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三峽記》，晉永權著，將由三聯書店出版，該序因故未被收入。
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中國水庫移民史，是一部令人心酸而悲愴的歷史。上千萬的水庫移民（幾乎全部是農民）在過去、現在和可以預見的未來，被迫放棄家園，為一部分人的幸福生活，為中國的現代化原始積累，為防災減災，為政治運動，為好大喜功，為瞎指揮亂決策，為官僚主義，為貪污腐敗付出代價，並繼續付出代價。我們可以在晉永權的三峽水庫外遷移民的照片中看到這個情景。茫然而憂傷的眼神，泓泓東去不容逆轉的渾黃江水，無力無奈無助，盡在不言之中。
我們在檢索和梳理這個歷史的時候，心情不免沉重。
先看看水庫是怎麼建起來的。
1990年代初開始，我研究三峽工程，研究中國治水，才知道1958年全民總動員，除了有一個“鋼鐵大躍進”，還有一個“水利大躍進”，1970年代初又有一個“水利小躍進”。 “大躍進”加“小躍進”，一共修了多少座水庫？根據1973年底統計，全國有10萬立方米以上的水庫70364座，其中大型水庫238座、中型水庫1802座、小型水庫68279座；10萬立方米以下的水庫則有10萬座之巨。也就是說，1958年前後到1973年，15年多的時間裡，中國至少修建了17萬座水庫！當然其中相當多數的水庫建好後不能運行，或垮壩，或因病險而廢棄，到了1990年統計，全國祇剩下83387座水庫，其中庫容大於1億立方米的大型水庫366座，1000萬至1億立方米庫容的中型水庫2499座，1000萬立方米以下庫容的小型水庫80522座。無論是17萬座，還是83387座，都是世界第一。
由於地理和天象的原因，中國是個洪澇災害的多發國。從結果上看，1958年以來的龐大的無以復加的水庫建設，是執政者對洪澇災害的過度反應。其內在原因，我想，大概是1954年長江、淮河的特大洪水，激發社會動盪，給剛剛奪取政權的當政者留下了極端恐懼的記憶。所以1950年代以來，中國治水的總方略是“以蓄為主，蓄洩兼籌”，加上征服自然、改造社會的強大自信，鞏固新生政權，企圖一勞永逸地解決洪澇災害問題。大量建水庫，自然有大量土地淹沒，水庫移民問題由此而生。
我國水庫最多，水庫移民有多少呢？官方資料說，水庫移民有1500萬，估計也是世界第一，其中三峽工程的移民數，據官方最新披露，可達120萬，占到近半個世紀以來總移民數的十分之一左右。可以斷言，像三峽工程如此宏大的水庫移民前無古人，肯定後無來者。需要特別指出的是，120萬三峽水庫移民（全國人大批准的三峽工程初步設計報告的移民數是113萬人，不知不覺中增加了7萬人）是按照海拔175米蓄水位、177米移民遷移水平線、182米安置建設線核定的，可是三峽水庫是河道型水庫，蓄水線是一個逐漸升高的曲線，有人計算，水位大概每100公里升高7米。水庫從湖北宜昌的三鬥坪三峽大壩到到重慶涪陵的李渡鎮，距離是493.9公里，二期工程海拔135蓄水，到李渡鎮時水位升至海拔169.7米，落差34.7米，如果海拔175米蓄水，落差到底有多大？三峽工程技術委員會主任潘家錚院士說，那個落差“是天然落差”，三峽蓄不蓄水都一樣。潘家錚院士的說法可以解讀為：三峽水庫蓄水以後，水面不是曲面，而是平面；庫尾不會壅水抬高。但是官方135蓄水的數字證明，潘家錚院士的說法不能成立。
接下來的問題是，135蓄水時，李渡鎮水位169.7米，如果175蓄水，李渡鎮的水位是多少？還有距李渡鎮更遠的長壽區和重慶市區的水位是多少？還是177米？只要超過177米移民遷移線，移民人數就會增加，移民費用就會增加。問題的實質是，海拔177米移民遷移線是一個不能動搖的水平線，120萬三峽水庫移民是按照這個水平線核算的，可以肯定，175蓄水以後，再加上運行淤積，庫區尾部會大大地翹起來，大部分地區淹沒水位會遠在177移民遷移線以上。這樣，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三峽工程的移民肯定超過120萬！也就是說，還有比世人所知道的更多的人被強制性移民，而且可能攤薄整個移民費用。
