氏的思想提供了再好不過的資料。說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記》中探討的問題並不是他最感興趣的，應當承認，在他看來政治問題不如社會問題重要，社會問題又不如，大大不如道德和個體問題重要。我們能夠從他那裡得到最深刻最罕見的真知灼見是屬於心理學方面的，我補充一句，在這個領域他提出的想法往往停留在問題、疑問階段。他不尋求答案，只作陳述，只陳述那些通常處在紊亂狀態的問題，正是因為它們極其複雜，縱橫交錯，混亂不堪。總之一句話，嚴格地說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思想家，而只是小說家。他最寶貴最敏銳最新穎的思想，我們應當在其人物的言論中尋找，而且不一定總在主要人物的言論中尋找，往往最重要最大膽的思想，作者讓次要人物說出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旦以自己的名義說話，總是笨口拙舌的。我們可以認為他通過《少年》中維爾西洛夫之口道出他自己想說的這句話：
“發揮？不，我寧願不發揮。奇怪吧：每當要發揮我深信的一個思想，幾乎總是沒等陳述結束，我的信仰便動搖了。”
我們甚至可以說很少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陳述自己的思想之後不馬上加以否定的。在他看來，思想一旦得以陳述就好像立即散發死物的臭味，好似佐西馬屍體散發的惡臭，而人們恰恰期待著出現奇蹟，其時這種惡臭使得他的弟子阿遼沙·卡拉馬佐夫夜間守靈變得不堪忍受。
不言而喻，對一個“思想家”來說，如此這般，是相當糟糕的。他的思想幾乎從來都是不完全的，幾乎總是讓有關人物表達出來的，甚而至於，不僅關係到小說人物，而且關係到人物生活的某個確切的時刻。可以說，思想是由其人物某個特定和暫時的狀況所獲得的，因此是相對的，就是說，直接關係到思想所導致的行為或舉動，抑或是行為或舉動必然導致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講理論，就叫我們失望。拿他論述謊言的文章來說吧，當他讓說謊的典型人物（與高乃依的典型人物迥然不同）在小說場景中活動時，是多麼得心應手，天衣無縫。他善於使我們通過典型人物明白是什麼東西迫使說謊者撒謊，然而，一旦作者企圖向我們作出解釋，把他的人物理論化，就顯得平淡蒼白，趣味索然。
這本《作家日記》向我們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小說家到家到了何等程度。如果說他寫理論和批評文章相當平庸，那他一旦把某個人物引入場景就十分高明了。正是在《作家日記》中我們發現精彩的記敘《莊稼漢克羅奇卡亞》，一部陀氏的力作，類似小說的，確切地講只是一篇長長的獨白，很像差不多同時期寫的《地下才子》中那篇獨白。
更妙的是，我想說，更有啟示的是，在《作家日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兩次讓我們觀察小說情節的安排，幾乎不由自主的，幾乎無意識的。
他給我們講他觀看街上行人，有時尾隨他們的樂趣，之後，筆鋒一轉，便抓住某個遇見的行人不放了：
“我注意到一個工人，他胳膊上沒有挽著老婆，只牽著個孩子，一個小男孩。兩人都像孤獨者那樣愁眉苦臉。工人約摸三十歲，面容憔悴，一副病態。他穿著節日禮服，但外套的接縫處都已磨損，鈕扣的包布全脫落了；衣領油兮兮的，褲子洗得倒頂乾淨，但像剛從舊衣店買來的；大禮帽破爛不堪。臉部表情陰沉，冷峭，近乎兇惡。這個工人在我看來像是個排字的。他手拉著孩子，小男孩有點兒跟不上。小傢伙兩周歲，再大也大不了多少，非常蒼白，非常孱弱，穿著短上衣，踏著紅高幫皮靴，戴著插一片孔雀羽毛的帽子。他累了。父親向他嘀咕什麼，也許嘲笑他缺乏腿勁吧。孩子沒有爭辯，五步之後，父親彎下腰，把他舉起，抱在懷裡。男孩似乎很高興，雙臂摟住父親的脖子。他剛抬高身子便瞥見我，吃驚好奇地望著我朝他微微點頭示意，他卻皺起眉頭，更緊地扣住父親的脖子。父子倆大概是好朋友吧。
