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說起來整整六十年了，光陰過得多快！當“五四”時期，自己還很年輕的時候，幻想六十年之後，自己一定不在了，但中國的前途，一定是想像不到地美好與光明。
現在這個幻想的年代，已來到眼前，我這個從小多病之身，居然還健在，我們的祖國也已經從三座大山的重壓之下，解放出來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但是我們在“五四”時期所夢寐以求的科學與民主，卻在建國後的十幾年中，被萬惡的林彪和“四人幫”搞得漆黑一團！我的悲憤的心情，決不是“感慨系之”這四個字所能表達的……好在這十幾年中，我們都經受了考驗，增長了見識，“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只有牢牢記住這創巨痛深的教訓，和全國各族人民在一起，在黨的領導下，在自己的崗位上，紮紮實實認認真真地給科學與民主鋪出一條前進的道路。
話說回來吧，當時十九歲的我，一九一九年在北京確曾參加過五四運動，但即使在本校我也不是一個骨幹分子。那時我是北京協和女子大學理預科一年級的學生，學生自治會的“文書”。在五四運動的前幾天，我就已經請了事假住在東交民巷的德國醫院，陪著我的動了耳部手術的二弟，“五四”
那一天的下午，我家的女工來給我們送東西，告訴我說街上有好幾百個學生，打著紙旗在遊行，嘴裡喊著口號，要進到東交民巷來，被外國警察攔住了，路旁看的人擠得水洩不通。
黃昏時候又有一位親戚來了，興奮地告訴我說北京的大學生們為了阻止北洋軍閥政府和日本簽訂出賣青島的條約在天安門聚集起浩大的遊行隊伍，在街上呼口號撒傳單，最後湧到賣國賊章宗祥的住處，火燒了趙家樓，有許多學生被捕了，我聽了又是興奮又是憤慨，她走了之後，我的心還在激昂地跳，窗外刮著強勁的春風，槐花的濃香熏得我頭痛！
我對於蠶食鯨吞我國的那些帝國主義列強早就切齒痛恨了，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我的父親在我剛會記事的年紀，就常常憤慨地對我講過：“你知道我們為什麼要住到煙台來嗎？
因為它是我國北方的唯一港口了！如今，青島是德國的，威海衛是英國的，大連是日本的，只有煙台是我們可以訓練海軍軍官和兵士的地方了！ ”父親在年輕時曾參加過中日甲午海戰，提起日本帝國主義時，他尤其憤激。我記得當一九一五年，日本軍國政府向正想稱帝的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之後（那時我還是中學一年級的學生，我和貝滿女子中學的同學們列隊到中央公園——現在的中山公園——去交愛國捐，我們的領隊中，就有李德全同學，那時她是四年級生，她也上台去對大家演講。那天，社稷壇四圍是人山人海，我是第一次看到那樣悲壯偉大的場面），在父親的書房裡，就掛上一幅白紙，是當時印行的以岳武穆（飛）字跡摘排出來的，“五月七日之事”，就是紀念那一年的國恥的。
“五四”這一夜，我興奮得合不上眼，第二天就同二弟從醫院回家去了。到學校一看，學生自治會裡完全變了樣，大家都不上課了，都站在院子裡面紅耳赤地大聲談論，同時也緊張地投入了工作。我們的學生會是北京女學界聯合會之一員，我也就參加了聯合會的宣傳股。出席女學界聯合會和北京學生聯合會的，都是些高班的同學，我們只做些文字宣傳，鼓動罷課罷市，或對市民演講。為了抵制日貨，我們還製造些日用品如文具之類，或繡些手絹去賣。協和女大是個教會學校，一向對於當前政治潮流，不聞不問，而這次波瀾壯闊的愛國力量，終於衝進了這個校園，修道院似的校院，也成了女學界聯合會代表們開會的場所了。
同學們個個興奮緊張，一聽見什麼緊急消息，就紛紛丟下書本湧出課堂，誰也阻擋不住。我們三五成群地揮舞著旗幟，在街頭宣傳，沿門沿戶地進入商店，對著懷疑而又熱情的臉，勸說他們不要販賣日貨，講著人民必須一致奮起，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反對軍閥政府賣國行為的大道理。我們也三三兩兩地抱著大撲滿，在大風揚塵的長安街，在破敝黯舊的天安門前，攔住過往的人力車，請求大家捐些銅子，幫助援救慰問那些被捕的愛國同學。我們大隊大隊地去參加北京法庭對被捕學生的審訊。我們開始用白話文寫各種形式的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在各種報刊上發表。
那時我的一位表兄劉放園先生，是《北京晨報》的編輯者之一。他的年紀比我大得多，以前他到我們家來，我都以長輩之禮相待，不大敢同他講話。這時為了找發表宣傳文章的地方，我就求了他，他驚奇而又欣然地答應了。此後他不但在《晨報》上發表我們的宣傳文字，還鼓勵我們多看關於新思潮的文章，多寫問題小說。這時新思潮空前高漲，新出的報刊雜誌，像雨後春筍一般，幾乎看不過來。我們都貪婪地爭著買，爭著借，彼此傳閱，如《新青年》，《新潮》，《中國青年》一直到後來的《語絲》。看了這些書報上大學生們寫的東西，我寫作的膽子又大了一些，覺得反正大家都是試筆，我又何妨把我自己所見所聞的一些小問題，也寫出來求教呢？
但是作為一個大學裡的小學生，我還是有點膽怯，我用“冰心”這個筆名投稿，一切稿子都由劉放園先生轉交，我和報刊編輯者從來沒有會過面。這時我每寫完一篇東西，必請我母親先看，父親有時也參加點意見。這裡應當提到我的父母比較開明，從不阻止我參加學生運動。我的父親對於抗日救國尤其熱心，有時還幫我修改詞句。例如在我寫的《斯人獨憔悴》裡，那個愛國青年和他的頑固派父親的一段對話，就有好幾句是我父親添上的！我們是一邊寫，一邊笑，因為那個老人嘴裡的話，都是我所沒聽過的，我覺得很傳神。
這時我寫東西，寫得手滑了，一直滑到了使我改變了我理想中的職業。
在這以前，我是一心一意想學醫的。因為我的母親多病，我的父親又比較相信西醫，而母親對於西醫的看病方法，比如說聽聽胸部背部吧，總感到很不習慣，那時的女西醫還很少，我就立志自己長大了一定要學西醫，好為我母親看病。所以我在中學時代，就對於理科課程，特別用功，升到協和女大時，我報的也是理預科。
學理科有許多實驗要做，比如說生物解剖，這一類課程，缺了就很難自己補上。我因為常常上街搞宣傳、開會，實驗的課就缺了許多，在我對寫作的興趣漸漸濃厚了以後，又得到周圍人們的幫助和慫恿，我就同意“改行”了，理預科畢業後，我就報昇文本科，還跳了一班。從那時起，我就斷斷續續地寫作起來，直到現在。
在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已經寫過一篇《回憶“五四”》的短文，在那裡我曾歉仄地承認過，由於我的家庭出身和教會學校的教育，以及我自己的軟弱本質，使得我沒有投身到火熱的政治革命中去，使得五四運動對我的影響，僅僅限於文學方面——即以新的文學形式來代替舊的文學形式，等等。但在今天，我又想，一個人不是生活在真空裡，整個潮流在前進，決不容一朵小小的浪花，沉滯在中流，特別是經過了這曲折的六十年，我更認清、看準了，在我們前面高高照耀的科學與民主這兩盞明燈。如今，我的歲月和力量是有限的，但我仍當為我們能拿到、舉起這兩盞照耀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光明前途的明燈，盡上我最大的力量！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