像所有的糊塗賬一樣，三峽移民數到底是多少也是一筆糊塗賬。是利益集團故意搞的糊塗賬，還是因為事情繁雜壓根兒搞不清楚，存疑。以我對三峽工程決策歷史的探察和開工以後的長期跟踪，我更傾向於前者。
我曾經和三峽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兼國家移民局局長李伯寧不止一次交流過，三峽工程一百幾十萬移民怎麼移？他是“三峽開髮型移民”的倡導者和大力推動者，甚至說三峽移民是“李伯寧工程”。湖北、四川、重慶都對他有意見，說老爺子太主觀，不了解三峽庫區的實際情況。 “三峽開髮型移民”的移民方式是“就地後靠”，就是人往高處走。李伯寧拍過胸脯，說三峽移民一定能就地安置。許多人反對這項移民政策，說三峽地區都是高山峽谷，生存容量有限，不可能容納那麼多移民。曾經擔任過重慶市市委書記，後來擔任四川省省長的蕭秧就當著我的面，多次批評李伯寧的三峽移民政策不可行，不管李伯寧領導的國家移民局怎麼強調，他還是眼睛向外找出路。但是，說老爺子不了解實際情況是冤枉。李伯寧曾經是擬議中的三峽省的省委書記，還在籌備期間，他就組織拍了《窮山的呼籲》，極言三峽庫區農民的惡劣生存境遇，在北京引起很大的震動。
說李伯寧不了解移民工作和歷史也不對，他從1950年代初就在水利部負責移民工作，而且一輩子沒離開過水利，沒有離開移民問題。他對1949年以後的1000多萬水庫移民有“三個三分之一”的評價：三分之一生活不錯，三分之一勉強生存，三分之一沒有安置好。實際上，真正安置好的只有三分之一。那麼李伯寧為什麼偏要堅持“就地後靠”、“就地安置”的三峽移民政策？為什麼“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事實上今天大量三峽移民外遷，似乎在證明李伯寧錯了。事情沒那麼簡單。了解中國水庫移民史的人都知道，被強迫的外遷，並不意味著不返遷，水庫移民外遷的歷史，也是水庫移民返遷的歷史。我手裡沒有返遷的具體數據，但是知情人說，不是個小數字。不需要在歷史上找依據，三峽外遷到海南、新疆、黑龍江等地的移民返遷就是明證。很多時候，返遷的理由與生存容量沒有必然的聯繫。
我沒有跟李伯寧深入地探討過“開髮型移民”政策的由來，但是我相信與移民的歷史及其籠罩在歷史之上的陰影有關。他曾經心有餘悸地回憶說，“文化大革命”期間，搞運動的主力是新安江等地沒有安置好的水庫移民，特別是外遷後又返遷的移民，揪鬥水利部領導最兇的也是這些人。新安江水庫（1957—1960）建設開1949年以來、也是開中國有史以來大型水庫移民之先河，移民總數30.6萬。新安江水庫分三個階段：1956—1957年試點階段，1958—1960年大規模遷移階段，1961年以後的調整階段。問題出在了1958年以後。當時政府的移民口號和方式是：“多帶好思想，少帶舊家具”，“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一把鋤頭，一副鋪蓋，徒步行軍”（牟默蔡文楣《新安江移民的歷史回顧》）。結果移民費用增加了一倍，遺留問題至今。有人說，美麗的千島湖水是新安江水庫移民的淚水積攢而成的。
1980年代初建成葛洲壩之前，中國水壩有三大明星，除了新安江之外，還有三門峽水庫、丹江口水庫。三門峽水庫（1957—1960）、丹江口水庫（1958—1964）都是1958年正式啟動的，移民的數量，前者41萬，後者38萬。 2003年南水北調工程啟動，丹江口水庫大壩加高，增加移民22.4萬。這22.4萬移民中，很多人是丹江口水庫移民的二次、甚至三次移民。順便提一句，南水北調工程的提出不晚於丹江口水庫，某種意義上說，丹江口水庫就是為了實現南水北調工程而修建的，但是顯然規劃不充分，增加了移民。這兩大水庫移民的命運跟新安江水庫移民一樣，極少的補償，粗暴而虛偽的動員，沒商量地強行遷移。現在情況如何？我2001年去丹江口水庫庫區，那裡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貧窮”。而且是幾十年的貧窮。