“在街上，我喜歡觀察行人，端詳陌生的面孔，研究他們可能是何許人，想像他們怎樣生活，並在生活中可能對什麼感興趣。那天，我對這父子倆特別關注。我設想，工人的妻子，即孩子的母親，剛去世不久。鰥夫一周中在工場幹活，把孩子扔給某個老婦人照看。他們必定住在地下層，這男子租了一間小房，也許只租房間的一角。今天星期日，父親帶著孩子走訪親戚，很可能去亡妻的姐妹家。我希望孩子的姨在小說中不常出現，她嫁給一個下級軍官，住在地下層的大兵營裡，但單獨住一間房。她為去世的姐妹傷心哭泣，但時間不長。鰥夫也不顯得大悲大慟，至少在走訪時是如此。不過，他一直憂心忡忡，寡言少語，只談利害有關的問題，講完就默不作聲了。之後，便等著上茶炊，等著喝茶。小男孩待在一角的長凳上，蠻不懂事地噘著嘴皺著眉，最後昏昏入睡了。姨媽和父親對他不大在意，給了他一片麵包和一杯牛奶便不管了。軍官起先一言不發，等到某個時刻突然甩出一句粗野的玩笑，挖苦父親正在斥責的小淘氣。孩子急於離開，無奈的父親把他領回位於利季埃奈亞的維鮑格斯卡婭家裡。
“第二天父親照例去工場上班，小傢伙依舊跟著老婦人。”（《作家日記》第九十九至一百頁）
在同一本書的另一處，我們讀到他遇見一名百歲婦人的記敘。他上街時看見老婦坐在一條長凳上，跟她搭訕後便走開了。但晚上“完成工作之後”，又想起老嫗，想像她回到家人身邊以及家人跟她說些什麼話。他敘述老嫗仙逝。 “我樂於想像故事的結尾。畢竟我是小說家嘛。我喜歡講故事。”
再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從不胡編亂造。就在這本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及科爾尼洛夫寡婦的訴訟時，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組合和安排故事。當司法調查結束，罪行水落石出，他寫道：“我幾乎全猜對了，”接著解釋道，“一次機緣巧合，我去見了科爾尼洛夫寡婦，驚異我的猜測竟這般符合實際。當然，有些細節陰差陽錯了，譬如，科爾尼洛夫雖然確是農民，但歐式穿著，等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出結論，“總而言之，我的差錯都無關緊要，猜測的實質內容是對的。”（《作家日記》第二九四頁和第四五〇至四五一頁，副標題為《一樁既簡單又復雜的事情》）
有了觀察的天賦，虛構的天賦，重組真實的天賦，如果再加卓越的敏感性，就可以產生一個果戈理，一個狄更斯（或許你們還記得《老古玩店》開頭狄更斯講他自己忙於尾隨行人觀察行人，離開之後還繼續想像他們的生活）。但這些天賦，不管多麼神奇，卻不足以產生一個巴爾扎克，一個托馬斯·哈代和一個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肯定不足以促使尼采寫下列的文字：
“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比發現斯丹達爾更為重要，惟有他教我學到了一點心理學。”
很久以前我就摘錄過尼采的一段文字，我想念給你們聽聽。尼采在寫這段話時未必想到正好指出偉大的俄國小說家最獨特的價值，他原本用來批判許多現代小說家的，譬如暗指龔古爾兄弟之流：
“對心理學者的訓誡：切勿製造商販心理學！千萬不要為觀察而觀察！否則就會產生錯誤的觀點，產生某種'惡習'，產生某種牽強附會的東西。硬想體驗某事而去體驗，絕不會成功。事發時是不可自審的，任何一瞥都會是變形的。天生的心理學家本能地提防為眼見而觀看，天生的畫家亦然。他從不臨摹自然，而依靠自己的靈感自己的'暗箱'去篩濾去表達'案情'，'氣質'，'經歷'……他只意識到概要結論，結果，而不熟悉對個別案情的任意推斷。倘若另搞一套會有什麼結果！譬如按照巴黎小說家那種辦法，不就大辦商販心理學了嗎？他們可謂窺伺現實，每天晚上報導一堆報聞獵奇。但瞧瞧結果是個什麼樣子哪……”（《水星》，一八九八年八月刊第三七一頁）
陀思妥耶夫斯基從不為觀察而觀察。在他，作品並非產生於對現實的觀察，或至少不僅僅產生於此，但也不產生於固有的想法。所以，陀氏的作品不是從理論構思出發的，而是浸沉在實際裡，產生於思想與實際的會合，產生於這兩者的混同（blending，英國人語），思想與實際渾然一體，簡直說不上哪個佔上風，以至於陀氏小說最為現實主義的場景也是最富有心理學和倫理學意義的章節。確切地說，陀氏的每部作品是由思想通過實際孕育的產物。 “這部小說的構思寓我三年之久矣，”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七〇年寫道，他指的是《卡拉馬佐夫兄弟》，但九年後才寫成。他在另一封信中說：
“貫穿該書各部分的關鍵問題正是我有意無意為之痛苦了一輩子的問題：上帝存在！”
