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回到祖國的懷抱，我已經在親愛的毛主席的檢閱下，過了七個國慶節了。每一個國慶節我都參加了更盛大雄壯的遊行，更快樂興奮的歌舞，也看到了祖國更飛速更輝煌的成就。這六七年裡，我自己，也從一個無知無識的孩子，在親愛的黨的教育培養下，長成為一個誓為人民的事業而貢獻一切的二十歲的青年。我也和一切的青年人一樣，將以無限歡欣虔敬的心情，來迎接建國十年的旭日騰空般的光輝照耀的佳節。我想，在過著這個偉大的節日的時候，我仍會和過第一個國慶日一樣地加倍清晰地回憶到我在回到祖國以前一段時間裡的經歷。
那是在日本東京。我的父親母親帶我到姑姑家去。這天下午有個送別的酒會，是姑父請他相熟的幾個美國朋友並給我們餞行的，因為我們不久就要到美國去。
姑父是個新聞記者。父親自從失業以後，為要在日本居留，也在南洋的一個中國報社里，掛了一個記者的名義。我們平常來往的，居多是各國的新聞記者。
我們走到姑姑家裡，客人們還沒有來，姑父和平常一樣，笑容滿面地在忙著調雞尾酒，兩個穿白衣的日本侍者，在飯桌上擺著點心。
姑姑帶著母親和我，走進書房——這書房和客廳是隔著一層厚厚的簾幕——我看見祥哥坐在留聲機旁邊的地毯上，在翻看著唱片。他頭上纏著紗布，眼邊也青腫了。
祥哥是姑父的侄子，而姑父並不喜歡他。我聽見姑姑同母親說過，因為姑姑不生孩子，姑父要從外面接回一個孩子來，姑姑不肯，說：“我不要外面的野雜種，不如到老家把你那個沒爹沒娘的侄子接了來，倒是自己的親骨肉。”姑父拗姑姑不過，只得把祥哥從國內鄉下接來了。他只比我大幾天，卻長得又高又大，兩隻眼睛咕碌碌地，彷彿總帶著一種怒氣。姑父一看見他就討厭，說他又野又苯。可是姑父越討厭他，姑姑就越照護他。因此祥哥對姑姑還親熱一點。
我們到日本的時候，祥哥也不過剛到幾個月。正是他一切不慣、舉目無親的時候，他和我一下子就混熟了。後來他上了美國學校，我上了國際學校，比較疏遠了一些，可是他還是常到我們家裡來看中國小說和香港寄來的書報，跟我們談關於祖國的事情。他常常氣憤地說：“在我們家裡，一個中國字也看不到。我的叔叔簡直是個假洋人，是個洋奴！總有一天我要逃出這個洋圈子！”
當然，拿祥哥來和我現在的同學們比，他的覺悟水平還是很低的，不過在我當時許多的竭力追求美國生活方式的男女同伴之中，他是羊群裡的駱駝，雞群中的仙鶴。只有他常常能給我一種刺激，提醒我祖國是可愛的。
自從祖國的志願軍來到朝鮮，幫朝鮮人民軍作戰以後，祥哥和我們都興奮得了不得。每天從美國百般掩飾的軍報裡，研究美國軍隊節節敗退的路程。我們兩人還在屋頂的小房間裡，收聽祖國的廣播，在收音機旁邊手舞足蹈。但是自從我們一家要到美國去的消息說出去以後，祥哥對我們的態度，簡直是壞透了。
我們走進書房的時候，祥哥連頭也不抬。姑姑嘆一口氣，對母親說：“阿祥又闖禍了，昨天在學校裡打了一個美國孩子……”祥哥這時把唱片向地上一摔，憤憤地說：“誰叫他一直在我面前罵中國人？誰叫他罵'不知好歹的支那人敢在美國人頭上動土'？我早就警告過他了，我說，'你小心！你再敢罵一句，我就打你！'這膽小鬼，躲到一群人的背後，尖聲地叫'支那……'還沒等他說完，我分開人群，一拳就把他打倒了。跟他要好的幾個美國孩子，還圍上來打我……'祥哥自豪地撇著發腫的嘴唇笑了一笑，“別看他們把我打得臉腫鼻青，他們一個個也都掛了彩。後來居然也有幾個中國孩子來幫我打起他們來了，這我倒想不到……”
這時院子裡的石子地上，傳來沙沙的汽車開進的聲音，姑父在外面叫：“太太們，客人來了，你們都躲到哪裡去？”姑姑和母親連忙走了出去。
