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若是還在，今年該八十五歲了。
我想像：我們幾個老朋友，給他開個不大也不小的慶祝會，地點也就在作協的會客室吧。老舍拄著手杖從外面進來了，一進門，笑容滿面地向周圍看了一看，把手杖掛在臂上，抱拳拱手，說：“不敢當，不敢當”，至於這位“語言大師”底下還會說些什麼歡喜，感謝，幽默的話，我這個拙口笨舌的人，就不會替他說了！
我們中間怎能缺少他這麼一位朋友？
他是一個有情有趣的朋友，一個勤奮多產的作家，一個熱誠愛國的公民。
我和他過往較密是在四十年代初期的四川重慶。那時他是“中華全國文藝抗敵協會”的主要負責人。他在貧病交加之中，支撐起抗戰期內文藝界的團結工作。他常到我們居住的歌樂山上來，他面色青白，身體顯然不好，但他從來沒有發過牢騷，一切艱難困苦的情況，他都以詼諧輕鬆的語氣出之。喝過幾杯大曲，坐在廊上看嘉陵江的時候，他還常告訴我有某某年輕有為的作家，如果我能見到他或她時，要好好地予以鼓勵和支持。
抗戰勝利後，他去了美國，我們去了日本，我們還時常通信。他給我們的孩子寫信，常以最形象而幽默的話，流露出他憂國思鄉的抑鬱情緒。
五十年代初期，我們回到北京，他是第一批來看我們的朋友之一。那時他真是神采飛揚，容光煥發，新中國的成立，人民的解放，給他以“狂喜”。他手舞足蹈地、滔滔不絕地告訴我在共產黨領導下，在全國、尤其是在北京發生的許多新人新事。
這以後，他心滿意足地生活著、工作著。他種花，他養貓，他每天至少要寫五百字，一篇一篇的充滿了地方色彩、民族風格的散文，詩歌，戲劇，從他筆下不斷地傾瀉了出來。
十年動亂的初期，一陣狂暴的陰風，就把老舍從“狂喜”中捲走了。
就是這麼一位可敬可愛的朋友，假如他今天還在，在雨過天晴的七八年之中，不知他還會寫出多少比還深刻，比還動人的小說，可惜他走了！
但是，他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他的聲音笑貌永遠湧現縈繞在我們耳邊眼前，他沒有走！只要我們還在，年年此日，我們將永遠會紀念他的誕辰。 １９８４年２月１０日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