這個思想在他腦海久久飄遊，直到與社會新聞相遇，在這種情況下總是由一件家喻戶曉的訴訟案或一樁刑事官司這樣的雜聞來使思想受精。只有在這個時候才可以說作品構思完成。 “我所寫的是一件有傾向性的事情，”他在同一封信中寫道，當時談及，該書與《卡拉馬佐夫兄弟》同時醞釀成熟。 《卡拉馬佐夫兄弟》這本小說也是一部有傾向性的作品。誠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並非無動機的，“無動機”一詞是指現今流行的意義而言的。陀氏的每本小說都是一種事實論證，可以說是某種辯護，或更確切地說是某種講道。如果我們敢於對這位了不起的藝術家求全責備，也許可說他太執著於證實了。咱們有言在先，陀思妥耶夫斯基從不強求影響我們的主張。他力求點撥開導，使某些隱秘的真理顯露出來；他為這些真理目眩神迷，認為至關重要，很快我們也會認為至關重要：大概是人的精神所能達到的至理，並非抽象的真理，亦非超出人類之外的真理，而是私密的真理，隱秘的真理。從另一方面看，惟其如此，他的作品才免遭種種帶傾向性的歪曲，這類真理，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這些思想，始終服從事實，深深根植於實際。面對人類現實，他保持一種謙卑的態度，順從的態度。他，從不強扭事件，從不歪曲事件；好像他把福音書的告誡歸為己有的思想：“誰欲救之必失之，誰欲棄之必扶之。”
在力圖通過陀氏的著作追踪陀氏的某些思想之前，我想給你們講一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工作方法。斯特拉克霍夫告訴我們，陀思妥耶夫斯基幾乎專門夜間工作，他說：“時近子夜，萬籟俱寂，費奧多爾·米凱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孤身守著茶炊，一邊小口呷著不太濃的涼茶一邊工作到清晨五六點鐘。他下午兩點或三點鐘起床，晚些時候接待客人，散散步或探望朋友。”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總是滿足於“不太濃的涼茶”，有人說他晚年放縱自己酗酒。還有人對我說，某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工作室創作，才智處於高度興奮狀態，多少是人為地瀕臨這種狀態的。那天正逢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接待客人。費奧多爾·米凱伊洛維奇一副疑懼神態，突然出現在客廳，好些夫人聚集在那裡，其中一位端著一杯茶竭力獻殷勤，不料他大聲嚷道：“端著你們的臭茶統統見鬼去吧！”
你們一定記得聖雷阿爾那句簡短的話，要不是斯丹達爾硬拿來掩護自己的美學，很可能顯得荒唐可笑：“小說是一面鏡子，鑑以照之一路行去。”誠然，法國和英國的許多小說屬於這個程式，諸如勒薩日和伏爾泰的小說，菲爾丁和斯摩萊特的小說……然而沒有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更遠離這個程式了。陀氏的小說和我上面列舉的小說，乃至托爾斯泰本人或斯丹達爾的小說截然不同，就像一幅畫和一幅全景圖之間的差別。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畫”時首先註重光線的分佈，光線只來自一個輻射源……在斯丹達爾和托爾斯泰的小說中，光線是恆定的，均勻的，漫射的：所有的物件由同一種方式配置明亮色彩，從各個側面都可見到，根本沒有陰暗部分。而陀氏著作恰如倫勃朗的畫，尤為重要的正是陰暗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人物和事件結集起來，投以強烈的光照，只從一個側面使之突如醒目，每個人物都沉浸在暗部。我們同時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奇特地需要集聚集合集中，在小說的全體成員中創造盡可能多的聯繫和相互關係。在他那裡，事件的流動不像斯丹達爾或託爾斯泰作品中那樣緩慢和均勻，流程中總有那麼一刻，渦旋迭起，事件縱橫交錯，盤根錯節；旋渦中故事的因素——道德的，心理的，外部的——時而沉沒時而重現，時而喪失時而復得。在他那裡看不到任何簡約，他好搞複雜，樂此不疲，並老於此道。情感、思想、激情不純粹地顯現。他不孤立描寫什麼。我終於要評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佈局了，要評論他對人物性格的構思了，但請允許我就此問題先念幾段雅克·里維埃爾的評論：