祥哥沒有理我，只找出一套《蝴蝶夫人》的唱片放在唱盤上開起來，自己靠著牆兩臂交叉地坐著，眼睛直望前方，像是在聽，又像是在想，一動也不動。
我在一旁激動地站著——時間過得慢極了！
客廳裡忽然傳來一個拳頭打在紙本上的聲音，一個重濁的啞聲喊：“拿原子彈炸死他們！這些毛澤東的鬼孩子們！”祥哥霍地站了起來，臉色鐵青。我趕緊走到簾縫裡往外看，那個要拿原子彈炸死我們的，是八十五軍醫院的院長牛金上校。
他滿臉通紅，手裡舉著一本雜誌，封面上是一個巨人的頭像，頭像後面跟著密密層層的波浪式的人流。一個短鬍子的記者，端著酒杯，嚼著滿嘴的東西，走過來微笑地說：“毛澤東的鬼孩子們，可不怕原子彈呵！我親眼看見過他們那拚命勁兒！”
另一個穿著敞領襯衫黃短褲的記者，也走過來說：“院長先生，你研究過他們身上帶的那白粉沒有？據說是迷魂藥，吃了就會不顧死活地往前衝，比我們孩子們用的海洛因強多了！”牛金瞪著通紅的眼睛，說：“什麼迷魂藥？他們是沒有感覺的野蠻人！”這時我身後砰的一聲，祥哥把留聲機的蓋子關上了，他對回過頭去的我，用發抖的幾乎是低吼的聲音說：“你聽見沒有？這時候還有人跑到美國去，就是最……最沒出息的！”
他說著一下子就竄出門外去了。
我氣得愣在那裡，我不氣祥哥，我氣我那沒有出息的爸爸和媽媽！
站了一會，我茫然地走出去。母親正和威康斯太太坐在小桌旁邊。這個每個酒會必到，每到必醉的美國女人，這時已經喝得半醉了。麻黃色的亂發垂在塗著厚粉的額前，口紅已經褪色了。她一手端著酒杯，一手夾著半截紙菸，對母親比劃著說，“告訴你，在美國會把你累死，除非你是百萬富翁。
在東京多舒服呵。日本下女多好，多聽話，什麼都替你做。我都發愁明年我們回國去怎麼過日子。要能把這些下女們像行李一樣捆起帶走多好……”她歪歪斜斜地做著捆人的姿勢，一杯酒全潑在桌子上了。她斜著眼對我遞過空杯子來：“好孩子，給我到你姑父那邊拿一杯威士忌梳打吧。 ”等我替她取了酒來回頭要走的時候，她卻把我抓住了，說：“謝謝你——你不是才十三歲嗎？都快有你母親高了。你一到了美國，喝了我們的濃牛奶，你就會長的更快。等我明年回去看你的時候，你該抹上口紅，穿上高跟鞋，交上男朋友了！ ”我就像讓她打了一個嘴巴似的，使勁地掙脫了，氣促地說：“我永遠也不會抹上口紅……”我一口氣跑到門外去，後面是梟鳥似地磔磔的笑聲：“中國女孩子臉皮真薄，一說交男朋友就羞得那樣子！ ”
我不想去找祥哥，我也更不想進展，我在院子裡找到了自己的車子，坐到車子裡去。我腦子里風車似地在轉：夠了，這就是我的前途！ “搽上口紅，穿上高跟鞋，交上男朋友”，“野蠻人”，“沒出息”……客廳裡燈光零亂，聲音嘈雜，侍者同下女們通過院子，在客廳和廚房門口匆匆地進進出出。我聽見他們咕噥著低聲地詛咒：“每次都得躺倒幾個人，都醉死完事！”
最後，天色大黑了，這些醉鬼們才拖著拉著地、一溜歪斜地出來上了車，一撥一撥地走了。我聽見姑姑在叫我，找我。接著父親和母親、姑姑都出來了，姑父跟在後面也喝得醉醺醺的。父親開了車門探頭進來，看見了我，就回頭對姑姑笑說：“找到了，這孩子這些日子怪得很——你們進去吧，我們走了。”
一路上父親開著車，母親默默地坐在他旁邊，我們誰也沒有開口。
到了家，林先生的破車子已經停在門前了。我不大喜歡林先生，他是台灣籍的華僑，我們的下女說他是搞黑市的。他每次來總帶走我們攢下的幾瓶洋酒、幾罐咖啡或是幾包白糖，來的時候也總是鬼鬼祟祟地同父親在書房里關著門說話，也許是算黑市帳！
父親和母親都進書房裡去了。我站在黑暗的院子裡，望著隔壁渡邊家紙門後面透出來的燈光，剛要邁步，忽然又縮回來了。自從我們要到美國去的消息說出去了以後，玲子對我也冷淡了！
