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於一九○○年十月五日（農曆庚子年閏八月十二日），七個月後我就離開了故鄉——福建福州。但福州在我的心裡，永遠是我的故鄉，因為它是我的父母之鄉。我從父母親口裡聽到的極其瑣碎而又極其親切動人的故事，都是以福州為背景的。
我母親說：我出生在福州城內的隆普營。這所祖父租來的房子裡，住著我們的大家庭，院裡有一個池子，那時福州常發大水，水大的時候，池子裡的金魚都游到我們的屋裡來。
我的祖父謝子修（鑾恩）老先生，是個教書匠，在城內的道南祠授徒為業。他是我們謝家第一個讀書識字的人。我記得在我十一歲那年（一九一一年），從山東煙台回到福州的時候，在祖父的書架上，看到薄薄的一本套紅印的家譜。第一位祖先是昌武公，以下是順雲公、以達公，然後就是我的祖父。上面彷彿還講我們謝家是從江西遷來的，是晉朝謝安的後裔。但是在一個清靜的冬夜，祖父和我獨對的時候，他忽然摸著我的頭說：“你是我們謝家第一個正式上學讀書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地讀呵。”說到這裡，他就源源本本地講起了我們貧寒的家世！原來我的曾祖父以達公，是福建長樂縣橫嶺鄉的一個貧農，因為天災，逃到了福州城裡學做裁縫。
這和我們現在遍布全球的第一代華人一樣，都是為祖國的天災人禍所迫，飄洋過海，靠著不用資本的三把刀，剪刀（成衣業）、廚刀（飯館業）、剃刀（理髮業）起家的，不過我的曾祖父還沒有逃得那麼遠！
那時做裁縫的是一年三節，即春節、端午節、中秋節，才可以到人家去要帳。這一年的春節，曾祖父到人家要錢的時候，因為不認得字，被人家賴了帳，他兩手空空垂頭喪氣地回到家裡，等米下鍋的曾祖母聽到這不幸的消息，沉默了一會，就含淚走了出去，半天沒有進來。曾祖父出去看時，原來她已在牆角的樹上自縊了！他連忙把她解救了下來，兩人抱頭大哭；這一對年輕的農民，在寒風中跪下對天立誓：將來如蒙天賜一個兒子，拚死拚活，也要讓他讀書識字，好替父親記帳、要帳。但是從那以後我的曾祖母卻一連生了四個女兒，第五胎才來了一個男的，還是難產。這個難得出生的男孩，就是我的祖父謝子修先生，乳名“大德”的。
這段故事，給我的印像極深，我的感觸也極大！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樹，他的第二代就是樹枝，我們就都是枝上的密葉；葉落歸根，而我們的根，是深深地紮在福建橫嶺鄉的田地裡的。我並不是“烏衣門第”出身，而是一個不識字、受欺凌的農民裁縫的後代。曾祖父的四個女兒，我的祖姑母們，僅僅因為她們是女孩子，就被剝奪了讀書識字的權利！當我把這段意外的故事，告訴我的一個堂哥哥的時候，他卻很不高興地問我是聽誰說的？當我告訴他這是祖父親口對我講的時候，他半天不言語，過了一會才悄悄地吩咐我，不要把這段故事再講給別人聽。當下，我對他的“忘本”和“輕農”就感到極大的不滿！從那時起，我就不再遵守我們謝家寫籍貫的習慣。我寫在任何表格上的籍貫，不再是祖父“進學”地點的“福建閩侯”，而是“福建長樂”，以此來表示我的不同意見！
我這一輩子，到今日為止，在福州不過前後呆了兩年多，更不用說長樂縣的橫嶺鄉了。
但是我記得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年之間我們在福州的時候，橫嶺鄉有幾位父老，來邀我的父親回去一趟。他們說橫嶺鄉小，總是受人欺侮，如今族裡出了一個軍官，應該帶幾個兵勇回去誇耀誇耀。父親恭敬地說：他可以回去祭祖，但是他沒有兵，也不可能帶兵去。
我還記得父老們送給父親一個紅紙包的見面禮，那是一百個銀角子，合起值十個銀元。
父親把這一個紅紙包退回了，只跟父老們到橫嶺鄉去祭了祖。一九二○年前後，我在北京《晨報》寫過一篇叫做《還鄉》的短篇小說，就講的是這個故事。現在這張剪報也找不到了。