“小說家在腦子裡構思人物時，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手法：抑或一味使人物複雜化，抑或突出其結構的嚴密性；他要塑造的生靈，抑或可以任其撲朔迷離，抑或可以撥雲見日，惟妙惟肖地向讀者描繪；抑或藏之待時，伏兵待用，抑或不厭其詳，和盤托出。”（《新法蘭西評論》，一九二二年二月一日刊）
你們看得出雅克·里維埃爾出於什麼想法了吧，那就是法國派小說家探幽發微，撥雲見日，而有些外國作家，尤其陀思妥耶夫斯基，則尊重和保護其人物藏於密霧濃雲。里維埃爾接著寫道：
“不管怎樣，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為關注人物的深度，有如深溪洞壑，精心策劃峰迴路轉，使人感到深不可測。
“……
“我們則相反，每每面對人物內心的複雜性，隨著我們千方百計再現其複雜性，我們本能地把它巧作安排。”（同上）
這已經非常嚴重了，但他還補充道：
“必要時，我們助上一臂之力，抹去分枝岔節，把幾個模糊的細部加以描繪，其意義最有利於構成一個心理統一體。
“……
“總之，把通往深溪洞壑的路口統統堵死，這就是我們目前的傾向。”（同上）
我倒並非如此死死認定在巴爾扎克著作中就找不到幾處深溪洞壑、懸崖峭壁和不可思議的幽邃，也不完全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邃就像人們起先想像的那樣不可思議。不妨給大家介紹巴爾扎克著作中一個深溪洞壑般的例子，你們看怎樣？我是在《絕對的探求》中找到的。巴爾塔扎爾·克拉埃尋找點金石，表面上完全忘記了幼年所受的全部宗教教育。他醉心於探求，把虔誠的妻子約瑟芬丟棄一旁，而妻子為丈夫的自由思想提心吊膽。某天，她突然闖進實驗室。門開後，穿堂風引起了爆炸。克拉埃夫人昏倒了……巴爾塔扎爾脫口喊出的那一聲說明什麼呢？這聲喊叫突然再現了他幼時的信仰，衝破了思想的層層積澱：“謝天謝地，你還活著！聖靈免你一死！”巴爾扎克點到為止，未作發揮。如果有二十人讀這本書，肯定有十九個根本不會注意巴爾塔扎爾的失態，這一斷層裂縫讓我們隱約瞥見的深邃與其說未作闡明，不如說不可思議。實際上，巴爾扎克對此不感興趣。在他，重要的是使其人物前後一致。在這一點上，巴爾扎克和法蘭西種族的情感是息息相通的。因為，咱們法國人須臾不可離的正是邏輯。
我還可以說，不僅巴爾扎克《人間喜劇》的人物，而且我們活生生的人間喜劇人物，都表明我們全體法國人，只要我們還是法國人，總是自己勾畫自己，按巴爾扎克的某個理想勾畫自己。我們氣質的前後不一致性，不管有多少，都使我們感到難堪，可笑。於是乾脆不予承認，想方設法不予重視，把大事化小。我們每個人都意識到自己的單一性，自己的延續性；遺留在我們身上禁慾的東西無意識的東西就像我們看到克拉埃身上突然再現的情感。我們之所以不能使其泯滅，至少說明我們是不斷予以重視的。我們一直就像我們設想作為人作為信仰中的人所應當做的那樣做事。支配我們大部分行動的並非出於我們的喜歡，而是出於需要，我們需要模仿自己人，需要把我們的過去投射到未來上。我們為世系的延續性和純潔性而犧牲真實，即真誠。
對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為我們描述了什麼？他描述的人物根本不把保持前後一致放在心上，樂於自相矛盾，對矛盾百出滿不在乎，其本身的氣質就能承受各種各樣的否定。好像最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感興趣的正是前後不一致。他非但不遮不藏，反而不斷突出，為人物前後矛盾點撥疏導。
在陀氏的著作中肯定有許多未經闡明的東西，但我不認為有許多不可思議的東西。一旦我們接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開導，即人的身上並存著矛盾的情感。在陀氏著作中這種並存往往顯得特別不合常情，以致把人物情感推至極端，甚至推到荒謬的地步。