渡邊玲子的父親是一個鐵路工人。玲子的母親前年去世了，從廣島接回來的、玲子的寡姐惠子，在替他們管家。玲子和我同歲，也只比我大幾天。她姐姐惠子有二十多歲了，不論晴天雨天屋里屋外，頭上總是包著頭巾；夏天也總是穿著長袖子的衣服，而且輕易不到門外來，碰見人總是把頭臉俯得很低，或是掉轉過去。
我們搬到她隔壁來住以後，我和玲子漸漸熟識了。有一次她悄悄地告訴我，她的姐夫是被原子彈炸死的，她姐姐也受了一身的傷。姐姐本來是不願意到東京來的，她不願意見人，後來因為這邊需要人幫忙，而且她身體越來越壞，不能再繼續做整天的工作了，才勉強回來的。一提起這事，玲子就咬牙切齒地恨美國人，說：“你沒有看見她一身的創疤呵，你沒有聽見她講過那年八月六日早晨八點十五分以後，廣島的人間地獄的情形呵，你說，美國人還是人嗎？”她還說：
“我父親到你們中國華北作戰過，作過八路軍的俘虜，他到現在提起日本侵略中國的事情心裡還慚愧。他說：'帝國主義就不是好東西！帝國主義使得日本人殺害中國人，又使得美國人殺害日本人，帝國主義不消滅掉，世界就沒有和平。'”她說著就拉起我的手，緊緊地握著。這時我真是從心底感到日本人民的可愛！
我們這條巷裡，有兩家的女孩子是“嫁”給美軍的，常有美軍的吉普車停在門口，院子裡曬著美軍的衣服。這兩個女孩子先後都跟著美軍回國了，玲子談起她們時就氣憤地說：
“我多恨她們又多可憐她們呵！她們等著在美國受罪吧，沒出息的人！”我說：“玲子，你再也不想到外國去吧？”她笑說：
“那也不一定，比方說，到中國去，那裡有你，有我的朋友呵。
你什麼時候回國呢？ ”
幾天以前，我父親忽然說我們就要到美國去了，台灣的簽證已經來了。母親還跑到學校去替我辦轉學書。我們的校長，美國天主教的姑奶奶，高興得很，對學生們誇說我多幸運，能夠到美國去上學，多少中國和日本的同學都羨慕我，但是，我看到，向我投來艷羨的眼光的人，都是我平日所最看不起的人，而對我顯出失望的神色的人，都是我平日所最喜歡的人，譬如祥哥和玲子，雖然他倆都不是我的同學。
我的心情壓得很沉重，我一定要對我父親母親表示我的態度——我不到美國去！
我跑進房子裡，砰地一聲把書房的門推開了。這是這座房子裡唯一的一間洋式屋子，牆上安著壁爐，父親和林先生坐在爐前，正在燒些什麼，母親站在桌邊清檢著一些信件。屋裡沒有開窗，還放下簾子，空氣又熱又悶，我就敞開門站在門邊。
他們三個人同時回過頭來，林先生只抬頭看了一下，仍舊燒他的紙，母親看著我的臉，說：“你要做什麼？有話進來說。”我關上門，雙手反握著門把，背靠著門站著，我心跳得厲害，急急地說：“我們去美國的事情，你們好好地想過沒有？
不能改變計劃嗎？人家都在笑話你們呢，說像你們這樣的人，最後還是到美國去——多沒出息！ ”父親看了林先生一眼，忽然很高興地大笑了起來。他們毫不在乎的態度使我氣憤，我大聲說：“你們沒聽見馮？就是和你們一塊喝酒的那班美國醉鬼，那個牛金，要用原子彈炸死我們中國人，他對中國人有多大的仇恨呵，我們還要去仇人的國家嗎？你們自己去吧——我是不去的！ ”母親的眼睛裡忽然充滿了歡喜的淚光，說：
“孩子，你不明白……”這時林先生站起來了，他的臉上忽然現出我從來沒有見過的慈愛和莊嚴，他向我伸出手來，我不由自主地順從地走了過去。林先生把我拉到身邊，撫著我的肩頭說：“你爸爸媽媽不是到美國去，是回到北京去——”我喜出望外地望著父親母親的臉，林先生又接著說：“不說到美國去，他們能拿到台灣的簽證嗎？能離開日本嗎？這事情你可不能說出去呵！現在你放心了吧？明天晚上我帶你去看一個中國電影，現在上樓睡覺去吧。”
這一夜，我躺在“它它米”上面，望著敞開的紙門外的滿天星斗，我向燦爛的星空伸出雙臂，彷彿要把即將看到的那個巨大的頭像，和他背後的密密層層的波浪式的人流，抱到我充滿了歡樂的胸懷裡。
