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四點鐘，放了學回家，一進門來，看見庭院里數十盆的菊花，都開得如雲似錦，花台裡的落葉卻堆滿了，便放下書籍，拿起灌壺來，將菊花挨次的都澆了，又拿了掃帚，一下一下的慢慢去掃那落葉。父親和母親都坐在廊子上，一邊看著我掃地，一邊閒談。
忽然僕人從外院走進來，遞給我一封信，是一位舊同學寄給我的，拆開一看，內中有一段話，提到我做小說的事情，他說“從《晨報》上讀尊著小說數篇，極好，但何苦多作悲觀語，令人讀之，覺滿紙秋聲也。”我笑了一笑，便遞給母親，父親也走近前來，一同看這封信。母親看完了，便對我說，“他說得極是，你所做的小說，總帶些悲慘，叫人看著心裡不好過，你這樣小小的年紀，不應該學這個樣子，你要知道一個人的文字，和他的前途，是很有關係的。”父親點一點頭也說道，“我倒不是說什麼忌諱，只怕多做這種文字，思想不免漸漸的趨到消極一方面去，你平日的壯志，終久要銷磨的。”
我笑著辯道：“我並沒有說我自己，都說的是別人，難道和我有什麼影響。”母親也笑著說道，“難道這文字不是你做的，你何必強辯。”我便忍著笑低下頭去，仍去掃那落葉。
五點鐘以後，父親出門去了，母親也進到屋子裡去。只有我一個人站到廊子上，對著菊花，因為細想父親和母親的話，不覺凝了一會子神，抬起頭來，只見淡淡的雲片，擁著半輪明月，從落葉蕭疏的樹隙裡，射將過來，一陣一陣的暮鴉咿咿啞啞的掠月南飛，院子裡的菊花，與初生的月影相掩映，越顯得十分幽媚，好像是一幅絕妙的秋景圖。
我的書齋窗前，常常不斷的栽著花草，庭院裡是最幽靜不過的。屋子以外，四圍都是空地和人家的園林，參天的樹影，如同曲曲屏山。我每日放學歸來，多半要坐在窗下書案旁邊，領略那“天然之美”，去疏散我的腦筋。就是我寫這篇文字的時候，也是簾捲西風，夜涼如水，滿庭花影，消瘦不堪……我總覺得一個人所做的文字和眼前的景物，是很有關係的，並且小說裡頭，碰著寫景的時候，如果要摹寫那清幽的境界，就免不了用許多冷澀的字眼，才能形容得出，我每次做小說，因為寫景的關係，和我眼前接觸的影響，或不免帶些悲涼的色彩，這倒不必諱言的。至於悲觀兩個字，我自問實在不敢承認呵。
再進一步來說，我做小說的目的，是要想感化社會，所以極力描寫那舊社會舊家庭的不良現狀，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覺，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說得沉痛悲慘，就難引起閱者的注意，若不能引起閱者的注意，就難激動他們去改良。何況舊社會舊家庭裡，許多真情實事，還有比我所說的悲慘到十倍的呢。我記得前些日子，在《國民公報》的《寸鐵》欄中，看見某君論我所做的小說，大意說：獨憔悴》小說，便對我痛恨舊家庭習慣的不良……我說只曉得痛恨，是沒有益處的，總要大家努力去改良才好。
這“痛恨”和“努力改良”，便是我做小說所要得的結果了。這樣便是藉著“消極的文字”，去做那“積極的事業”了。
就使於我個人的前途上，真個有什麼影響，我也是情願去領受的，何況決不至於如此呢。
但是宇宙之內，卻不能夠只有“秋肅”，沒有“春溫”，我的文字上，既然都是“苦雨淒風”，也應當有個“柳明花笑”。
不日我想作一篇樂觀的小說，省得我的父母和朋友，都慮我的精神漸漸趨到消極方面去。方才所說的，就算是我的一種預約罷了。 （本篇作於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５日，最初發表於北京《晨報》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１１日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