從祖父和父親的談話裡，我得知橫嶺鄉是極其窮苦的。農民世世代代在田地上辛勤勞動，過著蒙昧貧困的生活，只有被賣去當“戲子”，才能逃出本土。當我看到那包由一百個銀角子湊成的“見面禮”時，我聯想到我所熟悉的山東煙台東山金鉤寨的窮苦農民來，我心裡湧上了一股說不出來難過的滋味！
我很愛我的祖父，他也特別的愛我，一來因為我不常在家，二來因為我雖然常去看書，卻從來沒有翻亂他的書籍，看完了也完整地放回原處。一九一一年我回到福州的時候，我是時刻圍繞在他的身邊轉的。那時我們的家是住在“福州城內南後街楊橋巷口萬興桶石店後”。這個住址，現在我寫起來還非常地熟悉、親切，因為自從我會寫字起，我的父母親就時常督促我給祖父寫信，信封也要我自己寫。這所房子很大，住著我們大家庭的四房人。祖父和我們這一房，就住在大廳堂的兩邊，我們這邊的前後房，住著我們一家六口，祖父的前、後房，只有他一個人和滿屋滿架的書，那裡成了我的樂園，我一得空就鑽進去翻書看。
我所看過的書，給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清袁枚（子才）的筆記小說，還有我祖父的老友林紓（琴南）老先生翻譯的線裝的法國名著《茶花女遺事》。這是我以後竭力搜求“林譯小說”的開始，也可以說是我追求閱讀西方文學作品的開始。
我們這所房子，有好幾個院子，但它不像北方的“四合院”的院子，只是在一排或一進屋子的前面，有一個長方形的“天井”，每個“天井”裡都有一口井，這幾乎是福州房子的特點。這所大房裡，除了住人的以外，就是客室和書房。幾乎所有的廳堂和客室、書房的柱子上牆壁上都貼著或掛著書畫。正房大廳的柱子上有紅紙寫的很長的對聯，我只記得上聯的末一句，是“江左風流推謝傅”，這又是對晉朝謝太傅攀龍附鳳之作，我就不屑於記它！但這些掛幅中的確有許多很好很值得記憶的，如我的伯叔父母居住的東院廳堂的楹聯，就是：
風光月霽襟懷又如西院客室樓上有祖父自己寫的：
知足知不足有為有弗為這兩副對聯，對我的思想教育極深。祖父自己寫的橫幅，更是到處都有。我只記得有在道南祠種花詩中的兩句：
紅紫青藍白綠黃在西院紫藤書屋的過道裡還有我的外叔祖父楊維寶（頌岩）老先生送給我祖父的一副對聯是：
知君身是後凋松那幾個字寫得既圓潤又有力！我很喜歡這一副對子，因為“不羈馬”誇獎了他的侄婿，我的父親，“後凋松”就稱讚了他的老友，我的祖父！
從“不羈馬”應當說到我的父親謝葆璋（鏡如）了。他是我祖父的第三個兒子。我的兩個伯父，都繼承了我祖父的職業，做了教書匠。在我父親十七歲那年，正好祖父的朋友嚴復（幼陵）老先生，回到福州來招海軍學生，他看見了我的父親，認為這個青年可以“投筆從戎”，就給我父親出了一道詩題，是“月到中秋分外明”，還有一道八股的破題。父親都做出來了。在一個窮教書匠的家裡，能夠有一個孩子去當“兵”領餉，也還是一件好事，於是我的父親就穿上一件用伯父們的兩件長衫和半斤棉花縫成的棉袍，跟著嚴老先生到天津紫竹林的水師學堂，去當了一名駕駛生。
父親大概沒有在英國留過學，但是作為一名巡洋艦上的青年軍官，他到過好幾個國家，如英國、日本。我記得他曾氣憤地對我們說：“那時堂堂一個中國，竟連一首國歌都沒有！
我們到英國去接收我們中國購買的軍艦，在舉行接收典禮儀式時，他們竟奏一首《媽媽好糊塗》的民歌調子，作為中國的國歌，你看！ ”
甲午中日海戰之役，父親是“威遠”艦上的槍砲二副，參加了海戰。這艘軍艦後來在威海衛被擊沉了。父親泅到劉公島，從那裡又回到了福州。
我的母親常常對我談到那一段憂心如焚的生活。我的母親楊福慈，十四歲時她的父母就相繼去世，跟著她的叔父頌岩先生過活，十九歲嫁到了謝家。她的婚姻是在她九歲時由我的祖父和外祖父做詩談文時說定的。結婚後小夫妻感情極好，因為我父親長期在海上生活，“會少離多”，因此他們通信很勤，唱和的詩也不少。我只記得父親寫的一首七絕中的三句：此身何事學牽牛，燕山閩海遙相隔，會少離多不自由。
