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四年夏季，我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暑期學校裡，得到北平燕大一女同學的信，說“本年本校有一位同學，沈驪英女士，轉學威爾斯利大學，請你照應一下。”
我得著信很歡喜，因為那年威大沒有中國學生，有了國內的同學來加入，我更可以不虞寂寞。
暑假滿後，我回到威大，一放下行裝，便打聽了她住的宿舍，發現她住的地方，和我很近，我即刻去找她，敲了屋門，一聲請進，燈影下我看見了一個清癯而略帶羞澀的臉。說不到幾句話，我們便一見如故了。我同她雖沒有在燕大同時，但是我們談到我們的教師，我們的同學，我們的校園，談話就非常親切。當天晚上，我就邀她到我的宿舍裡，我從電話裡要了魚米菜蔬，我們兩個在書桌上用小刀割魚切菜，在電爐上煮了飯。我們用小花盒當碗，邊吃邊談，直留連到夜深——我覺得我歡喜我這位新朋友。
那一年我們大家都很忙，她是本科一年生，後修功課相當煩重，我正在研究院寫畢業論文，也常常不得閒暇，但我們見面的時候還相當的多。那時我已知道她是專攻科學的。但她對於文學的興趣，十分濃厚。有時她來看我，看我在忙，就自己翻閱我書架上的中國詩詞，低聲吟誦，半天才走。
威大的風景，是全美有名的。我們常常忙中偷閒，在湖上泛舟野餐縱談。年青時代，總喜歡談抱負，我們自己覺得談得太誇大一點，好在沒有第三人聽見！她常常說到她一定要在科學界替女子爭一席地位，用功業來表現女子的能力。她又說希望職業和婚姻能並行不悖，她願意有個快樂的家庭，也有個稱心的職業。如今回想，她所希望的她都做到了。只可惜她自己先逝去了！
十五年夏，我畢業回國，此後十九年中便不曾再見面，只從通訊裡，從朋友的報告中，知道她結了婚，對方是她的同行沈宗瀚先生，兩個人都在農業機關做事，我知道驪英正在步步踏上她理想的樂園，真是為她慶幸。
去年這時候，我剛從昆明到了重慶，得了重傷風。在床上的時候，驪英忽然帶了一個孩子來看我。十餘年的分別，她的容顏態度都沒有改變多少，談起別後生活，談起抗戰後的流離，大家對於工作，還都有很大的熱誠。那時婦指會的文化事業組的各種刊物，正需要稿子，我便向她要文章，她笑說，“我不會寫文章，也不會談婦女問題，我說出來的都是一套陳腐的東西。”我說，“我不要你談婦女問題了，我只要你報告你自己的工作，你自身的問題，就是婦女問題了。”她答應了我，暮色已深，才珍重的握別，此後她果然陸續的寄幾篇文章來，分發在《婦女新運》季刊和周刊上，都談的是小麥育種的工作，其中最重要，最能表現她的人格的，便是那篇《十年改良小麥之一得》。
今年春天的一個星期日下午，她又帶了一個孩子來看我，據她說沈宗瀚先生就在我們住處附近開會，會後也會來談論。
那天天氣很好，大有春意，我們天東地西，談到傍晚，沈先生還不見來，她就告辭去了，那是我們末次的相見！
本年十月裡在報紙上，忽然看到了驪英逝世的消息，覺得心頭冰冷，像她這樣的人，怎麼可以死去呢！
無論從哪一方面看，驪英都是一個極不平常的女子。我所謂之不平常，也許就是她自己所謂的“陳腐的一套”。女科學家中國還有，但像她那樣肯以“助夫之事業成功為第一，教養子女成人為第二，自己事業之成功為第三”的，我還沒有聽見過。這正是驪英偉大之處，假如她不能助夫，不能教養子女，她就不能說這種話，假如她自己沒有成功的事業，也就不必說這種話了。
在《十年改良小麥之一得》一文裡，最能表現驪英工作的精神，她相信我們婦女的地位，不是能用空空的抗議去爭來，而是要用工作成績來獲取的。驪英和我談到種種婦女問題，她常常表示，“婦女問題，已過了宣傳時期，而進入工作時期”。她主張“女界同志一本自強不息精神，抓住社會埋頭苦幹”，她主張“自問已勞盡力為國家服務，而不必斤斤於收穫之多少”。這種“不問收穫，但問耕耘”和“多做事，少說話”的態度，也是驪英最不平常之處。
驪英對於她工作的成就，處處歸功於國家之愛護與友人之協助，我覺得這一點也不平常。抗戰期間，普通是困苦的環境多於順利的環境，而有的人很頹喪，有的人很樂觀，這都在乎個人的心理態度。驪英是一個“已婚女子”，以“生育為天職”，同時又是一個“公務員”，“親理試驗乃分內事”，在雙重的重負之下，她並不躲避，並不怨望，她對於下屬和工友，並不責望躁急，並不吹毛求疵，她處處表示“欽慰”，表示“這工友不可多得”，她處處感謝，處處高興，這是她平日精神修養的獨到處，使她能夠以“自信心與奮鬥力與環境合作，渡過種種的難關”。
最後她積勞成疾，“臥床兩月，不能轉動，心至煩躁不耐”，這是我對她最表同情的地方。我年來多病，動輒臥床休息，抑鬱煩躁，不能自解。而驪英卻能“看得淡，看得開”，以“臥病實與我為有益”。因為她以生病為讀書修養之機會，這也是常人所不及之處。她的結論是“我等當保養體力爭取長時間之勝利，不必斤斤於一日之勞逸而貽終身之痛苦”。這是句千古名言。我要常常記住的！
今天是重慶婦女界追悼驪英的日子，驪英是最值得婦女界追悼的一個人，我願意今日的婦女青年都以驪英的言行為法。我自己又是因病不到會，但是在床上寫完了這一篇追悼的文章，心裡稍稍覺得溫暖。我萬分同情於沈宗瀚先生和他們的子女，我相信在實驗室裡，在家庭中，在她許許多多朋友的心上，她的地位是不能填滿的！然而驪英並沒有死，她的工作永存，她未竟的事業，還有沈宗瀚先生來繼續，她對於婦女界的希望，我們要努力來奔赴，驪英有知，應當可以瞑目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歌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