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月２３日早晨，我正用著早餐，突然從廣播裡聽到了林巧稚大夫逝世的消息，我忍不住放下匕箸，迸出了悲痛的熱淚！
我知道這時在國內在海外聽到這驚人的消息，而歎息、而流淚、而嗚咽的，不知有多少不同膚色、不同年紀、不同性別的人。敬愛她的病人、朋友、同事、學生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她是一團火焰，一塊磁石。她的“為人民服務”的一生，是極其豐滿充實地度過的。她從來不想到自己，她把自己所有的技術和感情，都貢獻傾注給了她周圍一切的人。
關於她的醫術、醫德、她的嘉言懿行，受過她的醫治、她的愛護、她的培養的人都會寫出一篇很全面很動人的文章。我呢，只是她的一個“病人”、一個朋友，只能說出我和她的多年接觸中的一些往事。就是這些往事，使得這個不平凡的形象永遠在我的心中閃光！
我和林大夫認識得很早，在本世紀二十年代，我在燕京大學肄業，那時協和醫學院也剛剛成立。在協和醫院裡的醫護人員和醫院的社會服務部裡都有我的同學。我到協和醫院去看同學時常常會看見她。我更是不斷地從我的同學口中聽到這可敬可愛的名字。
我和她相熟，還是因為我的三個孩子都是她接生的（她常笑說“你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在產前的檢查和產後的調理中，她給我的印像是敏捷、認真、細心而又果斷。她對病人永遠是那樣親人一般地熱情體貼，雖然她常說，“產婦不是病人”。她對她的助手和學生的要求，也十分嚴格。我記得在１９３５年我生第二個孩子的時候，那時她已是主治大夫，她的助手實習醫生是我的一個學生。在我陣痛難忍、低聲求她多給我一點瓦斯的時候，林大夫聽見了就立刻阻止她，還對我說，“你怎能這樣地指使她！她年輕，沒有經驗，瓦斯多用了是有危險的。”１９３７年１１月，當我生第三個孩子的時候，她已是主任大夫了。
那時北京已經淪陷，我們的心情都十分沉重抑鬱，林大夫坐在產床邊和我一直談到深夜。第二年的夏末我就離開北京到後方去了。我常常惦念著留在故都的親人和朋友，尤其是林巧稚大夫。 １９４３年我用“男士”的筆名寫的那本里面的《我的同班》，就是以林大夫為模特兒的，雖然我沒有和她同過班，抗戰時期她也沒有到過後方。抗戰勝利後，在我去日本之前，還到北京來看過她。我知道在淪陷的北京城裡，那幾年她仍在努力做她的醫務工作。
她出身於基督教的家庭，一直奉著“愛人如己”的教義。對於勞動人民，她不但醫治他們的疾苦，還周濟他們的貧困。她埋頭工作，對於政治一向是不大關心的。珍珠港事變以後，美國人辦的協和醫院也被日軍侵占了，林大夫還是自開診所，繼續做她的治病救人的事業。我看她的時候，她已回到了勝利後的協和醫院，但我覺得她心情不是太好，對時局也很悲觀，我們只談了不到半天的話，便匆匆分別了。
１９５１年我回到了解放後的祖國，再去看林大夫時，她彷彿年輕了許多，容光煥發，她舉止更加活潑，談話更加爽朗而充滿了政治熱情。作為一個科學家，一個醫務工作者，她覺得在社會主義祖國里，如同在涸轍的枯魚忽然被投進到闊大而自由的大海。她興奮，她快樂，她感激，她的“得心應手”的工作，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尤其是周總理的器重。
她的服務範圍擴大了，她更常常下去調查研究。那幾年我們都很忙，雖說是“隔行如隔山”，但我們在外事活動或社會活動的種種場合，還是時時見面。此外，我還常常有事求她：如介紹病人或請她代我的朋友認領嬰兒。對我的請求，她無不欣然應諾。我介紹去的病人和領到健美的嬰兒的父母，還都為林大夫的熱情負責而來感謝我！
十年動亂期間，我沒有機會見到她，只聽說因為她桌上擺著總理的照片，她的家也被抄過。七十年代初期，我們又相見了，我們又都逐漸繁忙了起來。她常笑對我說：“你有空真應該到我們產科里來看看。我們這裡有了五洲四海的嬰兒。
有白胖白胖的歐洲孩子，也有黑胖黑胖的非洲孩子，真是可愛極了！ ”這時我覺得她的盡心的工作已經給她以充分的快樂。
１９７８年她得了腦血栓病住院，我去看她時，她總是坐在椅子上，仍像一位值班的大夫那樣，不等我說完問訊她的話，她就問起“我們的孩子”，我的工作，我的健康。我看她精神很好，每次都很欣慰地回來。 １９７９年全國人大開會期內，我們又常見面，她的步履仍是十分輕健，談話仍是十分流利，除了常看見她用右手摩撫她彎曲的左手指之外，簡直看不出她是得過腦血栓的人。一九八○年夏，我也得了腦血栓住進醫院。我的醫生、她的學生告訴我，林大夫的腦病重犯了，這次比較嚴重，臥床不起。一九八○年底她的朋友們替她過八十大壽的時候，她的腦力已經衰退，人們在她床頭耳邊向她祝壽，她已經不大認得人了。
那時我也躺在病床上，我就常想：像她那麼一個乾脆利落，一輩子是眼到手到，做事又快又好的人，一旦癱瘓了不能動彈，她的噴湧的精力和洋溢的熱情，都被拘困在委頓鬆軟的軀體之中，這種“力不從心”的狀態，日久天長，她受得了嗎？昏睡時還好，當她暫時清醒過來，舉目四顧，也許看到窗簾拉得不夠平整，瓶花插得不夠妥貼。叫人吧，這些事太繁瑣、太細小了，不值得也不應當麻煩人，自己能動一動多好！更不用說想到她一生做慣了的醫療和科研的大事了。如今她能從這種“力不從心”的永遠矛盾之中解脫了出來，我似乎反為她感到釋然……林大夫比我小一歲，二十世紀初，我們的祖國，正處在水深火熱的內憂外患之中，我們都是“生於憂患”的人。現在呢，我們熱愛的祖國，正在“振興中華”的鼓角聲中，朝氣蓬勃地向著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途上邁進。我們這一代人在這個時期離開人世，可算是“死於安樂”了。我想林大夫是會同意我的話的。 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