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的八年間，中國的文藝界決不是停滯的，當時的文藝作家是非常活躍的。抗戰初期，華北、上海、南京相繼陷入敵手，作家們也陸續隨著政府向內地轉移。有的人逆長江而上，從漢口赴重慶；有的人向北走從陝西進入四川；有的人從廣東去重慶；還有的人從香港繞道越南去昆明。當時的昆明、重慶、桂林就成為文學上三個重要的中心。這些人中有老舍、巴金、茅盾、郭沫若、田漢、沈從文、蘇雪林、馮沅君、曹禺、趙清閣、洪深、凌叔華、袁昌英、臧克家、徐遲以及其他很多作家。
強烈的抗戰熱情激動著每個作家的心。與此同時，流浪與轉徙，痛苦和艱難的環境，還有從未經歷過的數千里的長途跋涉，從西北的古道過劍門關；從西南的水路過三峽，都是他們未曾見過的異境天地——這些經歷都給予他們很豐富的創作素材。
在內地城市，不論哪個地方都組織成立了“文藝界抗敵協會”，各種文藝刊物如雨後春筍般地陸續刊行。戰爭期間，紙張非常少，質量也差，印刷也常常由於遭到砲擊而耽誤。儘管如此，文藝刊物並沒有休刊，而是繼續刊行。例如，重慶文藝界抗敵協會出版的《抗戰文藝》等，就是最漂亮最充實的月刊雜誌。
就每個人的創作而言，戲劇的創作最成功，收穫也最大。
曹禺的、《北京人》、；老舍的《國家至上》、；茅盾的《清明前後》；郭沫若的《屈原》；趙清閣的《此恨綿綿》等劇，都上演過並獲得好評，演出者的水平也有驚人的進步。在重慶，一到十月份就進入霧季，敵人停止轟炸，是開展戲劇活動的旺月。
長篇小說比較少。因為作家的生活不安定，所以不可能安下心來寫作。可是，短篇、中篇小說和散文、詩卻分外地多。例如老舍的《火葬》、；巴金的《憩園》、《小人小事》等等。此外，因為現在手頭上沒有書，想不起來的作品還很多。
我在抗戰期間，不論是在昆明還是在重慶都是住在郊外，又由於我的健康和家事的關係，同文藝界的人們接觸不太多，所以，不知道詳細的情況。我給中國文藝界的朋友們寫信，請他們以“抗戰八年間的中國文藝界”為題寫點什麼。就我自身而言，我認為這八年的抗戰給予文藝界的影響，正和二十九年前的五四運動一樣，是警鐘，是興奮劑，在文藝的土地上撒下了很多優良的種子。我相信戰後的生活安定下來以後，戰爭時期被埋沒的、被隱藏的很多作品將會陸續發表出來。
（劉平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