三門峽水庫的情況更糟。三門峽水庫曾經是“亞洲第一壩”，由中共中央委託蘇聯人設計。這個水庫可能是人類現代化歷史上最具有悲劇性質的水庫，它幾乎就是蠻橫、虛妄、自負、好勝導致災難的代名詞。 2003年渭河洪災，洪水量並不大，關中平原卻遭到了滅頂之災，禍根是三門峽水庫，以至討論是否炸毀三門峽水庫。今天檢索三門峽水庫的醞釀、辯論和建設過程，頓生感慨，讓我相信“命定”一說。三門峽水庫所引起的可能的災害，當時都預見到了，包括“大壩高水位方案”誘發的移民問題，有人提出“不但是經濟問題，而且是政治問題”（尚蔚《忍對黃河哭禹功》）。
事過48年，我們暫時不管三門峽水庫是否該建等治水思想問題，先來追究三門峽移民問題。我把材料處理下來，發現三門峽水庫已成定論的移民數量仍然存有大疑點。
我們知道，三門峽水庫開工半年後，剛從大學畢業不久的技術員溫善章反對360米蓄水位的高壩方案，提出“低壩小庫，滯洪排沙”、正常蓄水335米的方案，少淹沒，少移民，少花錢，上書中央和水利部，受到周恩來的重視，他指示水利部組織專家討論這個“小青年方案”。這場討論，歷時半個月，實際上是圍繞著黃河治水思想、三門峽水庫蓄水位、排沙還是攔沙等重大問題的大辯論。
關於移民，335米方案移民數不超過15萬，360方案90萬人，周恩來主持修改方案後，移民數降至31.89萬，由於庫區大範圍塌方，抬高水位，移民增加至40.38萬。目前我們看到的正式資料確定為41萬。三門峽庫區淹沒陝西、山西、河南，主要是陝西。根據最新的資料，到1989年，光是陝西省境內的移民就達到了43萬人，其中是否包括15萬返遷移民未可知（尚蔚《忍對黃河哭禹功》）！而且移民生活極端貧困。生生在“天府之國”的關中平原造出了幾十萬貧困農民，今天還存在著嚴重的社會問題。但是許多當事人沒有受到應有的歷史追究和良心譴責。
我們今天還不得不為過去的錯誤決定承擔後果。我所知道的水庫，大多數都有嚴重的“移民後遺症”，無論是宏觀決策還是技術安排，都沒有把庫區移民這“天大的事”當回事，給不給錢給多少錢，到了移民這兒沒商量，也沒你談判的份兒；你要是不走就攆你走，反抗、上訪就抓起來。中國的水庫移民挺倒霉的，1958年至1970年代的水利工程遇到的是好大喜功的製度性狂妄，現在好了，遇到的是製度性狂妄加腐敗。我1992年、1997年兩度下三峽庫區，我認識的負責移民的干部很多出了問題，都跟貪污腐敗有關。重慶市一位負責移民的官員告訴我，移民款是“唐僧肉”，誰都想咬一嘴。不算配套投資，光是國家移民投資就將近一千億，那麼多錢，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曾跟一位三峽庫區地級市的市委書記吃飯，他氣哼哼的，剛接了個電話，說一些移民到市政府請願，他在電話上指示：“把他們都抓起來！把他們都抓起來！”
我粗線條地梳理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中國水庫移民歷史，無非想告訴讀者並提醒當政者，三峽工程還有兩年就要全部完工了，完工僅僅是三峽移民問題、甚至可以說是三峽移民噩夢的開始。我還想告訴讀者，晉永權通過圖片所描述的三峽移民，是在什麼樣的歷史和製度背景下遷徙的，他們的命運被許多無形的東西操控著。他們無可奈何。他們只能認命。晉永權這部書的書名叫《出三峽記》，有“出埃及記”的意境，不過，我相信他一定知道，帶領三峽移民順江而下，背井離鄉的人不是摩西；半個多世紀以來，1500萬水庫移民的隊伍中沒有摩西。
晉永權是我的同事。他拍攝過三門峽移民，而且跟踪拍攝了好幾年三峽外遷移民。 《出三峽記》是他多年心血的集萃。我為他悲天憫人的情懷所感動。他有一幅著名的照片：在一艘移民船上，一個光著脊樑的移民背對著鏡頭——長江下游移入地，望著漸漸遠離的故鄉。我看不見他的表情。我猜他在想什麼。我真想知道他在想什麼。
2005年4月2日於北京雙泉堡花虎溝