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九日為《中國少年報》
寫的一篇短文。那時正是春節將屆，所以我在這篇短文的開頭和結尾都提到春節，也講到春節期間常見到的“燈”。
文章的中心事實，就是後面從“我的朋友”口中說出的：
“去年山下醫學院裡，有幾個學生，被當作共產黨抓走了，以後王春林也失踪了，據說他常替那些學生送信。”
故事就用了重慶郊外的歌樂山作為背景。抗戰期間，我在那裡住過四年多。歌樂山下，有一所醫學院，我認識這學院裡的幾位老師和學生。上山不遠有一些平地，叫做蓮花池，池旁有一個鄉公所，樓上有公用電話，門外擺有一塊賣水果、花生、雜糖的攤子，來往的大小車子，也常停在那裡。
這故事裡上場的只有三個人，我和那個小姑娘還有“我的朋友”。我把“我的朋友”的住處，安放在鄉公所的樓上，因為我去拜訪這位朋友，而她又不在，由此我才有和那個小姑娘談話的機會，知道了她父親的名字和她的住處。
這個小姑娘是故事中的中心人物，她的父親是位地下黨員，因為黨組織受到破壞而離開了家，她的母親受到追踪的特務的毆打而吐了血。在這場事變裡，這個小姑娘是鎮定、勇敢、樂觀的。這一場，我描寫了她的行動：比如上山打電話、請大夫、做小桔燈，寫了她對我的談話：“不久，我爸爸一定會回來的，那時我媽媽就會好了。”這“一定”兩個字表示了她的堅強的信念，然後她用手臂揮舞出一個大圓圈，最後握住我的手，說那時“我們大家也都好了！”也就是說：不久，全國一定會得到解放。
“我的朋友”是個虛構的人物，因為我只取了這故事的中間一小段，所以我只“在一個春節前一天的下午”去看了這位朋友，而在“當夜，我就離開那山村”。我可以“不聞不問”這故事的前因後果，而只用最簡樸的、便於兒童接受的文字，來描述在這一個和當時重慶政治環境、氣候，同樣黑暗陰沉的下午到黑夜的一件偶然遇到的事，而一切的黑暗陰沉只為了烘托那一盞小小的“朦朧的桔紅的光”，怎樣衝破了陰沉和黑暗，使我感到“眼前有無限光明”。
這件事發生在一九四五年的春節前夕，是我寫這篇短文十二年前的事了，所以我又用“十二年過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來了，她媽媽也一定好了吧？因為現在我們'大家'都'好'了！”來收尾，說明這小姑娘的樂觀和信念，在十二年之後，早已得到了證實。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