甲午海戰爆發後，因為海軍裡福州人很多，陣亡的也不少，因此我們住的這條街上，今天是這家糊上了白紙的門聯，明天又是那家糊上白紙門聯。母親感到這副白紙門聯，總有一天會糊到我們家的門上！她悄悄地買了一盒鴉片煙膏，藏在身上，準備一旦得到父親陣亡的消息，她就服毒自盡。祖父看到了母親沉默而悲哀的神情，就讓我的兩個堂姐姐，日夜守在母親身旁。家裡有人還到廟裡去替我母親求籤，籤上的話是：堂中寂寞恐難堪，若要重歡，除是一輪月上。
母親半信半疑地把籤紙收了起來。過了些日子，果然在一個明月當空的夜晚，聽到有人敲門，母親急忙去開門時，月光下看見了輾轉歸來的父親！母親說：“那時你父親的臉，才有兩個指頭那麼寬！”
從那時起，這一對年輕夫妻，在會少離多的六七年之後，才廝守了幾個月。那時母親和她的三個妯娌，每人十天替大家庭輪流做飯，父親便幫母親劈柴、生火、打水，做個下手。
不久，海軍名宿薩鼎銘（鎮冰）將軍，就來了一封電報，把我父親召出去了。
一九一二年，我在福州時期，考上了福州女子師範學校預科，第一次過起了學校生活。
頭幾天我還很不慣，偷偷地流過許久眼淚，但我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說過，怕大家庭裡那些本來就不贊成女孩子上學的長輩們，會出來勸我輟學！但我很快地就交上了許多要好的同學。
至今我還能順老師上班點名的次序，背誦出十幾個同學的名字。福州女師的地址，是在城內的花巷，是一所很大的舊家第宅，我記得我們課堂邊有一個小池子，池邊種著芭蕉。學校裡還有一口很大的池塘，池上還有一道石橋，連接在兩處亭館之間。我們的校長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之一的方聲洞先生的姐姐方君瑛女士。我們的作文老師是林步瀛先生。在我快離開女師的時候，還來了一位教體操的日本女教師，姓石井的，她的名字我不記得了。我在這所學校只讀了三個學期，中華民國成立後，海軍部長黃鐘瑛（贊侯），又來了一封電報，把父親召出去了。不久，我們全家就到了北京。
我對於故鄉的回憶，只能寫到這裡，十幾年來，我還沒有這樣地暢快揮寫過！我的回憶像初融的春水，湧溢奔流。十幾年來，睡眠也少了，“曉枕心氣清”，這些回憶總是使人歡喜而又惆悵地在我心頭反复涌現。這一幕一幕的圖畫或文字，都是我的弟弟們沒有看過或聽過的，即使他們看過聽過，他們也不會記得懂得的，更不用說我的第二代第三代了。我有時想如果不把這些寫記下來，將來這些圖文就會和我的刻著印象的頭腦一起消失。這是否可惜呢？但我同時又想，這些都是關於個人的東西，不留下或被忘卻也許更好。這兩種想法在我心裡矛盾了許多年。
一九三六年冬，我在英國的倫敦，應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沃爾夫（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Ｗｏｏｌｆ）之約，到她家喝茶。我們從倫敦的霧，中國和英國的小說、詩歌，一直談到當時英國的英王退位和中國的西安事變。她忽然對我說：“你應該寫一本自傳。”我搖頭笑說：“我們中國人沒有寫自傳的風習，而且關於我自己也沒有什麼可寫的。”她說：“我倒不是要你寫自己，而是要你把自己作為線索，把當地的一些社會現象貫穿起來，即使是關於個人的一些事情，也可作為後人參考的史料。”我當時沒有說什麼，談鋒又轉到別處去了。
事情過去四十三年了，今天回想起來，覺得她的話也有些道理。 “思想再解放一點”，我就把這些在我腦子裡反复呈現的圖畫和文字，奔放自由地寫在紙上。
記得在半個世紀之前，在我寫《往事》（之一）的時候，曾在上面寫過這麼幾句話：將這些往事移在白紙上罷——再回憶時不向心版上搜索了！
這幾句話，現在還是可以應用的。把這些圖畫和文字，移在白紙上之後，我心裡的確輕鬆多了！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