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沒有見到天翼以前，似乎已經熟悉了這位作家。從他的著作裡我知道了他的家庭背景：他的父親是個詼諧的老人，愛說諷刺話，待兒女像朋友。 ”母親是個“多感的人……她又自信力很強，什麼事都想試試看。 ”“他們不干涉兒女的思想、嗜好、行動，可是給了兒女很大的影響。 ”對他最有影響的二姐“指定些書叫我找來看。她愛說彎曲的笑話、愛形容人，往往挖到別人心底里去。可是一嚴肅就嚴肅得了不得”。他的父母和他的姐“都酷愛閱讀文學作品，所以我很自然地受了他們這方面的影響”。
他二十二歲就開始寫小說。他自己說“小說中的人物取自我的朋友、親戚以及其他與我經常來往的人們。”提到在舊中國動亂時代寫的小說時，他說：“當時寫作的目的，就是要揭露現實生活中的各種矛盾，揭示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特別是要剝開一些人物的虛偽假面，揭穿他們的內心實質，同時也要表現受壓迫的人民是怎樣在苦難中掙扎和鬥爭的。幫助讀者認識生活、認識世界，曉得什麼是真理，什麼是謊言，該愛什麼，恨什麼。要告訴讀者，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該走一條什麼樣的生活道路。”
我看了許多篇他對舊社會的牛鬼蛇神的嘻笑怒罵的小說以後，當五十年代初期，一位年輕同志把我帶到東總布胡同作家協會東院的一座小樓下的東屋，把我介紹給天翼時，我見到的不是我想像中的那麼一位像魯迅先生一樣的“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凜然的人物，而是一張微笑的溫藹誠摯的臉，一雙深沉的眼睛裡洋溢著天真的溫暖。我們一下子就熟悉了起來。他說他是丙午年生，屬馬的。我說：“那是和我的大弟弟同年了，比我小六歲”。我們都笑了，似乎心裡湧起手足般的感情。從那時起，我們就常在一起座談、開會，談的是兒童文學創作。現在他的筆風完全變了，文章裡充滿的是愛而不是恨。他和小孩子交朋友，寫小孩子的故事，他是孩子們心目中的“老天叔叔”。他寫《蓉生在家裡》、、《寶葫蘆的秘密》等，他希望新社會裡的孩子們讀了這些故事“能進步、能變得更好，或者能改正自己的缺點，等等”。他對年輕的作者們更是循循善誘，和他們談話時既慈藹又嚴肅，因為他自己對生活和寫作的態度都是十分嚴肅的。
這一年，他和沈承寬同志結了婚，第二年，他們的女兒張章出世了。許多年來，她一直親熱地叫我“謝姑媽”。
十年動亂時期，我們也都捲進“黑幫”的“龍捲風”裡。
在林彪的第一號命令下，我們作協的“老弱病殘”的“黑幫”，也都先後到了湖北咸寧的干校。我和天翼等人幹的是最輕的活——看菜地。遇到我們交接班的時候，我們並不交了班就走，而是坐在菜地邊“聊天”，聊些天上地下與時事無關的事。
我在咸寧幹校不到一個月，我又被調到湖北沙洋中央民族學院的干校去。我們的消息便隔絕了。七十年代初期我回到北京，聽說他也回來了。一九七七年，聽說他在做健身操的時候，把腰彎下去，十指交叉雙掌抵地後，就起不來了。他得了腦血栓！他每天都做健身操也是為了“我一定要努力鍛煉身體，戰勝疾病，爭取早日恢復健康，繼續為我那些親愛的孩子們創作新作品。”
從那時起直到他搬到崇文門西河沿一號樓的一段時期，我去看望他多次。他雖然不能說話，但是看見我來，他的笑容和那一雙天真誠摯的眼睛，都對我說了許多我所懂得的他要說的話。我最記得的是在一次兒童的集會上我得到一條小朋友們送我的紅領巾，我沒有等到散會，就跑到他家去，把我頸上的紅領巾解下來，系在他的頸上，我們都笑得很開心。
一九八○年秋天，我從日本訪問歸來，又趕著翻譯一本詩集，我也得了腦血栓，以後又摔壞了右腿，從此閉門不出，和天翼也無從見面。但我仍舊得到他的贈書，一九八○年的《小說選集》和一九八二年的《短篇小說集》扉頁上還是自己籤的字，“天翼”減筆為“天”，但筆力還是很剛勁的。
天翼於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八日逝世了！我又少了一位最純真最可愛的朋友。
沈承寬同志還是常來看我，逢年過節，我也得到張章夫婦給“謝姑媽”的賀片，已經結合起來的友情總是綿綿無盡的！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四日多雲之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