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九日早晨，我給李季同志打電話，來講話的卻是丁寧同志。我說：“我找李季說話。”她說：“李季不在了。”我問：“他在哪裡？”她哽咽著不知回答些什麼。我一下子全明白了——但也一下子全糊塗了！我的腦子裡好像塞進了一團泥土。
只在幾天以前，我還見過他，我們坐得很近，但沒有說上幾句話。那是《人民文學》編輯部的優秀短篇小說評獎委員會的一次討論會，我有事來晚了，想在門邊找個地方坐下，李季正在主持這個會，他笑著站起來招手說：“佘太君來了，這邊坐吧。”說著就把我拉坐在他的旁邊。這個會繼續開了下去，在幾位同志講過話之後，李季回頭對我說：“你有事早走，就先講幾句吧。”我把我的意見談了幾句，因為是提前退席，我悄悄地低著頭走出來，也沒有回望他一眼！
李季和我在一起的時候，總是很高興，談話也很幽默，這佘太君的外號，就是他給我起的。但是我們談起公事來，他又是很誠懇，很嚴肅，我總覺得他真是像我們的一位同志說的，“是個金不換的干部。”但是“命運”究竟用了多少比萬兩黃金還貴重的珍寶把我們這個僅僅五十八歲的大有作為的生命換走了呢？ ！
十九日下午，我去參加了李季的追悼會，進入禮堂，抬頭看見了他的滿面含笑的遺像！
記得他曾經對我說過：“我從來不到朋友的追悼會！”是否怕自己太傷感太激動了呢？他沒有說明。但是我從來也沒有料到我會在一個追悼會上，看到高高掛在禮堂牆上的李季的遺容！
人到老年，對於生、老、病、死這個自然規律，看得平靜多了，透徹多了，橫豎是早晚的事。不過就年齡而言，就祖國和人民的需要而言，他的確走的太早了，他是一個不應該早走的人！
他匆匆地走了，他走前還安排了許多工作，我只有把他安排給我的一部分工作做好，以此來紀念他！ １９８０年３月３０日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