第二天，我經過再三的考慮，同母親商量，要把我們回國的消息悄悄地告訴祥哥，並且和他一塊去看中國電影。母親想了一會，說祥哥是個很有主意的孩子，不會把這件事告訴姑姑和姑父的，她答應了。
我快樂地跑到姑姑家去。正好姑姑和姑父都不在家。祥哥開始還是不理我，當我笑著跳著悄悄地把這消息告訴他的時候，他就十分驚訝而又高興地看著我。他用兩隻手使勁地握住我的手，難過地說：“你們回去了，我呢？”我急不能待地跑來告訴他，原想讓他知道我們不是沒有出息的人，等到他難過起來，我又後悔不該讓他曉得了！
我安慰他說：“祥哥，'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只要你有心，將來你一定可以回去的！——不要難過了，晚上林先生要帶我去看一個中國電影，你跟我回家吧。”祥哥默默地跟我下樓，在這很短的時間裡，他彷彿變了一個人，沖天的怒氣沒有了，但是同時頭也垂下了，眼光也憂鬱了，我從心裡同情他！
林先生帶我們去的地方，是東京的蘇聯大使館，一座高大的白色樓房。樓下大廳堂皇得很，裡面坐著不少的人——有中國人也有日本人，大家彷彿都很熟悉，笑語紛紜。我們夾坐在林先生的兩邊——電燈滅了，奏出中國的音樂，銀幕上閃出發光的大字，是“中華民族大團結”。這彩色的影片上，祖國的河山多美麗呵，祖國的人民多興奮多快樂呵，尤其是其中的天安門前國慶節遊行的一段，偉大的毛主席，站在天安門上，向著快樂的人快樂地笑，興奮地招手。他的笑容是那樣爽朗，那樣慈祥，那樣豪邁，那樣充滿了鼓舞的力量！下面廣場上紅旗的海沸騰了，花朵的海沸騰了，人流的海沸騰了！我多感動多高興呵，我的眼淚流下來了。我看我們周圍的人的臉上，在明亮的影片反射的光亮中，也閃著歡喜的淚花。祥哥呢，他雙手直直地緊握著座位的兩邊，雙肩聳起，臉上嚴肅極了，說不上是悲還是喜……從這以後，就是一路回國的經歷了，這經歷可以說是十分順利的，那時正是東京一班熟人都出去避暑的時候，連姑姑一家也因為去了輕井澤，而沒有來送我們，這樣更好。因為我們坐的是印度船而不是美國船，是往西而不是往東！
第二年的國慶節，我已經是北京學校裡的初中生，而且參加了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面的儀仗隊。我激動的心情是你們想像得到的。當我筆直地站在整齊的青年隊伍裡，望著四圍的彩旗和鮮花的海，一簇一簇的人群，一架一架的巨大模型……上面是響晴的北京蔚藍的天空，前面是高大雄偉的天安門樓，我們親愛的毛主席和他的忠實的戰友，都站在那裡，等著我去向他們捧上我的一顆噴發著火花的熾熱的心！
這時我的心還真切地憶念到許多的奮鬥著要投到祖國懷抱的中國青年們，我所知道的不止一個兩個——像祥哥——而是有千千萬萬個。我是個過來人，雖然我的經歷比起別人來，是不值得一說的，比如說，從新加坡回來的同學，是只要一離開新加坡，就永遠不能回去，永遠和家里人斷絕了聯繫，而他們還是不顧一切地逃出那黑暗的環境，欣然地投入光明的、充滿了前途的、能以全心全力為人民服務的祖國懷抱中來——在萬眾歡騰的國慶節，我永遠記念著海外的那些中國青年，希望這一天的響徹雲霄的祝賀的聲音，會像海波似地捲到地球的每一片岸邊，給他們以莫大的激勵和鼓舞。
前面閱兵的儀式已快完畢了，人民解放軍各兵種的整齊威武的隊伍，已經浩浩蕩盪走過天安門，向著莊嚴的西山走去。
歌唱祖國的樂調奏起了。我挺起胸膛，昂起頭，眼睛注視著前方，和千千萬萬的祖國青年們在一起，邁開腳步，開始了我在天安門前的第一個國慶節。
歌合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