我認為此處最好再強調一下，因為你們也許會想：我們對此並不陌生哪，不就是激情與義務之間的對抗嘛，高乃依的作品已顯示過了。事情並非如此。高乃依筆下的法國英雄把自己投置於一個理想的楷模，使自己與楷模一致，希望自己成為這樣的楷模，強迫自己成為這樣的楷模，並非自然而然地成為楷模，並非天真未鑿就可成為楷模。高乃依給我們描繪的內心對抗是在理想的人、典範的人和自然的人之間展開的，而英雄則竭力擯棄自然的人。總而言之，我覺得我們離儒爾·戈爾蒂埃所稱的包法利主義相去不遠了：他根據福樓拜筆下的女主人公包法利夫人創造了這個理論，認為某些人傾向於用想像的生活使自己生活雙重化，傾向於中止自己現實的人而成為自己所設想的人所期望的人。
每個主人公，每個人，只要不離群索居，總是朝一個理想奮進，並且俯首聽命於這個理想，都會成為人格兩重性的典型，包法利主義的典型。
我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看到的人物，即他向我們展示的雙重人格典型，與包法利主義的典型是迥然不同的；也同病態典型毫不相干或關聯甚少：病態典型相當常見，一個人物進入另一個人物，前者與後者交替出現，兩組感覺的聯合，兩組回憶的聯合是在互不通氣的情況下形成的，很快我們發現同一個軀體包含兩個不同的人格，兩個寄宿的客人。兩者各讓其位，一先一後，輪流坐莊，互不相識。斯蒂文森在其精彩的魔幻故事《化身博士》中給我們描繪了一個出色的典型。
然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令人困惑的是雙重人格並行不悖，每個人物都意識到自己前後不一致，意識到自己有二重性。
偶有這樣的情況，陀氏某個主人公被極其強烈的感情折磨時頓生疑慮，不知因為恨還是因為愛。兩種對立的感情交集一身，難解難分。
“突然，拉斯科爾尼科夫覺得自己在恨索妮婭，但又對如此奇怪的新發現感到驚異，甚至驚恐，他猛然抬頭，定睛端詳姑娘。憎恨立即從他心頭消失了。不是那麼回事。他搞錯了體驗到的感情性質。”（第二卷第一五二頁）
關於個體對感受到的情緒所產生的這類誤解，我們在馬里沃和拉辛的著作中也找得出幾個例子。
有時候，某種情緒經過分誇大之後反而衰竭了，好像這種情緒的表達使表達者自己狼狽不堪，那樣就談不上感情的二重性。但在陀氏著作中卻別有一番天地。聽聽《少年》中的父親維爾西洛夫說的話：
“說什麼我人微言輕並為此愁腸百結……不對嘛。我知道我無比堅強。你會問，我的力量在何處？恰恰在於異乎尋常地適應一切人和一切事，我這一代聰明的俄國人高度具備這種能力。我巋然不動，堅如磐石，處之泰然。我有看家狗般頑強的生命力。我身上悠然自得地包藏著兩種相反的情感，毫不勉強，自然而然地同時存在。”（《少年》第二三二頁，參見附錄一）
的記敘者特意強調：“我不負責解釋相反情感的共處”，那麼我們再聽聽維爾西洛夫的話吧：
“我有一肚子的話，就是說不出來。我覺得自己一分為二了，”他審視了我們大家一番，臉色非常嚴肅，語氣真誠，令人信服，“是的，真的嘛，我一分為二了，為此我真的害怕起來了。這感覺就像您的替身站在您身旁。您自己既聰明又通情達理，但另一個您卻硬要幹荒唐事。突然，您發現是您自己要幹荒唐事。您竭盡全力抵制，卻身不由己。我從前認識一個醫生，他在父親的葬禮上，在教堂裡，情不自禁地吹起口哨來。我之所以今天沒來參加葬禮，正因為我確信我會像那個醫生那樣吹口哨或失聲大笑，況且那個不幸的醫生下場相當淒慘。”（《少年》第五五二頁）
……
“維爾西洛夫當時沒有想到任何固定的目標。突然，相反的情感狂風般打亂了他的心緒。我不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是瘋狂症發作，尤其今天，他一點兒也不瘋魔。但我姑且認為是他的'替身症'。一名專家的新書證實了我這種說法……'替身症'標誌嚴重的神經錯亂的第一階段，可能導致相當悲慘的結果。”（同上，第六〇七頁）
奇怪的主人公斯塔夫羅金宣稱：“我能夠，迄今一直如此，產生做好事的願望，並為之感到快樂。但同時，我也想做壞事，並同樣為之感到滿足。”（第二卷，第四十七頁）我們在波德萊爾的書中也看到：“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同時具有兩種祈求，一種嚮往上帝，另一種嚮往撒旦”。 （波德萊爾《私人日記》第五十七頁）
我想藉助威廉·布萊克的幾句話來設法闡明這些明顯的矛盾，特別關於斯塔夫羅金上述奇特的聲明。但我把這一解釋的嘗試留到晚些時候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