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月刊》約我寫一篇我最喜愛的散文，已是半年以前的事了。這半年中我也看過了不少的散文，但沒有什麼使我特別動感情的。前幾天中學生雜誌社給我送來了一尊小天使銅像和一本《獻給孩子們》的小天使銅像獎徵文專集（因為我曾為這次的徵文獎寫了題詞）。
我原來以為應徵者一定都是中學生。翻開書本一看，文章的作者竟是些知名的作者！我十分歡喜地閱讀了下去。把這本書中的散文、小說、詩歌、童話四輯的作品一口氣在一天裡看完了，真是琳瑯滿目。因為《文匯月刊》要的是“我喜愛的散文”，我就只把我最喜愛的兩篇介紹一下。
第一篇是蘇叔陽的《留在我心底的眼睛》。
讀者們都會和我同感，一個人喜歡一篇作品總是帶著很大的主觀因素。因為自己的經驗中，也有過這麼一段，讀起來就格外親切。
我也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被捲進了“橫掃一切”的風暴裡的。我是“黑幫”，我被稱為“反動學術權威”，我想：
我從來沒有得過“學術權威”的頭銜，我又何從“反動”起？
我也被批鬥過，但多半是“陪鬥”，我還不配做主要批鬥對象，我的上面還有“四條漢子”之類的大人物擋著呢。但是我還是住進了作協的“牛棚”。我和叔陽同志一樣，“心裡充滿了迷惘和痛苦”，人人遠離我，彷彿我是個傳染病患者。
忽然有一天，我正在作協樓下“勞動”，我從前寫過的“咱們的五個孩子”中之一周同慶，跑來看我。那時她不過十歲左右吧。我驚奇而又感動。我悄聲地對她說：“你趕快走吧，這不是個好地方，我會連累你的。”她搖頭說：“我不怕，謝奶奶，您是好人！”在看守著我們的人的面前，我不禁流下了熱淚，這正是我關進“牛棚”後第一次下淚！
叔陽同志卻有一次更為意外的境遇：“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站在鐵欄外面對著我，'叔叔，給！'她把一根冰棍兒從鐵欄外伸過來，兩隻眼裡全是真誠和期待。”在受盡種種折磨，始終沒有掉淚的他，竟也被這個“小姑娘的心”捅開了淚泉，也忍不住去接了那根冰棍。
他寫：“當我再回過頭來的時候，那小姑娘已經走了。”
“啊，你這清秀的小姑娘，你的姓名我不曾知道，但是你的愛心，你的正直，你的透澈的眼睛給了我希望，給了我力量，使我度過了那瘋狂、顛倒的歲月，我永遠感謝你。”
多麼可愛可敬的一個小姑娘呵！
劉厚明同志的《陶馬》卻把我帶進了另一個世界，一個童年歡樂的世界。這篇作品裡也有一個不知姓名的可愛可敬的小姑娘！
他寫他到了“就要收場”的“地壇文化迎春會”，“這裡多年不見的北京'老玩藝'可真多：風車，空竹……都是我兒時愛玩愛吃的東西，都能勾起我重溫那些逝去已久的童稚的夢。”看到這裡，我不禁微笑了，這不是我七十多年前逛隆福寺廟會的回憶嗎？
他逛的這個“地壇文化迎春會”，畢竟不同於七十多年前我逛過的隆福寺廟會，因為在“一處工藝售貨棚”的“玻璃櫃檯上放著一尊唐三彩陶馬”。
他說：“這是一件真正完美的藝術品……它大有'一洗萬古凡馬空'的氣概。”他決定把它買下來！
但“櫃檯前已經站著兩位顧客”，“一個是脖子上掛著照相機的攝影記者”，“一個是挎著個帆布大畫夾的小姑娘，十三四歲模樣。”他們雖然有“先來後到”，但都想買這只陶馬。
作者是“個人沒有別的癖好，就喜歡收集工藝美術品，家裡的小擺設琳瑯滿目，就缺一件中意的唐三彩了！”
“它太美了，我要拿它畫一張靜物，或者就這樣看著它，不也是一種美的享受，我寧可不買那兩本精裝的印象派畫集，也要把這陶馬買下來！”當作者和攝影記者都說十八塊錢太貴的時候，那夾著大畫夾的小姑娘卻迷醉地說。
攝影記者終歸是先來的，他“開始掏錢，他翻遍衣兜褲兜，連毛票帶鋼榍兒，在櫃檯上堆了一堆。數數，統共只有十四元六角七分，他要為在工藝美校上學的兒子買生日禮物的希望落空了！”那位記者“抓起錢轉身要走”。
小姑娘突然叫了聲“叔叔！”又“拉開她那小錢包的拉鍊掏出一卷鈔票，抽出四張一元的放在櫃檯上，說“這就夠了！ ”
記者一下驚呆了，說“謝謝，你這不是藉給我錢，是把美送給了別人呀！”
在老售貨員數錢的時候，記者和作者回頭看看，找不見小姑娘的影子了。記者著急著說：“這孩子，也沒留下地址，怎麼就悄默聲兒走了？我可怎麼還她的錢？”說著就“拿起陶馬，摀住胸前擺擺晃晃的相機，拔腿向出口追去。”
作者“望著那個方向，忽覺整個的心被一種失落感攫住。
我失落了什麼呢，難道僅僅是一尊陶馬？ ”
厚明同志，我估摸著您失去的除了一尊陶馬之外，還失去了那個小姑娘的姓名和地址，也失去了和她做個“忘年交”的機會，是不是呢？
我猜想這個小姑娘是對那個記者在工藝美校上學的、後天就過生日的兒子，有著最親切的理解和同情，她才願意捨棄了買下這陶馬的機會，來成全這個記者的“父愛”。
（本篇最初發表於《文匯月刊》１９８８年第９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