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子先生來信叫我為《文壇》寫稿，並說最好能作一小傳，真是一部二十四史，何從說起。十年前就有書店約我寫自傳，我沒有答應，我覺得我這個人並沒有寫自傳的資格。
“若有其事”的寫了出來，未免令人笑話，而且我的生命中，也沒有什麼太與別人不同的地方。還有，我總覺得以自己來敘述自己，描寫自己，主觀的情感奔放之餘，不免有兩種危險：一種是意識的不忠實，一種是下意識的誇大，這兩種毛病都會減少文字上的真和美。
六年前冬季，我在倫敦，找房子住，天天看廣告。有一次看到一條廣告，說是有一間廣大的臥房，帶有浴室，後面對街一個Ｂａｃｋｇａｒｄｅｎ。這Ｂａｃｋｇａｒｄｅｎ譯出來，就是“後花園”，至少也會像北平的“後院”，我欣然立刻去看，一看之下，大失所望。原來我意想中以為是“後花園”的，不過是一塊豆腐乾大的污濕的草地，用籬笆圍了起來，籬前放著雞籠和狗屋！
下午到女作家烏福女士（吳爾夫）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Ｗｏｏｌｆ）處喫茶，無意中提起這個笑話，我說，“我們中國的後花園，是可以'訂終身'的地方。再不濟也有一個亭子，幾盆花草，幾根樹。比如我們老家的後花園，在故家中，算是很小的，卻也比我今天所看的大到幾百倍……”她也大笑。從那裡我們就說中國的園林，中國的歲時節序，中國大家庭的種種風俗習慣，說到我的祖父，我的童年……她忽然說：“你為什麼不寫一本自傳，把這些都詳細的描寫下來，這對於我們外國人，一定是很有價值的。你趕緊寫，我替你翻譯。”我謝了她，說：
“難得你如此熱心，我回國後就開始，希望你不厭煩才好。”
我回國後不到一個星期，中日戰事就爆發了。在遷徙流離之中，我始終找不到寫長篇文字的時間。去年夏天又得到了烏福女士自殺的消息，寫自傳的興趣，也就減到零度。
不過和幾個學優生學、社會學的朋友談起，他們仍是鼓勵我寫，他們說一個人的遺傳和環境，和他個人的理想與成就，是有種可尋蹟的關係的，客觀地寫了出來，無論好壞，都有歷史上的價值。我想想倒也不錯，我是生在庚子年後，中國的一切，都有極大的轉變，假若只把自己當做一條線索，來聯絡起四十年來周圍一切的事實，也許可以使後人在歷史之外，得到一個更生動更詳盡的參考。而且在不以自己為中心的描寫之中，也許使“渺小”的我，敢於下筆。
我還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寫，一則在抗戰期間，故鄉隔絕，許多有關的文獻都找不到——例如祖父和父親的年譜——二則有些朋友預先斷定到這本自傳的失敗，說是關於有些事件，也許不會寫得太詳細，太忠實，不過我仍想嘗試，也許等到文獻易於收集，同時自己年紀再大一點的時候，我能夠更從容，更準確更客觀的寫了下來，使人知道在抗戰以前四十年中一個小小生命的社會背景。
因著蓬子先生的來稿，特自述我的願望如上。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八夜，歌樂山。
（本篇最初發表於《文壇》１９４２年５月第３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